从1998年到2003年，农凯集团进行了大扩张，先后设立、收购了10多家关联企业。这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都由农凯集团办公室保管，各公司要用印章都需要填写《农凯集团印章申请单》，而这些申请单都得由周正毅亲自过目。至此，周正毅正式构造起“农凯帝国”，而他就是这个“帝国”的至尊者。这个“王”很精明，牢牢地抓着他的权杖，即公司的印章。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除了自己，他谁都不信任。
与此同时，农凯集团又进军了上海的房地产业。在这方面，周正毅完全体现出乘人之危的精明。他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楼兴业大厦，投入1亿元，使其完工并进行装修，到2003年，兴业大厦已升值至5亿元。另外，他又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也投入1亿元使其完工并进行装修，据说伦敦广场也使农凯集团获利5亿元。两战房市又大获全胜，这让周正毅朝着更大的目标迈进。
周正毅在股市里堪称“大黑庄”。股市里坐庄需要大量的钱，而那时银行里流出来的钱是不能随便进入股市的，所以周正毅需要大量现金来坐庄股市。为获取银行贴现资金，他开始使用虚构交易的手法。从1999年1月到2003年5月，他安排农凯集团旗下的各关联企业虚构购销合同，进行电解铜的循环交易。在“交易”中虚开增值税发票，并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用交易之名到银行贴现。这叫啥交易？东西就在“农凯系”内部的公司间倒来倒去，肥水不流外人田？非也，倒来倒去，就使现金源源不断进入到农凯集团账上。为了不让银行看出破绽，农凯集团的原财务部经理戴某向周正毅献计，动员一家外单位一起循环，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周正毅立即采纳此妙计，派人去收买利源公司、农投公司，让这两家公司参与循环，并向银行去贴现。不过弄到最后，这两家企业也成了农凯的关联企业，成了“农凯系”的一部分。
从审计报告中可以看出，农凯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实际购销电解铜只有14.86万吨，而通过其旗下的16家企业及两家外单位公司的245个循环，账面上购销的电解铜就达到了199.7万余吨。这种虚假的交易有巨大的好处，周正毅在交易中开了4.02万份增值税发票，其中直接用于申请贴现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的增值税发票多达8400多份。农凯集团就是用这种手法向银行贴现84.22亿现金，扣除利息后实得82.3亿元。农凯要这么多现金干什么？我们来看这些现金的去向：19.58亿投入了证券公司账户进行炒股，9.98亿用于归还贷款，企业内部使用了22.1亿，其他的钱则被用于归还到期票据等事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钱除了用在“农凯帝国”的运营外，主要就用于炒股。傻了吧？这样的妙计，只有“神仙才子”方能想出，真是“天下枭雄谁敌手”？
光炒股坐庄当然不足以让“周才子”满足，还得弄个上市公司玩玩，像吕梁那样把炒股与资产重组结合起来。于是2001年11月，周正毅安排旗下农产化、农投两家公司与上海轻工控股公司签订协议，农产化受让轻工控股手中15%的英雄股份股权，农投公司则向轻工控股交付股权转让收益金（“壳费”）3000万元。双方商定，如果收购英雄股份不成，这3000万的“壳费”将不再返还。可收购这15%的股权需要2亿多资金，周正毅当时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周天才”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别人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主意，他能想到：买你的东西用你的钱。买英雄股份公司的股权，让英雄股份公司拿钱。这是啥妙计？不怕俺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这主意太妙了，在私有制下完全是天方夜谭，可在公有制下就不同了。吕梁号称文化人，却输在不能看透人性的弱点，而周正毅文化水平不高，却能看透这点。英雄股份的老板是国家，总经理只不过是个“售货员”，收买那个售货员，把老板的东西白送你都没问题。周正毅掐准了公有制的这一弱点，马上派出农投公司总经理唐海根去收买这个“超级售货员”--英雄股份的总经理翟世强。
“好哇，我给你钱，买我的东西（国家的资产）。”翟世强似乎早就等着这一收买行动。当时农投公司与英雄股份在上海金山亭林镇合作搞一个生猪屠宰项目。为这一项目，翟世强向国家申请补助资金。1亿元的补助资金一到英雄股份的账上，没有流向生猪屠宰项目，马上被划到农凯旗下的农产化公司的账上。只有1亿，还有1亿咋办？农产化为此再向上海英雄实业公司借1.065亿。借什么借呀？我“好人”做到底。英雄股份的翟世强也不经过董事会讨论，马上从英雄股份的账上划了1.065亿给农产化。这样完全由英雄股份出钱，把英雄股份的资产卖给农凯集团的荒诞故事，在周正毅、唐海根和翟世强的导演下，圆满完成。这样的交易只能让人感叹：中国之大，无奇不有！
农凯集团在内地玩坐庄玩重组还不够，还得玩出个国际名声。2002年农凯收购两家香港上市公司，2002年1月，周正毅以6180万港元收购了盈荣集团74%的股权，收购后股票更名为上海商贸。周正毅的妻子出任上海商贸董事局主席。当年周正毅又甩出15亿港元巨资，从李嘉诚的和记黄浦和爱立信等公司的手中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的59.98%的股份。两次收购使周正毅在财经界名声大振，出尽风头。
周正毅真有那么多钱在香港大肆收购吗？别担心，掐着公有制软肋的他可有办法哩。1997年前后，周正毅就盯上了上海商品交易所总会计师、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部负责人黄锡熊。他深知这是个来钱的主儿。在几次交锋之后，黄锡熊终于顶不住，受贿的大门向周正毅敞开：接受了周正毅的一对“雷达”牌石英表和2万港币。2001年3月，黄锡熊和周正毅一起去杭州给黄锡熊买房子。黄锡熊当时还有些胆小，让周正毅用自己的名字购买，然后“借”给他住。周正毅立即照办了，一次性付掉100多万元，又给了20万元让黄锡熊进行装修。后来黄锡熊测得房子实际面积比合同上的面积小，从房产公司要回了3.6万多元，当然他没退还给周正毅，而是让自己的弟弟存了银行。拿了钱和房，黄锡熊就替周正毅办事。2001年5月到8月，上海商品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1.7亿资金，以“国债回购”的名义，被划入西南证券公司上海定西路营业部等机构，随后就被转入“农凯系”旗下的账户中，供周正毅炒股。
有时候周正毅会嫌划来划去麻烦，干脆直接买通银行人员。2001年春节前，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王沪军应邀来到周正毅的办公室，周正毅塞给他一个纸??，里面有40万元现金。于是春节后，“农凯系”旗下的某公司就违规获得9亿元银行贷款。如果用9亿元炒股，一个来回，交个手续费还不止40万元呢，这“生意”做得太划算了。这就叫“公私分明”，公有制的漏洞大着哩。
然而万事均有荣枯时，“殆天数，非人力”。“周氏帝国”最终也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2003年上海静安区“东八块”58号地块的2159户拆迁代表沈俊生等6人，状告静安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周正毅涉嫌违法交易。5月28日，也就是周正毅被司法机关带走两天后，此案在静安区法院开庭。此外，有消息说，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也在香港被扣押。据说周正毅在被拘捕前曾向上海科委捐了2000万元的现金，有人认为周正毅已预感到劣迹将败露，想破财消灾。但花钱未必能消灾，区区2000万元，对一个2002年靠不正当手段爬上中国富人榜第11位、2003年位居第13位的富豪来说，根本不可能消灾。2003年，人们对周正毅资产的评估是25.8亿元。
2003年12月2日，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被送上了香港西区裁判法院第一法庭的被告席。香港廉正公署起诉她，在2002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期间，与钟秀玲、林启声、张柏友等人，伙同周正毅进行诈骗，制造上海地产股票交易活跃的假象。据说周正毅以每股0.83港元收购上海地产87%的股权，而按香港联交所规定，单一大股东的股权不能超过75%，超过部分得按市价配售给投资者。但毛玉萍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几个经纪人倒来倒去，炒高股价。
2003年8月底，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上海银行、华夏银行等债权银行组成委员会，清点农凯集团各公司的抵押资产，贴了30多个封条，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
2004年6月1日，上海第一中级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周正毅3年徒刑。为什么会判得这么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操纵股价的上限是判5年，而周正毅只操纵了徐工科技一只股票，如果判他5年，那同时操纵几只股票股价的人，该如何判呢？
不过“周天才”坐牢也“妙计”横生，不太平。在2003～2006年在被羁押和服刑期间，上海看守所所长黄健和上海市监狱局管教干部傅克琥、王争鸣、俞金宝等人又被他收买了，为他提供特殊的便利。2007年8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虹口区人民法院对被收买者作出一审判决。原看守所所长黄健受贿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其妻也因共同受贿获刑3年，缓刑3年。其余一些受贿看守人员，分别被判2年有期徒刑。或许黄健心里很不服，周正毅才坐3年牢，我受点贿却要坐11年。有啥好不服的，公司越大，产品的成本会越低；名声越大，犯罪的成本或许也会越低哩。小毛贼才是真正的贼，股市里的大盗，那叫“资本运作”。
周正毅付出的成本也实在太低了，如果仅付出3年的牢狱成本，那法律还有啥公正可言？所以周正毅被第二次抓进去了。2007年11月3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农凯集团和周正毅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农凯集团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罪并罚，罚人民币335万元；认定周正毅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有期徒刑16年。宣判后，农凯集团和周正毅都不服，2007年12月10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8年1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这次，法院维护了自己的公正。
陈久霖海外豪赌中航油
在国内爆仓破产纷乱之际，一声巨响从海外传来。坐庄内地股市或许“我是流氓我怕谁”，然而世界大着哩，到海外投机，那得有真本事，没本事的投机那叫“赌博”，赌大了叫“豪赌”。
2004年12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了中国航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在石油期货交易中损失5.5亿美元的消息，世界市场一片哗然。人们很奇怪，中航油拥有行业进口权的垄断地位，是无风险赚钱的公司，咋会出这种事儿？况且中国法规又禁止国有企业参与投机性期货及其衍生品交易，而新加坡市场也一向以监管严格闻名。在10年前发生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中，新加坡监管当局曾多次发出风险警告，而中航油巨亏怎么没有一点儿征兆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按中国现行制度，内地仅有7家企业被允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从事期货交易，中航油不属于这7家企业。此外，中航油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损失2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要提交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评估；累计损失超过35万美元的交易必须得到总裁的同意，才能继续交易；任何导致50万美元以上损失的交易将自动平仓。中航油共有10位交易员，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出现极端性亏损，最大损失也就500万美元。5.5亿美元，这么巨大的数字哪儿来的？
这得从43岁的陈久霖说起。陈久霖是湖北黄冈市浠水县宝龙村人。这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离县城有30里路。陈久霖是这个村子里飞出来的“凤凰”，他是村子里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金娃子”。在北京大学他学的是越南语。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越南，而是去了新加坡的中航油船运公司。在新加坡的中航油原本只占母公司进出口总量的2%，陈久霖到新加坡后，说服母公司，将石油运输企业转型为石油贸易公司，为母公司系统的所有用油户采购石油。3年后，中航油的采购量占到了中航油总公司系统全部用油量的98%以上。于是一个“神话”诞生了。
1997年，在新加坡的中航油是一家只有21.9万美元资产的奄奄一息的小公司，陈久霖把它搞成了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的石油贸易公司，并且最终在新加坡股市上市。2003年中航油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总资产将近30亿美元。陈久霖扩张中航油的传奇“神话”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赞誉，比如2002年3月，中航油被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评为该年度“透明度最高的56家企业”之一；2004年中航油进入标准普尔中国海内外上市企业第40位；2004年3月入选道琼斯新加坡蓝筹股等。陈久霖创造中航油的“神话”作为经典案例，被编进了新加坡国立大学MBA教材。
陈久霖神奇拯救中航油，凭此事足以评他个劳动模范。不过商界不信这个，信的是给钱。于是陈久霖在新加坡名震一方，被公认为“中国的打工皇帝”，其2002年税后年薪高达49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2352万）。太不好意思了，为人民服务嘛，毕竟拿的是国家的工资。2003年，陈久霖主动向董事会要求下调年薪。
新加坡中航油规模的急剧膨胀，也膨胀了陈久霖的自我感觉，他还真把自个儿看成了“商界领袖、业内师首、同行班头。”不过他忘了，他不是经营私企，而只是为国家打工。作为“领袖型”人物，搞个企业算什么呢？得搞资本运作哇。买卖现货多没劲，炒期货才能登上业界的顶峰。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飙升，陈久霖看上了快速赚钱的原油期货。国家的确也介入了原油期货的交易，不过从来没委托陈久霖买卖，如此大任不降在他身上，惹得他“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既然国家不把重任压在他肩上，他只好自己施压了。
新加坡市场有个国内监控的空白点：场外交易的期权合约。2003年下半年，陈久霖用中航油的名义，向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格理银行大量卖出看涨期权合约。这些合约都是在场外一对一签订的，交易所的清算系统没有记录，所以无法监管。当年，陈久霖的这些操作为中航油赢利5427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