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凯恩斯在英国出生；同年，熊彼特在奥匈帝国出生。两个经济学大师生于同一时代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悲哀。中国古话说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在20世纪，熊彼特还无法超越凯恩斯的政策影响，但是在21世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焕发出持久的魅力。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以下5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有时集聚，产生经济繁荣，有时稀疏，所以产生经济萧条。与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一心想阐明一种经济增长的通论，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经济历时变化的理论模型，或者更确切地说，试图回答经济系统如何产生不断变化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最终创新取决于企业家职能。但是，这个解释欠说服力。企业家一直存在，很难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在日本长期停滞中无能为力，为什么企业家在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中风光不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是我在剑桥的一位老师，他一直主张经济学要探讨哲学问题。他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提倡经济行为必须考虑到经济和道德后果。我当时在台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后果是不确定的怎么办？”他当时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会记下你的问题”。后来，我在剑桥经济系为他举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庆祝酒会上碰到这位大师，他还记得我的问题，承认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回答。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所建议的那样，应从其他学科找到理解新经济现象的钥匙。在我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我把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探讨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发起一场“供给革命”。
希腊哲学家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经济发展的河流也持续变化着。马歇尔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琼?罗宾逊夫人认为美国剑桥学派没有抓住凯恩斯《通论》的中心思想，她指出：“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说来，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通过一个宇宙项，也就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就使经济达到了完美均衡，但事实上经济生活是不均衡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经济可以达到完美的均衡，时间只是分析的技术手段，并没有被赋予真正的内涵。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只能是特例。
在经济思想的影响力上，具有超越时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熊彼特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说，“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同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尽管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仍然力推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位大师级人物。他说：“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从供给角度解决人类的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论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其最基本思想是生产力变化是根本的，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同时高度重视科学的作用。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所讲的辩证法各阶段发展下去。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指出了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马克思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写道：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第四节 跳跃的总供给：马克思-库恩定律 (2)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那么，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什么呢？如果不能论证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就会最终归结为黑格尔的“绝对自由”。
科学是社会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培根是第一个重视科学的实践性的哲学家。1620年，培根总结了他的哲学思想，出版了《新工具》一书。在书中他响亮地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他指出，要想控制自然，利用自然，就必须掌握科学知识。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研究自然，研究科学。
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把科学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他把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定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一词就可以看出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讲中说，“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令人惊喜的是，恩格斯把马克思看做一个科学家。
熊彼特把企业家引入经济学，马克思把科学家引入经济学。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重要，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也同样重要。爱因斯坦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爱因斯坦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可谓当之无愧。他给出的质量和能量互相转化方程式E=mc2，E是能量，m是物质质量，c是不变的光速。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公式奠定了核能源工业的基础。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