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坏账开始滚雪球式地出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了。
欧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居民部门过度负债和房地产泡沫，经济也迅速下滑，由于欧洲的“硬化症”，指望欧洲经济首先复苏是不大可能的。日本经济2008年第4季度的跌幅达12%，连饮誉全球的丰田汽车公司也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亏损。国际油价已从最高时每桶140美元狂跌到40美元以下。俄罗斯的“油经济”特点突出，经济多元化不足；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国际资本突然倒流，面临资本账户危机的风险，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初级产品和石油跌幅远远超过附加值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处境更是艰难。
凯恩斯针对1930年的大萧条指出：“这些就是我现在想让你们特别关注的几点：第一，要重视当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劳动人民已经约有1/4处于闲置状态；第二，这次经济灾害是世界性的，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困境；第三，然而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必须具有积极活跃的精神面貌，动手做一些实事，大力提倡消费，使大企业可以重整旗鼓。”
第五节 世界经济大衰退 (2)
乍看起来，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消费方面，因为毕竟是居民过度消费和房地产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人们作出消费决策是与预期终生收入成正相关的。终生收入（或永久性收入）很重要。终生收入又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美国消费过度的原因是对终生收入存在过分乐观的预期。所以，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供给方面，美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美国国内居民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2001～2006年，在短期和中长期利率超低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投资从2001年以来一直像“扶不起来的阿斗”，信息产业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风云再起。
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新经济”提高了资本的预期回报，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美国，美国资本账户产生大量盈余，而经常项目逆差的恶化则达到了较大程度。
如图3-21所示，美国信息资本从1967年后开始迅速积累。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信息产业工人增加不是线性的。图3-22告诉我们，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从1994年到2000年开始迅速上升。2001年遭遇了泡沫破裂后，总就业人数明显下滑。
随着信息资本积累，信息服务业工资价格呈逐步上升趋势。
图3-23表示，美国信息产业平均工资远远高于非农产业，劳动力应源源不断地从其他部门转入信息产业。但是，这与图3-22表示的美国信息产业就业人数2001年后减少形成矛盾。信息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吸收制造业劳动力。
图3-24显示，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日本、法国和德国经济高得多。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也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和有弹性。在这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下、在信息产业工资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背景下，美国信息产业仍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严重缺乏。由于合格的信息产业工人缺乏，如图3-25所示，美国信息产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7年以来逐渐下降，美国经济也相应减速。
美国需要经济改革
虽然决策者不断施以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但美国经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这种政策失灵的情况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不能靠反复打“强心剂”，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美国经济应该进行“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一味的财政刺激是“治标不治本”。2009年2月，201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对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信中说：“尽管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并且我们都赞同大幅提高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我们不相信政府支出会改善经济环境。20世纪30年代，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将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泥潭。政府支出也没有避免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失落的十年’。因此，寄希望于政府支出来拯救美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改善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大范围的改革来消除就业、储蓄、投资和生产领域所存在的障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赤字才是更好的财政政策。”
美国经济的知识员工供给不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力资本就停滞不前。1983年4月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委托下，提交了《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报告书，阐述了美国进行教育改革的急迫性。该报告发出严重警告：“每一代美国人都在教育、识字和经济收入上超过他们的父辈；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代人从教育中获得的技能将不会超过、不会等于，甚至不会接近他们的父母。”
1983年的《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有没有效果呢？
2004年3月11日，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就美国教育状况作证时说，“概括说来，（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技术的熟练程度提高了，从而适应了复杂资本积累的需求。但是在过去20年，有技能工人，特别是高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平均技能的工作者。与这个趋势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低于平均值，甚至没有增长。这样一个相对工资差别现象意味着我们在高技能工人的供给上短缺，在低技能工人上过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预言了“知识员工”的出现，但美国教育出现严重问题，生产“知识员工”数量远远跟不上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美国教育问题。第一是联邦政府教育投入远远不足。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对教育很重视。例如，1994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2年1月8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但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1000亿美元，比起美国联邦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小得多。美国州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花费已经相当高，达30%左右。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不出钱，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钱，多个全国教育法案在落实上大打折扣。第二是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不够。在美国，科学素质低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第三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对海外移民和留学生的政策更加苛刻。美国信息产业需要大量的“知识员工”，“9?11”之前，这些知识员工主要来自其他国家；“9?11”之后，美国本土的知识员工供给仍旧不足，海外移民的知识员工也受到了限制。所以，由于美国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和移民政策的收窄，信息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了该产业的发展。
“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经济仍处于世界经济“坐庄”的地位，不能推卸其对世界经济的责任。2009年，美国在信息和生物产业仍然占有最前沿地位，美国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美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很重。在教育上要动大手术，从财政上增加教育投入；在金融领域要加强监管，居民部门增加储蓄和调整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提出一个好问题比正确回答一个问题更重要。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与投资者谈判时，就问两个问题：一是你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怎么看；二是你对我的团队怎么看。1991年，我大学即将毕业时，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未来什么是主流？是自己所学的机械工程吗？不是。那是什么呢？是经济改革和发展。于是，我决定转行学经济。现在看来，如果当时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就有可能下岗了，因为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柔性制造已经对传统机械制造进行了革命，当时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过时了。在当今国际、国内经济学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如何。
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个2009年出生的中国孩子，想要知道他在2049年，即步入“不惑之年”时，生活水平有多大提高，关键是要知道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多快。这个问题也关乎亚洲和世界人民的福祉。过去60年已经产生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中国经济大变局”，将继续产生全球经济效应，“中国消费”为世界各国企业提供了巨大无比的市场，“中国投资”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所以，对中国自身、亚洲以及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前景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无怪乎国际媒体都把这个问题作为关注的主题之一。
现有的大部分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文章都只预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80周年，即2029年。但是，建国100周年才是中国确定的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时间节点。所以，应该展望未来4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有5个趋势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生产力革命；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三、人力资本的变化；四、财政和债务的可持续性；五、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在这5个大趋势中，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和最重大的挑战。生产力革命是黑天鹅事件，经常发生在现有产业之外，造成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所以经济前景总是不确定的。我试图通过对生产力革命为核心的5大趋势进行研究，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作出或多或少的预测。概括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品牌时代（2009～2029年）和创新时代（2030～2049年）。
在品牌时代，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比价格时代（1979～2008年）低约2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00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预计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为7000美元，2029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之一，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2029年美国人均水平的1/3。在品牌时代较为快速的经济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极易陷入“未富先傲”的怪圈或非理性乐观的陷阱。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创新时代，我预计这期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为3%，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中国制造”和城市化的投资机会逐渐退色，“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中国新经济”开始逐渐成为主导产业，中国投资和消费出现结构调整，中国消费显著增加，内需推动力增强，并且为世界经济创造出巨大出口机会。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为了在2049年完成中国经济的凤凰涅，应当重燃千年的中国梦想，敢于迎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创造“中国新经济”，同时延续“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缓解结构性就业压力。中国经济必须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样尽量快跑，同时又要像乌龟一样不浮躁、有耐心。
在探讨中国经济大未来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大格局是“前有美国高新技术‘标兵’，后有印度制造业‘追兵’”。印度重新崛起，在“印度服务”领先世界后，“印度制造”已急起直追，与中国构成“龙象齐舞”的国际发展景象。在2049年，国际经济格局将比今天更加多元化。同时有必要深入研究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日本经济在制造业上的国际品牌的创立是中国经济的学习榜样，但日本在制造业上进入“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和宏观调控的教训是中国经济的后事之师。
“中国模式”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性保证。在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同时，我们必须警惕过分的乐观主义，以为高速增长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而不必进一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为创新文化可以一蹴而就，以为创业就是简单模仿商业模式。应当让中国梦想激励“中国模式”进行“二次创业”。中国大未来，就是从百年经济沉沦到百年经济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转折。是浴火重生，是否极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