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政府“纠结”的对台政策
以明朝延平王身份坐镇台湾的郑经，以其坚韧的忍耐，正确的用人，十几年发展生产，拓展商路的努力，终成十七世纪下半叶东亚一派强势，他拥有丰厚的收入，雄厚的物资储备，以及啸傲东亚的强大舰队。拥有如此强劲实力的郑经，也自然不安心做王爷了。作为郑成功的儿子，他心中其实也传承着父亲临终时还念念不忘的理想：抗清复明，光复山河。即使在清王朝已然统一大陆，明朝宗室如飘萍般四下离散的此时，他依然不肯放弃。
对隔海相望的清王朝，败退台湾早期的郑经还是很讲策略的，早在盘踞金厦的时候，就曾和耿继茂谈判过，在立足台湾后，为了向清政府示好，他主动把建在赤坎城旧址上的台湾首府“东都”，改名为“东宁”，一字之变，其实是给清王朝一个政治信号：反清复明我不想了，我只要在台湾岛上过日子。
而这时候的清王朝，正是康熙即位的早期，这位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明君，此时却还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毛孩子，国家大权皆由鳌拜，苏克萨哈等满族亲贵把持，这些人多是当年清王朝统一天下的勋贵，这些人脑袋里没有半点海权思想，尤其是以鳌拜为最，在郑经败退台湾后，他首先提议裁撤东南沿海的水师，收缩防御，至于盘踞台湾的明郑政权，只要他不来找事，也就由着他去。对于台湾岛，这帮人脑袋里没有半点概念。有这帮人当权，外加康熙还是毛孩子，说了也不算，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台湾岛自然也是没概念的。之后的几年，除了清朝沿海的水师时不时的严打台湾走私船外，双方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郑经能够顺利的在台湾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放心大胆的痛打荷兰人，其实也与此关系颇大。
但这样的情况，注定是不能长久的，首先不是所有的清朝高官，脑袋里都这么迷糊，比如在康熙登基初期，担任过兵部侍郎的黄锡衮，就是坚决主张收复台湾的一派，他是康熙的亲近重臣，尤其在康熙早期被鳌拜架空，受尽欺凌的时候，多次为他出谋划策，对台湾，黄锡衮认定“天朝之地，不可轻弃。”但是相比于武力解决，他这时候更倾向于“招抚”，康熙登基后与明郑政权的第一次“和平对话”，发生在清朝康熙六年八月，河南后补道孔元章奉旨至台湾，与郑经商谈“招抚”事宜，提出了“通商，入京，纳贡”三大招抚条件，遭到郑经拒绝。这是明郑政权与清王朝隔海对峙以来，清王朝向台湾派出的第一批官方使团。
这次出使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于康熙五年，曾试图两次发动征讨台湾的战役，结果都是船队尚在半路上就遭遇飓风，还没遇到敌人就被刮得支离破碎。征台的失败，也在清朝朝野激起反响，一时间“和平解决”的呼声大起。此时的清王朝，其主要的注意力，还放在西南越来越尾大不掉的“三藩”身上，对台湾实在无暇顾及。外加此时掌权的贵族，如鳌拜等人，更担心发展水师，会扩大汉人的力量，不利于满清的统治。这样的情况下，康熙朝早期对台湾的政策也很明确：能招抚就招抚，招抚不成的话，只要他不闹腾，就让他在那里呆着吧。就在孔元章赴台的同时，清政府还下诏，重申海禁法令，在东南沿海增派陆军，修筑堡垒，防线严重内缩。
康熙即位早期的清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可以说是既消极又迷糊，但还好又不迷糊的人，当孔元章的船队，正驶向台湾岛的时候，另一个人却愤然北上，面见清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关键的奏疏。这个人正是当年叛降清朝的施琅，他的那道奏疏，就是著名的《边患宜靖疏》。
此时的施琅，已经是福建水师提督，对台湾问题，他更是一再坚持，不能怀有“招安”的幻想，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台湾。在这封奏疏里，施琅以他几十年征战海洋的阅历，和对台湾的深切了解，向康熙详细的叙述了收复台湾的必要性，首先，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没有抛弃的道理。其次，收复台湾，不仅意味着天下一统，东南沿海，才能得到真正的休养生息。这片占清政府财政收入大头的富庶之地，才能从此得到稳定（台湾平，百姓得享生平，国家获增赋税）。这份奏疏显然对当时年少的康熙帝影响颇大，他在读到奏疏后，立刻批示命施琅入京朝见，商讨平台事宜。
但对于清朝官场来说，施琅此举，却是激起一片“官愤”。对于台湾问题，此时清朝主要的掌权人们，大多都不热心。比如鳌拜不热心，在这位满洲老贵族眼里，小小孤岛能成何气候？对于力主招抚的诸多汉臣来说，施琅此举，更是扇了众人耳光，外加他“贰臣”“败军之将”的身份，自然引起一片指责。施琅进京没多久，弹劾他的奏章就满天飞，甚至有人攻击他“邀功贪占，置社稷于不顾。”他有关平定台湾的深谋远虑，也被看做是为了找郑家报私仇的行为。一片骂声中，羽翼未丰的康熙帝也不好回护施琅。反而大手一挥，将施琅的水师提督职务也撤了，给了他一个“内大臣”的虚衔，解除兵权留京闲住。就在施琅被“架空”的同时，清政府又大力裁撤福建水师，尤其是当年归顺清王朝的部将们，也多被解除了职务，遣散了军队。对隔海相望的台湾，清政府此时是既不想管，也管不过来。
但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年轻的康熙帝是深知台湾重要性的。对施琅的这番处理，只是此时群臣反对下的一种政治平衡。就在施琅被架空一年后，即康熙八年五月，忍气吞声八年的康熙帝突然行动，计擒大权独揽的权臣鳌拜，正式宣布亲政，对台湾的政策，也从此发生了转向。认同施琅主张的康熙，决定解决台湾问题，但此时政局，却让台湾问题更难解决：西南有比台湾更近的大患——三藩问题。因当年在清王朝统一战争中建功而封王的三位前明叛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静忠，此时却已是清王朝大敌。他们占据了从云南至福建的中国东西南半壁江山，且脱离于清王朝中央政府号令之外，大有自立为王之势。对于康熙来说，解决三藩，显然比解决台湾问题更迫切。所以对台湾的政策，还只能以招抚为主。当时的清政府，还曾有过招抚台湾，然后借助台湾明郑政权强大的海军，从侧翼夹击三藩的奏议。所以康熙五月亲政，六月就部署对台湾的“和平对话”，由此时康熙的重臣刑部尚书明珠亲自主持，率领由兴化知府慕天颜，都督季俭组成的使团，至台湾与郑经会谈。相比于第一次接触，这次使团官员的官职更高，可谓是高规格接触。
康熙很高规格，但郑经的反应，却很“没规格”，当年孔元章仅仅是个候补道台，到了台湾还能得到热情接待，这次派来了刑部尚书明珠，郑经不但接待礼仪非常冷淡，更根本不参加会谈，只派自己的刑部尚书柯平同他会晤。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此时明郑政权实力大增，又兼刚刚修理了荷兰人，正是蒸蒸日上时，所以尽管明珠苦口婆心，郑经却终不为所动。在经过了一个月唇枪舌剑的交锋后，这场招抚自然无果而终。
郑经对清王朝的冷淡，除了因自己实力大涨外，更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实现父亲理想，抗清复明的机会，已然近在眼前了：三藩之乱。对于此时图谋叛乱的“三藩”来说，拥有强大海洋实力的明郑政权，自然是他们拉拢的对象。这其中尤其以“三藩”之一，作为郑经邻居盘踞福建的耿静忠最积极。论起关系来，耿静忠家族算是郑经的老朋友了，当年郑经镇守金门厦门的时候，就常和他爹耿继茂打交道。郑经同清政府的最早接触，也是和耿继茂谈的。而图谋叛乱的耿静忠知道，远亲不如近邻，拉住了台湾明郑政权，就等于保障了自己的侧翼。所以从袭封“靖南王”爵位开始，耿静忠就与郑经往来不断，起初还是偷偷摸摸的派些使臣，私下里搞点小动作，后来甚至大摇大摆，不但互相派遣船舶走私，连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相互找机会走动一把。尤其是耿静忠家的太妃周氏过世的时候，郑经还专门派使团前往吊唁，并送上重礼。在多年的往来中，俩家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清朝各种笔记上的说法各异，但联合三藩，推翻满清，却早早成了郑经的选择。
对郑经的这个选择，当时明郑政权内部的看法还是统一的——非常可行。此时的清王朝，表面上天下一统，但西北有葛尔丹虎视眈眈，正北有察哈尔王图谋不轨，南方的三藩，更掌握着强大的军队和人口。一旦内战爆发，自然是明郑政权扩张地盘，甚至实现复明大业的好机会。况且明朝宗室的鲁王一脉，此时也正由明郑政权恩养，挂着“监国”的名号，自然是“复明”的正统所在。大干一场的前途，貌似是很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