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胡衍鸿
笔名：汉民
字：展堂
籍贯：广东番禺
生卒：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
所属派别：秘书
专项特长：处理政务
最相似的古人：魏征
主公：孙中山、蒋介石
人生信条：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最得意的事：
多次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时人称之为“第二总统”；
孙中山逝世前夕，担任广东代大元帅；
协助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使之合法化；
最不地道的事：
支持清共；
最失败的事：
先后被汪精卫、蒋介石戏弄
综合评述：
文武双全，有才情而固执，文能在《民报》上和保皇派恶战，武能指导广州起义担任都督。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实为国民党内资望最高的领袖之一，但他自认不擅长军事，最多只能在后方奔走策划，故而让蒋介石抓到了机会。在党内政争中，胡汉民屡次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可惜胡的“法治”理想终于触犯了蒋的独裁愿望，笔杆子敌不过军权，胡汉民只能黯然退场。
宰相是书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担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隆重登上历史舞台。
百废待兴，总统府的工作千头万绪，独立省向中央讨要军费、民间义军遣散、临时约法制定，纷繁芜杂，孙中山忙得焦头烂额。幸好有一位相当能干的秘书长帮其处理日常琐事，将师爷、账房、传达、文案一肩挑起。此人便是胡汉民，当时年仅34岁。
革命党中人才济济，谁最适合当总统府秘书长？各方面公推胡汉民，连一向瞧不起人的怪杰章太炎都说：“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既不设总理，胡展堂（胡汉民的字）任总统府秘书官长，乃真宰相矣。”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带领的同盟会是一个优秀的团队，那么既要有善战之护国军师如陈其美（汉高祖之韩信），又要有良好的后勤供应，如张静江（萧何），还得有时刻在身边做细致工作的胡汉民（张良）。刘邦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运筹帷幄不如韩信，征粮发饷不如萧何，处理政务不如张良——孙中山的处境就是这样：韩信打天下让刘邦登基，恰如陈其美定都拥护他为总统；萧何掌财政丝毫不乱，如张静江代管全党开支；张良筹划一切事事处理顺畅再交刘邦定夺，便如胡汉民担任职业秘书长。
孙中山对胡汉民非常信任，胡就任秘书长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代总统“起草公文”。
此事还得从袁世凯说起：老袁携北洋军团之威，对南京要价，孙中山为了避免无辜的流血伤亡，声名只要袁世凯赞襄共和，自己愿意让贤。为了限制袁，同盟会建议“临时参议院”以“约法”的形式，定首都于南京。老袁不愿意，南京是国民党的地盘，要是自己孤身南下，岂不是羊入虎口。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手段买通了议员们，“临时参议院”居然通过了“定都北京”的提议。
“临时参议院”具有“国会”性质，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既然通过定都北京的提案，袁世凯就不必南下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十分气愤，当天就把同盟会籍的议员们召集起来开会，强调不能对袁世凯姑息。黄兴甚至说“如果同盟会议员故意生乱，为了蝇头小利内讧，即便是违法，我也要带着宪兵到国会把这些人架走！”
国会是什么地方，岂能随便抓人？
黄兴的态度引起了议员们的强烈不满，“陆军总长想以军代政么？”“议员投票之权力，受法律保护，即便支持袁世凯，黄克强也不能干涉！”“即便是要修改议案，也必须让孙总统以书面形式上报国会，哪有你黄兴的事！”
群情激奋之下，孙中山也无法安抚。胡汉民担心闹分裂，劝孙中山、黄兴等人按明天去祭奠明孝陵，其他的事情由他来解。
翌日孙黄一离开，胡汉民迅速起草《关于临时政府地点》的提案，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请参议院复议”。孙中山回来时，胡汉民已经说服国会，临时参议院同意修改提案，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
一场关于“尊重约法”的纠纷得到完美解决，当时有议员评价道：“胡氏治事，有魄力。此事如此办理，胡氏采先斩后奏手法，定有擅专之嫌，非得国父极端信任者，不能如此。”“国父不责胡，对于胡的斡旋之苦心与负责之精神实已甚为欣赏了。”
胡汉民既维系了孙、黄的面子，又达到了目的，得到多方称赞。孙中山对其更为倚重，二人甚至同居一室，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胡汉民曾得意洋洋的回忆道：余治总统府文书，再小悉必过目。四方有求见先生，必先见之……余与先生同寝室，每夜余必举日间所施行重要事件以告。其未遽执行者，必陈其所以，常计事至于达旦。
虽有自夸的嫌疑，也折射了胡秘书长之权力：谁想见孙总统，必须得到咱的同意！事无大小，都是咱先过目！别以为秘书长是幕僚，就不当咱是干部！
胡汉民任秘书长期间，做事一丝不苟。前清状元公、著名实业家张謇适时担任着政府部门的实业总长，给胡汉民推荐了几个人当文秘。胡汉民认为不合适，全部拒绝。张謇碰了一鼻子灰，逢人便说“胡不是一般的秘书长啊，即便胡作非为，孙总统也不介意，他可是第二总统。”
无论世人如何评价，胡汉民依旧我行我素，对一份小小的文案布告，他也会仔细过问。某秘书写了份告示，大意是编遣军队之必要性，胡汉民看后批示道“此公告是要让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谷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东西，而不能是罕见的山珍海味，用词太过华丽，又不是让你写骈文，重拟！”
秘书处的人个个哭笑不得，心想这胡长官管得还真宽。
胡汉民不仅在公事上异常严谨，处理私事也一样。他的堂兄家买了个丫鬟，因做错了事被体罚，其父告到警察厅。警察厅长碍于胡汉民的面子，请示该如何处理，胡汉民淡然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人口怎可买卖，放那小姑娘回家。”堂兄非常生气，找胡汉民理论。胡汉民问：“现在实行三民主义，讲求人人平等，怎么还能容许人口买卖？”堂兄无奈，骂道：“你这呆子，书读迂腐了吧！”
此外，胡汉民的忍耐性非常好，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形象，他甚至“代总统受过”。一次安徽都督派专使到南京，说“需饷奇急，军队几乎哗变”。为了显示新政府的实力，孙中山当即“调拨20万军饷”交胡汉民去办。
临时政府内根本没这么多钱，胡汉民东挪西凑，好容易求得10万给了安徽，对方不满，通电指责“秘书长玩弄权术，执行总统命令不彻底”。胡汉民也不分辨，既不说没钱，也不说总统不自量力。孙中山知道后大为感慨，对人说“汉民纵不能代我办事，必能代我任过。否则各种之过皆直接归在吾一人身上矣。”
当幕僚做秘书，为主公分忧解愁是必须具备之素质，关键时候能背黑锅，则需要精深的修行。国民党内陈其美英气逼人，汪精卫棱角分明，唯有胡汉民做事圆滑，滴水不漏，是故孙中山特选其做贴身幕僚。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偕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去广州。袁世凯邀胡汉民、汪精卫为北京政府高等顾问，胡断然拒绝：“袁世凯也太小瞧我胡汉民了，给孙总统当秘书咱是心甘情愿，他袁大总统还没这么大面子！”
到了广州后，胡汉民被广州省议会选举为广东都督，孙中山在其就任仪式上致辞，一口一个“兄弟”：“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前革命军起时，兄弟约其同到江南，组织临时政府，彼力为多。嗣兄弟蒙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说实在，胡汉民本是一介书生，既不像黄兴能带兵出征，又不像陈其美能镇守一方，甚至连汪精卫都不如，汪精卫冲动之余还干了件“行刺摄政王”的事儿，只是没能成功罢了。胡汉民之所以让孙中山以“兄弟”待之，最关键是其能做些细枝末节的工作，而且能把孙大总统伺候得相当舒适。
就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也算修成正果，正当他致力将广东建成模范省、兴起系列改革时，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幕后黑手直指袁世凯。
孙中山异常悲愤，号召进行二次革命，可惜只打了两个月便宣告失败，国民党人纷纷流亡日本。
此后，胡汉民又跟着孙中山奔走多年。
官职不大，脾气不小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879年12月9日）出生于广东番禺，“汉民”其实是笔名，他成年后立誓推翻满清，“不做满清的顺民，要做大汉之民”，其真名反不如笔名响亮了。胡汉民的父亲是个县衙的师爷，充当某芝麻官的幕僚，生活还算过的去。所谓龙生龙，凤生凤，幕僚的儿子会诉讼，胡汉民小时候就机智善辩，某算命先生断言：“此子乱世能从龙，治世堪当宰相！”
青年时代的胡汉民从报纸上得知了同乡康有为、孙中山的事迹后，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之诗句，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追随两位前辈，无论是保皇也好革命也罢，总得做番事业。
1901年，胡汉民轻轻松松中了举人，只是他对做官没兴趣，游山玩水闲逛了一年后，手头的银子花没了。他想到日本自费留学，可惜经济窘迫，不过这根本难不倒胡才子，他给人当枪手替考，又中了次举，得了六千多两银子，飘然过海。
六千两银子在当时决定是一笔丰厚的资产，胡汉民得来全不费功夫，用得也相当大方，在日本的穷学生中备受瞩目。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胡汉民与汪精卫同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二人与廖仲恺构成了孙的三大支柱，人称“粤派”，黄兴、宋教仁等湖南人则是“湘军”。
同盟会的机关报是《民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的《新民丛报》经常对掐，胡汉民逻辑性强，汪精卫斗志昂扬。孙中山称二人为“双璧”，同盟会中把孙、胡、汪三人的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孙先生不醒，孙先生无胡汪不盛”。粤派个个能写，湘军人人善战，故而同盟会又有“广东人煽动，湖南人拼命”之说。
实干家黄兴在南方指导的屡次起义都遭到失败，东京总部弥漫着失望的情绪，汪精卫决心回国刺杀满清大员，以“彰革命之势”。胡汉民得知，亲自劝汪：“兄弟，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一时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损失太大。”汪说：“梁启超骂我们是远距离革命家，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革命之决心，才能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痛陈行刺之必要性，胡汉民却坚决反对汪的计划。后来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咬破手指给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此话出自汪精卫最有名的一篇文章《革命之决心》：“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汪精卫行刺失败被捕后，胡汉民与陈壁君（后嫁给了汪精卫）全力筹款设法营救，可惜情急之下根本没筹到多少钱，胡汉民便想到澳门赌场冒一冒风险。不料只两把钱就全输完了，结果胡又大哭了一场。幸好汪精卫遇到清廷大赦，给放了出来。
辛亥革命期间广东独立，胡汉民被家乡父老推举为都督，孙中山从借道香港北上时路过广州，胡力劝孙留下来：“虽然陈其美在江浙风生水起，其实暗流翻涌，先生不如以广州为临时中央，号召上海各代表南下。同盟会在两广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以此为基地逐渐北伐，方能平定全国！”
孙中山并不赞成，反驳道：“现在南方多省已经独立。只要袁世凯同意共和，革命就成功了，何必再造杀戮？再者，我们也并不是为升官发财啊！”
胡汉民说不过，反而被孙劝得辞掉都督，随着一起北上——其实胡汉民的眼光很毒辣，他已经看到了民国几十年后的乱像，袁世凯、北洋军阀们根本不当“共和”是回事，多年后国民政府还是从广东北伐。
很可惜，胡汉民跟他父亲一样，骨子里流着幕僚的血液，不习惯领导，他也没想过当领导。要是他拒绝同孙中山北上，将广东的军政大权牢牢控制，也不会导致二次革命时广东被桂系军阀占据——蔡锷将军就聪明多了，硬是将云南打造成了后方基地，无论蔡人在何处，振臂一呼，滇军就呼呼啦啦响应。
孙中山的“美好理想”让国民党人吃了多年的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接连失败。直到1921年春，广东再次回到国民党手中，孙中山才得以召集国会议员开了场“非常国会”，组建“中央政府”，合法对抗北洋。
无疑，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依旧是秘书长。二人再次携手配合。
这时候的胡汉民书生气增了几分，对总统不再盲从。某次孙总统到胡秘书的办公室，意外发现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居然给压着。孙很生气，问：“你怎么扣发我的手令！”
胡汉民慢条斯理将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将扣下的手令倒了一桌，一封封拿起来解释：“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即使是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先生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也有‘慎施命令’一条吗？你这些决策并不合理，因此我给压下来了。”
孙中山一时语塞，竟无话可说。
对于胡汉民的执着，孙中山曾评价：“余与汉民论事，往往多所争持，然余从汉民者十之八九，汉民必须从余者十之一二。”
胡汉民官职不高，实权却大，孙中山跟他争辩也十有八九败下风，而且胡的脾气一发，谁都不认。他与孙中山的儿子、广州市市长孙科常闹矛盾。有人责怪胡汉民不识大体，胡汉民说：“我的脾气算什么，怎比得上孙科的三种脾气呢？”旁人觉得奇怪，迫问究竟，胡说：“他是中山先生的儿子，有革命脾气；他在国外长大，又有洋人脾气；他是独子，更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时发，有时甚至三种一起来，谁人忍受得了？”闻者无不莞尔，问：“你脾气也不小嘛。”胡汉民笑笑：“我只有一种，革命脾气。”旁人奚落道：“应该是书生脾气最为贴切。”
李宗仁曾评价胡汉民，认为其“才气有余，而胸襟不足”，李回忆道：“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的领袖却不足。”
甘心扶老蒋
1924年春，孙中山先生提出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在“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国共争执得很激烈，一些国民党元老指责“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在讨论新党章时也提出“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只能有一个党籍”。
孙中山不便以“总理”身份压人，胡汉民就四处游说“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活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
为了说服右派元老，他还想了个好办法：“大家讨论的焦点是怕违反本党党义和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在纪律上订有专章，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
胡汉民巧妙地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用“纪律”而不是“党章”加以界定——此举虽也有“防共”成分，但温和多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国民党党章”并不排斥共产党，找到了合作的重要基础。
孙中山对胡汉民的解释非常满意，国民党右派也不再坚持反对，国民党第一届全国大会便顺利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提议，孙中山被推举为党的总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党员或为执行委员，或为候补委员。
黄埔军校建立时，张静江、胡汉民等人均推荐蒋介石为校长，蒋投桃报李，给孙中山写信时不忘抬举胡：“尝念吾党同志，其有学识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乃只有求其谙熟本党之历史，应付各方维持内部，如展堂者，果有几人？”
1924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冯玉祥打败了直系曹锟、吴佩孚，二人控制了北方后，推举已经下台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同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临行之前，委托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之职。
不料1925年春，国父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胡汉民召集广州党、政、军诸方面的负责人说：“先生以后方党政军诸事交给我一个人负责，今先生病危，万一不幸，我主张改组大元帅府为政府，用委员制共同负责。”
孙中山逝世之前并没指定继承人，国民党内一段时间出现权力真空：当时有三个人资历相当高，一是代大元帅胡汉民；二是廖仲恺，不过廖与共产党关系亲密，使一些右派对他不满。三是汪精卫，汪曾因谋刺摄政王而名扬天下，而且是总理遗嘱的起草人。
廖仲恺不在意名利，胡汉民以为自己已经是“代元帅了”，理所当然能坐头把交椅，汪精卫却努力拉拢各方面，企图上位。
在汪精卫的秘密活动下，他不仅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甚至当上了军委会主席。胡汉民在政府方面仅仅当了个“外交部长”，他相当恼火，责问汪精卫：“先生去世了，我别的可以不问，但不能不问党。我不懂英语，当什么外交部长？”盛怒之下甚至要辞职出国，经多人劝解后才留下。胡汉民得知汪精卫上台得到了廖仲恺与共产党的支持，对廖以及中共极为不满，逐渐靠向右派。
廖仲恺与共产党走的很近，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廖仲恺居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
“廖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迅速为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全权负责追查此案。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宣布戒严。经调查证实，胡汉民的旧部朱卓文、堂弟胡毅生直接参与了此事！胡汉民难辞其咎。
8月25日晚，汪、蒋派遣的五十多个黄埔军校学生军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逃捕”即可就地处决。胡汉民相当机警，逃到了汪精卫家里“避难”。
国民政府“抓胡”一事在广州城传的沸沸扬扬，挺胡派大骂汪、蒋联合使阴招。汪精卫、蒋介石担心此事扩大引发更大的争执，不敢欺人太甚，将胡汉民送到苏联“考察”。
胡汉民命中注定是二号人物，干不了领导，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依旧很高，汪精卫不得不重视。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在会上解释胡汉民与廖案：“党军到胡毅生宅逮捕他时，其仆人诡说他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士兵受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机逃跑了……外间对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
大会选举结果也相当有意思，胡汉民在未出席的情况下，与汪精卫、蒋介石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工人部长。
蒋介石与汪精卫斗法的时候，胡汉民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到了1927年4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到南京，不愿再听从国民政府调遣。宋美龄、吴玉章等人为了限制蒋介石，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军委会不设主席，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蒋介石只留了个北伐军总司令之名，受军委会节制”。
为了对抗武汉，蒋介石立马邀请胡汉民回国为自己出谋划策。
老友们纷纷劝胡汉民别去：“你一到南京，绝对会成为老蒋的高级幕僚，他是不会让你真正掌握实权的！”胡汉民却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吗？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他治理天下。”
蒋介石为胡汉民的“博大胸襟”感动得热泪盈眶，出钱收买军阀蒋很在行，论政治他实在水平有限。蒋建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全会”的名义“建都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当即就给否决了：“你拉不来那么多代表，法定人数不足，人家就可以指责你是伪全会。”
蒋忙问：“先生高见？”胡微微一笑：“开成中央政治座谈会，召集中央委员就行，不限人数。”蒋一听，连称“妙招”，立即拜托由胡汉民出面，请张静江、谭延闿、吴稚晖等几个“中央执行委员”开了个“座谈会”，商量“组织南京政府”提案。
为了显示“合法性”，胡汉民煞有介事地将座谈会内容拟成《会议纪要》的形式，报给“国民党中央政委会”批准，“政委会”当权的都是蒋系人马，如此一来，“南京政府”完成了“合法”手续，中华民国得以出现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
汪精卫大怒，调兵遣将要打南京，军界的反蒋派也乘机起哄，几经讨价还价，宁、汉以“防共”为共同目的走到了一起，汪精卫表示愿意“和平统一”、“迁都南京”，后世称为“宁汉合流”。
新组建的南京政府各派不合，蒋介石与胡汉民以退为进，联袂辞职，汪精卫孤掌难鸣，也宣布辞职，中央部长们随着三大佬集体散伙，南京政府赫然出现权力真空！
各界都认为“蒋汪胡闹”，劝三巨头回来，蒋介石最先响应，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选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内大权基本被蒋控制。老蒋大喜之余，急电老搭档胡汉民，广州军阀陈济棠也想请胡去广州，做反蒋派领导人。胡婉言谢绝：“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到南京，不是帮助个人，而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国民党的使命”。
从亲密到决裂
1928年9月，胡汉民从香港到达上海，大肆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五权分立”，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政府总揽主权，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五院互不统属，直接对国民党中央负责；二、五院各设正、副院长，下设各部。三、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十余人，兼任五院正副院长；四、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五、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公布法律，发布命令，要经国务会决议定，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党内军委主席，但是他根本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会晤胡汉民后，蒋便讨教治国良策，胡建议道：“你想裁军，得先安抚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党必定不能代表政府，你大可借着改组政府时，对实力派的首领加官晋爵，调到中央供职，然后堂而皇之进行编遣裁兵。”
“可是先生的方案中，国民政府主席是个虚职，掌实权的是五大院长啊。”蒋介石还是有点疑虑。
“你手上不是有党权么？既然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怕政府不受你领导？”
“高，实在是高！”
地方实力派则认为胡汉民的提议能分散蒋介石的权力，也比较赞成“改组”，如此一来，蒋介石“合法”削藩计划便得以实施。
这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出炉，政府主席蒋介石，内务部长阎锡山，军政部长冯玉祥，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宗仁，参谋部总参谋长李济深。五大院长是：行政院谭延闿；立法院胡汉民；司法院王宠惠；考试院戴季陶；监察院蔡元培。
蒋介石依照胡汉民的计策，给地方实力派的首领都封了高官，但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均不愿就职，只派个心腹到南京代任。
胡汉民积极工作，帮助国民党完善各种法律，他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公司法》、《保险法》、《工商法》、《劳动法》等等。胡汉民想让混乱的国家能够有法可依，但是南京中央尚且不能号令地方，遑论他立法部长，胡汉民曾自我嘲讽道：“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哪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者有所慑服，可断言其绝无。”
为了蒋介石的铁桶江山，胡汉民日夜操劳，自称为“开会机器”，他说“过去一星期中，兄弟除出席旁的会议外，自星期三起，连日下午主持本院民法债篇审查会议，平均自三时起至晚上十时止，足足有六小时以上的审查会议，搅到晚上睡觉，便夜夜做修正条文的梦。”
国民党大员们在得权后纷纷购置房产，养小蜜换老婆。胡汉民却洁身自好，他的陈淑子只生了一个女儿，觉得对不起丈夫，劝其纳妾，胡汉民拒绝道：“如果我能对国家民族尽忠，就是没有儿子，国人也一样的尊敬我；如果我不能为国家民族尽忠，就算有了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
蒋介石裁军引发了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胡汉民在南京指挥国民党所有宣传机构，用笔杆子对各地军阀进行讨伐，他大声呼吁“赶快团结！集中！联合！统一！赶快打倒一切含有封建思想与分化作用的东西。”“凡国民党员，如果其行为不是为了全民族，而是为了局部的狭小利益，那就是反革命。不服从编遣的，就是新军阀，这些人只能走向坟墓！”
后世认为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中能最终获胜，一靠张学良的枪杆子，二靠胡汉民的笔杆子——在“军队”和“法理”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如果只是甘心当个“幕僚”为蒋介石卖命，胡汉民也许能一直顺风顺水。他认为自己的资格比蒋老，偶尔也批评下“中正老弟”，蒋介石为了拉拢大小军阀，动辄以政府内高职相赠，胡汉民认为蒋“干涉法统”：地方违抗中央就是作乱，应该坚决镇压，而蒋以情代法，性质恶劣，他对媒体道：“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阎、冯，我已经反对；现在施之于汉卿（张学良），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名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蒋介石觉得胡汉民迂腐，没把胡的话当一回事，两人逐渐有了分歧。
到了1930年，蒋介石想当“总统”抓实权，再次改组政府。胡汉民有些不乐意了，他利用立法院质询、审计大政方针的机会，极力阻止。
蒋介石十分不快，让心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的中央组织部派遣20多人到各省去暗中调查：如果展开全国选举，谁当大总统的几率大些。待结果反馈回来，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的选票只有三成，七成选胡汉民。
这幕僚还当自己是谁了！蒋介石请吴稚晖去劝说胡不要与自己相争。胡汉民不仅严词拒绝，还痛斥其是无耻之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蒋介石又采纳戴季陶的计谋，决定关押胡汉民。
2月28日夜，胡汉民参加完立法院会议后，乘车抵黄埔路中央军校蒋氏官邸赴宴。来到府前，蒋介石的侍卫长对他道：“蒋总司令指示，今晚商谈机密大事，卫士随从均不得入内。”
胡汉民虽觉异常，却也只得令左右在门外等候，随后步入房中。只见蒋介石手持一封伪造的控告信，称他“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介石，无论在党务政治方面，处处与他为难”。此外，蒋介石还具体开列了胡汉民的种种“罪状”：一、勾结许崇智。二、运动军队。三、包庇陈群、温建刚等人。四、反对约法。五、破坏行政。
看罢信，胡汉民又气又急，怒斥蒋氏的无端指控。蒋介石听毕，一言不发，拂袖而去。胡汉民气恼不过，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派兵将胡汉民押送至南京郊外的汤山软禁。当日，胡汉民写了两份东西，一是声明：“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一是写给蒋介石的信说：“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
胡汉民被软禁导致全国哄然，地方军阀也趁机通电指责蒋介石“违背总理遗言，当驱其下野”。蒋无奈，只好低声下气去见胡汉民，胡一见到蒋，便喝道：“你近来有病吗？”蒋莫名其妙，连说：“我没病啊。”胡紧追不舍：“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
接着，胡对蒋强加在他头上的“罪状”一一批驳，并责备：“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之外，怕没人再能教训你了。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教训你。”蒋介石理亏，又辩不过他，只是反复在心里咒骂。
尽管不服输，可人还是被蒋给扣住了，胡汉民气恼不过，辞职了事。
胡汉民争权失败，反蒋势力却抓住了这一机会，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厉兵秣马要“拥护胡先生”，甚至把汪精卫请过去，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由汪任主席，与南京对抗。
为人做了嫁衣裳
宁粤双方大打口水仗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我国东北闹了起来。“九·一八”引得全国震动，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政府抗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
蒋介石知道不释放胡汉民，粤方不会和谈。他于10月14日在张静江的陪同下去见胡汉民，并对胡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胡汉民冷冷哼了声：“你还知道错啊。”
当天下午，胡汉民在吴稚晖、张静江等人的陪同下到了上海，等待粤方的汪精卫、孙科等人。
汪精卫等到达上海后，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汉民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你就是老大哥，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胡汉民很是自得，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批评了几句。然后胡、汪、孙（科）三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
10月22日，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几人假惺惺握手言欢。
会议开始的时候，宁粤双方各不相让。胡汉民把蒋介石政府骂得一文不值，小日本都打上门了，“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国亡种灭而后已。”
对于国民党，胡汉民也提出严厉的批评：“吾国民党执政多年，毫无建设，平日钩心斗角于对人问题，以至弄到如此，太对不起国民。若是这种甲起乙仆，对人不对事的观念不矫正，就是做到和平统一，依然不能免于亡国。”
蒋介石知道汪精卫与胡汉民有矛盾，便让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与蒋靠拢。汪派妥协，胡汉民就失去了选票优势，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本来是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却硬生生在南京、广州两个地方开。汪精卫投向蒋介石，无疑是得罪了粤方，汪无趣，带着汪派分子均去了上海。
胡汉民在广州主持“四大”，认为自己被涮了，于会上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如果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广州“四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不赴南京开会；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四大”，痛斥“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
汪精卫也召集代表二百多人在上海法租界又开个“四大”，“全国四大”分成了三个地方开了。
三个“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广州、上海两地的“中委”都不愿意到南京去。蒋介石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宣布下野，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专职主席，实行三驾马车制，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领导；“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取消。
“孙科内阁”本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方斗争的产物，自新内阁筹备之日起，蒋介石就筹划好了它的垮台。江浙财阀拒绝为新政府提供钱款，原财政部在部长宋子文带领下来了个集体散伙，孙科上台后政府支出不敷，一个月就负债1600万元。军队三天两头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向报界抱怨：“以前五院对国府主席负责，现在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而中政会三常委一直不来，行政院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盼望蒋、胡、汪来京主持大局。”接着，孙科扬言要下野。
蒋介石见时机成熟，专程去找汪精卫，两人密商后，致电胡汉民“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孙科）及诸同志。”胡汉民却拒绝北上。
既然胡汉民不来，蒋介石与汪精卫正好上下其手，二人到南京后，马上展开了一系列步骤：孙科辞职，南京政府改组，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接着经汪精卫提议，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胡汉民又被踢开了。
胡气愤之余公开宣布与蒋、汪决裂，公开表示蒋介石祸国殃民，应“自杀以谢天下”。蒋介石在日记里骂胡汉民是“无人心至此”，“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同群”。
胡汉民拒绝参加南京政府，却让日本人很心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到香港造访，想拉拢胡汉民出任东北伪政权主席，胡断然拒绝：“本人与蒋先生之意见不同，实系本国之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如谓本人欲组织政府，尤无此意。”
时隔几年后，蒋介石又向胡汉民示好，“希望先生能到南京”，胡谢绝“鄙人与阁下政见不同，不到南京最好”。蒋之所以想拉拢胡，是因为胡在两广的影响力颇大，两广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蒋打不下拉不拢，很头疼。1935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号召要“团结统一”，增设“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由胡汉民担任，蒋介石为副。胡汉民不去，向媒体表示：“政府应改造为有能力的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国难建设国家之重任。”
晚年的胡汉民政治上无甚作为，1936年5月9日，他与人下象棋时突发脑溢血，自知病情严重，遂口述遗嘱：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58岁。
胡汉民去世后，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公祭典礼，三天来广州参加公祭者共有40多万人，国民党大佬均送了挽联，其中以戴季陶所作最为传神：
立大节而不可摇，定群疑而不可惑，操危虑深，共仰良工心独苦；
尊德性则为明师，道向学则为益友，生离死别，怆怀今我泪偏多。
胡汉民之死为蒋介石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提供了契机，蒋要挟两广服从中央，李宗仁则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胡汉民去世仅七个月，也就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1937年7月，卢沟桥战火起，抗战全面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