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国革命记》一书，并在该书序言中表达了自己对这次大革命的态度。他痛恨法国带头实行革命，这革命使他感到惊恐；对法王路易十六，他则既有同情又有批评。同时，他也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警告和劝谏。但康有为又不得不承认法国革命导致各国立宪的历史功绩：“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公元1885~1905年）1902年留学日本，其问认真研读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仰慕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深为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所吸引。回国后，在上海撰成《革命军》一文，抨击封建专制，号召爱国志士起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模仿美国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文中写道：“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这段话的意思是：曾听说过的1688年英国的革命，1775年美国的革命，1870年法国的革命，都是世界上顺应天时合乎人意的革命，去除腐败而保存良善的革命，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革命，废除奴隶而成为主人的革命。文中还称赞卢梭等大哲学家的理论字字句句都有深刻的含义，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是返魂还魄的宝方（原文是：“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之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于是疾呼：“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wu，不要）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进步思想家继续宣传法国革命传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奠基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曾于1915年撰成《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高度赞扬法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并指出近代欧洲文明的三大特征——人权论，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莫不起源于法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公元1889~1927年）把俄国十月革命同法国大革命相比较，认为两者“同为影响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
李大钊也是20世纪初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宣传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中国革命家。1923年，他写出（《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对公社的起源、发展、性质、措施、经验等方面都作了相当深刻的论述和分析，特别强调公社的性质是“‘劳动者掌握权力”。后来，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战士欧仁·鲍狄埃（Eugene Pottier）所作《国际歌》，被翻译成中文后广为传唱，给了当时的革命者以巨大鼓舞，欧仁·鲍狄埃也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诗人。
三、中国人留学法国与法国人在中国办学堂
除随耶稣会士赴法学习大主教和个别被派出国求学的少数人外，最早一批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当是光绪三年（1877年）由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公元1820~1879年）派去的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1876年，沈葆桢获准选派学生26名、艺徒4名赴法学习船舶制造及驾驶技术。第二年，学生们在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带领下成行，日意格任洋监督，福州船政局总考工李凤苞任中方监督。这是中国官费生成批留法的开始。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著名语言学家马建忠，年青时即开始研究西学，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往法国留学兼任清朝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他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879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随李鸿章办洋务。他主张发展新式工业和学校。发展对外贸易，争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对外通商是“求富之源”。其参照西方语法著成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原名《文通》（文：文字语言；通：通则、通例。文通即语法），出版时马建忠已辞世，为纪念其著述的功绩，也为了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故在原书名前加上了作者姓氏。
辛亥革命后，留法学生逐渐增多。1912年，李石曾等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并设立留法预备学校。1912年至1913年间，留法俭学会共派遣4批150多人到法国，后因欧战而终止。1915年，蔡元培（公元1868~1940年）、吴玉章（公元1878~1966年）等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有志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国内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法两国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的华法教育会的组织下，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学子赴法求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如湖南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徐特立、罗学瓒李维汉、何长工、肖三；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贵州的王若飞等。
华法教育会发起于巴黎，并在中国上海、广州设立分会，由蔡元培任会长，发起之日，蔡元培发表题为《华法教育会之意趣》的讲话，他说：“现今世界各国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法国自革命时代，既根本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以为道德教育之中心点，至于今日益扩张之范围。法国科学之发达，不独在科学固有之领域，乃又夺哲学之席，而有所谓科学的哲学。法国美术之发达，即在巴黎一市，观其博物院之宏富，剧院与音乐会之昌盛，美术家之繁多，已足证明之而有余。至中国古代之教育，礼乐并重，亦有兼用科学与美术之意义。”在谈到中国人为什么要留学法国并引进法国文化时，蔡元培在1916年3月29日华法教育会发起会上作了这样的解释：“法国文化有特宜于我国计五：一日道德之观念，二日文学艺术之臭味（xuiwei，气味），三日自由之精神，四日习惯之类似，五日俭学之机会。”
通过兴办教育传播福音，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普遍采用的传播方式。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侨民所办的学校，是晚清中国新式学校的一类，新式学校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精神，体现了西方的教育风格。它们在中国的出现和存在，成了西学传播的重要渠道。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进入这样的学校接受西学熏陶，然后又带着西学分散到各地去。
从19世纪中叶起，法国大主教也积极在中国办学，其中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就有：1849年创办的徐汇公学（后改为徐汇中学）、1851年创办的石室小学（初为读经班）、1852年创办的仿德小学（后改为董家渡路第二小学）、1853年创办的明德小学（后改为上海市蓬莱中学）1855年创办的徐汇女校（后改为上海市第四中学）和经言小学1874年设立的圣芳济学校（后改为圣芳济中学）1886年设立的中法学校（后改为光明中学）、1894年设立的善导学堂（后改为善导中学）等。
1903年，震旦大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法国天主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第一任校长马相伯（公元1840~1939年），少年时曾在上海徐汇公学学习拉丁文和法文。1870年得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1872年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1905年，因不满于震旦大学天主教当局的考核，又与严复、袁希涛等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
1920年，中法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经过若干年的经营发展，大学逐步成立了以法国学者命名的四个学院，即：拉马克（Jear~Baptiste Lamarck）学院，讲授生物学科；居里（curie）学院，讲授理化科；孔德（AugllsteComte）学院，讲授哲学科；伏尔泰学院，讲授文科。1921年，在中法两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法大学又在法国里昂成立了海外部，所接受的多是北京中法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