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中国现代女作家
缅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一生的光辉业绩，我们会发现，热情地关注、无私地扶植和培育中国现代女作家，为中国现代女作家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倾注心血、指引和开辟道路，是茅盾一生为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茅盾作为长期关注妇女解放事业、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不仅从20年代初就开始探讨妇女解放问题，相继写出了百余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广泛从事妇女运动启蒙教育和宣传活动；同时，他以对知识妇女命运的关切作为自己创作发韧的基点，为新文学宝库提供了一系列具有生命活力的时代女性形象；而且，他还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深刻的思想、杰出的文艺批评以及切实的帮助，给予现代女作家以巨大、深远的影响。
一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创始者之一，茅盾从促使第一代女作家脱颖而出，到帮助周围女作家的处女作问世，做出积极、可贵的努力。不少现代女作家在茅盾的扶植下步入文坛，从茅盾的支持中获得了在文学道路上前行的力量。
五四时期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庐隐（原名黄英），是在茅盾和郑振铎等人的鼓励下，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她的入会号数登记为"13"。而庐隐在校外文坛问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就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一个著作家》的发表，大大地增强了庐隐创作的自信力，从此，她对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又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发表了《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等作品，从而成为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群中创作小说最多的一位。
著名的女作家冰心早在五四时期，即以诗人的气质、散文家的优美文笔撰写问题小说，风靡整个文坛。她早期问题小说的重要代表作《超人》，也发表在1921年4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在《超人》发表时，这篇小说的末尾有一个颇为有趣的"冬芬附注"："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附注的署名"冬芬"，其实是茅盾当时的一个笔名。茅盾是发表《超人》的编辑，也是《超人》投寄后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超人》一发表，便在文坛上博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注目，被公认为是当时文研会成员中一篇"为人生"的佳作，为冰心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40年代初期，茅盾已是闻名中外的文学大师。而女作家郁茹（原名钱玉如）当时还"只是一个对他（指茅盾）万分崇仰，但一到他面前就只会脸红不会说话的小丫头"。1943年，年青的郁茹在茅盾主持的文艺阵地社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日常的工作接触中，郁茹常有机会聆听和领会茅盾的教诲，从而汲取养料，浇灌着秘书内心深处创作的愿望之花，开始了小说创作。如郁茹自己后来回忆时所说："我就是这样开始写作的。我实在不懂得写小说，我的小说是从半中央写起的，写好了后半部，我就悄悄地来到枣子岚垭这山道上，眼望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那个门，等着以群同志走出来，上了街，我就悄悄地走进他房里，把稿子放在书桌上就溜走了。我想，不知道沈先生和以群同志看到这么个东西会怎样发笑呢。晚上睡在床上，又想不如再去偷回来算啦。……"谁知在接到文稿的当天晚上，茅盾就把它浏览了一遍。这小说的后半部，写一位青年女性终于挣脱了小家庭的爱情的圈子而投入了大时代的洪流。茅盾看到作品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长的抒情气氛，且有着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俊逸的格调，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感到抗战以来涌现的青年作家中，有才华的女作家却不多见，想不到其中的一位就在自己的身边！过了几天茅盾又见到以群，就建议他把这后半部先在《文阵新辑》上发表，并且要以群转告作者，快把前半部也写出来，可以把这部小说编为《新绿丛辑》第二辑。茅盾的肯定和支持，给了郁茄以莫大的勇气和鼓舞，使她"简直像个上足了汽的火车头那样去赶写小说的前半部"。不久，小说的前半部写出来了，这一部分是写女主人公的童年、初恋直到结婚。但交出这部分稿子后，郁茹还是不相信自己写的这部没有标题的小说真会发表。谁知不久就看到校样，更使她万分欣喜的是，茅盾亲自为小说题名为《遥远的爱》，又给她署上了"郁茹"这个笔名。《遥远的爱》于1944年4月出版。就是这样，在茅盾的亲手扶植下，年青的郁茹丢掉了自馁，从此开始了文学活动，逐渐成长为文学阵地有成就的女作家。
茅盾甘愿以自己的心血来培育文艺之花。他帮助胡子婴写成小说《滩》的经过就是生动的一例。
1944年，胡子婴（笔名宋霖）在重庆一家银行当职员。出于对民族工商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她想写一部以民族工商业者在重重高压下挣扎的苦难经历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在构思过程中觉得有种种困难，于是决定去向茅盾请教。茅盾在仔细听完胡子婴关于创作意图和故事梗概的介绍后，与胡子婴整整谈了一天。他反复地向胡子婴讲解有关写小说的基本知识，并对胡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解答。由于茅盾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胡子婴增添了尝试写作的勇气和力量。两三个月后，她带着五万多字的小说初稿去再请茅盾指教。茅盾放下手头的工作，在认真地阅读了小说的初稿后，诚恳而又严肃地向胡子婴指出了初稿的缺点，又亲切地鼓励胡子婴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因为从这初稿看，你有生活，你有激情，你也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只是你还不善于用艺术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主题，还不理解小说主要在于塑造典型人物。"与此同时，茅盾又不厌其烦地以胡子婴的文稿为例，详细地谈了这部小说应该怎样写，并提醒作者，不要企图在初稿上修修补补，而要重新写过，以便能放开来写，把环境写真，把人物写活。就这样，胡子婴在业余时间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终于写出了一部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她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三次请茅盾先生指教。茅盾阅读文稿后，用了一个多星期对它作了详细的批改，指出应增加、应改写、应删节、应调整的地方，写出了长达几十页的深刻详尽的修改意见。在胡子婴参照茅盾提出的意见又对文稿作出修改、把誉清的第三稿送来后，茅盾又像批改作文卷子似的在第三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然后，他把稿子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胡子婴的处女作终于出版了。在这本书的诞生过程中，融进了茅盾先生的心血，记录了老一辈革命文学家为培育新生力量而作出的无私奉献。
二
从30年代到60年代，茅盾以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文章，培育了几代女作家的创作，引导一代又一代女作家自觉地进行精神升华，为中国现代女作家队伍的成长指引和开辟着道路。
30年代，茅盾相继撰写了《庐隐论》《冰心论》《女作家丁玲》《丁玲的〈母亲〉》等一系列重要评论。在这些评论中，茅盾高屋建瓴，将庐隐、冰心、丁玲等著名女作家的文学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这些女作家及其作品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茅盾既阐明她们每个人对于人生的态度和创作的独特视角，又剖析她们各自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肯定她们为新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他既为这些女作家的成功而自豪，还探究她们取得成功以及所存不足的内在原因，并为她们的创作个性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些评论，同时对扭转当时甚为流行的运用"左"的词句的教条的概念化的文艺批评风气起到了良好作用。
在写于1934年6月的《庐隐论》中，茅盾赞誉庐隐是"五四"时代浪潮的弄潮儿，热情肯定了庐隐早期作品中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认为庐隐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而跨进文坛的，她堪称为"五四"时期女作家中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第一人"。在如实评价庐隐小说的社会意义的同时，茅盾又指出了庐隐创作在发展道路上的"停滞"。茅盾既为庐隐的创作未能突破个性、未能不断开拓艺术领域而感到惋惜，又总结了庐隐"发展停滞"的原因，指出时代前进了，"所以这"停滞"客观上就成为"后退"，虽然庐隐主观上挣扎着要向前"追求"的"。在这里，茅盾不仅对女作家庐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论，而且热切地希冀作家能突破个人的生活环境，投身到社会中，与时代同步前进。
在写于同年的《冰心论》中，茅盾同样探求了冰心创作的发展和变化。他将冰心20至30年代的创作概括为三部曲，并从冰心个人的生活环境出发，分析了冰心"神秘主义的爱的哲学"的根源，他热切地希望冰心能走出"花房"滚到"针毡"上，把"第三部曲"--"严肃的人生的观察"唱下去，在已迈出正视人生的坚实脚步后"切莫回头"！显然，茅盾是在帮助女作家认识自己，为冰心创作个性向更成熟、更丰富的阶段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1932年7月，在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之后，在疯狂的白色恐怖中，茅盾挥笔撰写了《女作家丁玲》一文。他热情地赞扬丁玲这位"新起的女作家"，认为在"左联"的干部中，丁玲"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茅盾剖析了丁玲创作的发展轨迹，并发掘丁玲创作的时代意义。
为了对上文进行补充，也为了反驳某些"左"的批评家对《母亲》不公正的批评，在第二年八月，茅盾又写出了《丁玲的〈母亲〉》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进一步明确指出，丁玲"是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她的短篇小说的特点就是立意湛，即使写的是"身边琐事"，也不使人感到琐细单薄"。他还批驳了当时文坛上对《母亲》的肤浅的批评，并强调了《母亲》的"独特的美点"，认为不能不把《母亲》视为""前一代女性"怎样从封建势力的重压下挣扎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的"纪念碑"。这些评论，是对丁玲及其创作的科学的估价，它帮助人们认识丁玲，了解这位女作家创作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40年代，茅盾又写下了《〈呼兰河传〉序》《关于〈遥远的爱〉》《读宋霖的小说〈滩〉》等文章，对肖红、郁茹等女作家及其作品作出评价。在《〈呼兰河传〉序》里，茅盾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为女作家萧红"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而感到由衷的惋惜，在肯定《呼兰河传》的思想成就并指出作品思想弱点的同时，开掘了作品的诗意和特有的魅力。茅盾认为，《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有一种使人"炫惑"的美。茅盾还告诉我们，《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呼兰河小城千年如一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在萧红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萧红写成她的最后著作--《呼兰河传》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而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却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不能毅然自拔，在香港过着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以致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和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此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这一心情，也给《呼兰河传》全书的情调，乃至于思想部分投射了暗影。这又是茅盾为之深感惋惜的，正如同他对于萧红在寂寞中不幸早逝深感惋惜一样。而在这深沉的惋惜之中，正留给人们以深长的思索和启迪。
在写于1944年2月的《关于〈遥远的爱〉》一文中，茅盾为年轻的女作家郁茹的成功而感到喜悦，他赞扬《遥远的爱》"给我们这伟大的时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认为小说使"我们看见一个昂首阔步的新女性坚定地赶上了时代的主潮--全身心贡献给民族"。茅盾为小说中有血有肉、光艳逼人的女主角叫好，还赞扬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指出它"有着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俊逸的格调"，"更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长的抒情的气氛，而构成这氛围的，又是那虽非纵横但却醇厚深远的对于人生的热爱，对于崇高的理想的执著"。与此同时，茅盾又分析了小说的美中不足。并进一步指出，这一些技巧上的缺点"都不能掩盖本书在思想认识方面的慑人的光芒，也无伤于作者的焕发的才华，从整个看来，我们有理由向作者要求更惊人的作品"。正是这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使女作家郁茹读后深深感到，茅盾对她所描写的人物理解得是那样透彻，对主人公的思想和行动解释得是那样真切、深刻，甚至比自己原来设计的更加清晰、更加积极、更加具体，从而把她"又领进一个更加深远的思想境界中去了"。
在抗战的胜利声中，茅盾又写出了《读宋霖的小说〈滩〉》，热情地向读者推荐女作家宋霖在业余时间所写的"处女作"。他认为直到当时为止，"反映了大后方近年来经济动态的文学作品，还是寥寥可数，宋霖的小说《滩》是这一类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作协主席等重要职务。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他仍耗费大量的精力，呕心沥血，研读全国数十种刊物上的较优秀的作品和各出版社的重要作品，表彰新人新作，把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举荐给读者。十余年间，茅盾写下的批评文字竟有百万言之多！而茹志鹃、韦君宜、杨沫等女作家正是从茅盾的这些评论文字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从而进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文学成绩。
写作《百合花》的时候，女作家茹志鹃还"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个年轻的分子，一个酷爱文学，而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她在《百合花》里倾注了年轻的热诚，然而稿子写成以后，寄出去就被退了回来，说调子比较低沉。几经周折，作品才终于在陕西的《延河》月刊上发表了。茹志鹃是感激的，然而并不那么高兴。作品的遭遇，已使她认定了《百合花》是一个丑小鸭，会像她过去写的那些东西一样，"像是随潮水涌上滩来的一粒沙子，一会儿，它也将随着潮水退去，落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何况此时，正值茹志鹃以右派家属的身份，携带了幼女去南京，要使自己的丈夫在被开除出军、开除出党的狂风暴雨中，身边有个亲人。《百合花》正伴随着厄运来到茹志鹃的人生道路上，生活、创作都面临着丧失信心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