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强跟随俄国船长之后的经历，构成整部作品的主要篇幅。它目睹了这位年轻的船长在六年的时间内所经受的命运的升降沉浮。当初的船长似乎是精力、财富和幸福的象征。他"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散发出一股花露水香喷喷的气味，两撇德国式的淡褐色胡髯神气地翘起着，一双锐利的眼睛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笔挺而又洁白"。船长告诉阿强，他在敖德萨市的伊丽莎白街有一幢住宅，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无与伦比的女儿。阿强不知道主人的轮船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少，只看见船上的餐厅"在一片朦胧的光线中，柔和地闪耀着某种金色和紫罗兰色融合而成的光芒，某种肉眼刚刚能捕捉到的欢快得非同凡响的光芒"。这个时候，也许船长不仅觉得这艘飞驶的轮船听从他的意志，而且整个世界都在他的主宰之下。不过，阿强注意到，船长脸上有时也流露出沉思和饱郁的神色，而且还对它讲过一些它所听不懂的话。数年之后，果然是一连串的厄运向船长袭来。先是由于他饮酒失职，他的轮船撞上了暗礁。后来，一个冬日的正午，在敖德萨市伊丽莎白街上，船长竟然向他那"漂亮而又忧郁的妻子"开了枪。失去了财产、事业和家庭之后，船长只得领着阿强住进敖德萨陋巷内一幢五层楼房的顶楼里。这儿"又大又冷，天花板很低，光线十分昏暗"，船长只能睡在一张破旧的铁床上，而阿强则蜷缩在壁炉后面的屋特角里。船长从此一级不振，潦倒不堪，整天泡在臭气熏天的啤酒馆里，以酗酒度日，在旧日的朋友们面前不停地抱怨生活的虚空，最后终于在一个冬天的清晨悄悄死去。
对于这位船长的一生，对于他的全部追求和整个命运，作品是以中国佛教和道教教义来进行审视的。这一审视角度显示于船长和阿强的谈话中。还是在船长处于其鼎盛期、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到极点的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也许是"过于贪求幸福了"。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的路是黑暗的、凶险的，还是已完完全全走上了一条反道。在此种心境下，船长同阿强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们国家的菩萨总不会比你我蠢吧？你听着，他们就说要大慈大悲，爱护众生--从阳光、波涛、空气，直至妇婆和白洋槐树的香味，都属爱护之列！或者，你是否知道中国人所创建的道教？不过老弟，我自己对道教也不甚了了，其实谁对道教都不甚了了，如此深奥玄妙的教义，谁又能懂得多少呢？太元圣母，万象都由她所化生，也均由她所吞噬。她一边吞噬，一边重又化生万象。换句话说，万物均各有其道，此道是任何他物都不能加以违逆的。可我们呢，却时时刻刻加以违逆，我们时时刻刻都想扭转，比方说吧，我们所爱的女人的心，而且不仅女人，还想把整个乾坤都按我们的心意扭转过来。阿强，生活在世界上是可怕的。船长的这番话似乎表明，他在思考自己的整个生活。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作为一个远洋运输船的船长，他来往于敖德萨市和中国的港口城市之间，把俄罗斯的产品销往中国，运回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特产。他踌躇满志，生活舒适豪华，充满幸福感，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往往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虚、担心乃至恐惧，似乎缺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对中国佛教和道教粗知一二的船长经过思索，感到自己最缺乏的东西，也许就是佛家所提倡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他同时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都有其发展演化的规律性，也即所谓"道"。自己对于个人幸福的"贪求"，是否是对"道"的违逆，是否是在企图扭转那本不可扭转的规律？在这里，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成了船长思考个人生活方式的基本参照。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布宁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依稀可见他的生活理想与道德理想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某种关联。
在小说《阿强之梦》中我们看到，船长在和阿强说以上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已开始经受一种痛苦的折磨，即他不知道他那位"生得匀称、苗条、美丽、忧郁"的妻子是否已另有所爱。当他第一次感觉到她已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而且她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愚弄他的时候，他就像一下子掉进了无底深渊。他终于懂得，她是属于那种"始终忧郁地渴求饮尽爱河"的女人之列的，对于这类女人，谁也不能猜透她们的心思，她们各人都有各自的心计。于是，绝望中的船长又向阿强问道："阿强，她们遵循不遵循道教那种玄妙的教义呢？而道教的教义，连那些在这黑油油的，好似燃烧着的恺甲一般的浪涛中自由自在地漂来浮去的海上生物也都遵循的呀！"
船长再一次以道教为标尺，来谴责他那背叛的妻子。但是，船长本人似乎也同样没有遵循道教的教义。他明知"万物均各有其道"，不能加以违逆，却还是试图强行扭转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心"，因此才有开枪射击妻子的一幕。或许，作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船长因铤而走险所导致的悲剧性结局，又一次确证了"万物均各有其道"；而他的"发达、自豪、幸福--怀疑、担心、恐惧一撞礁、破产、报复--潦倒、酗酒、死亡"的全部生活历程，则说明了"世事一切皆为虚空"的道理？！这其实是作家布宁从道家学说出发对人生意义和人之命运的一种叩问。
船长死后，他的老朋友、一位画家成了阿强的第三位主人。他对阿强有着一种深沉的爱怜之情，以致阿强感到世界上除了拥有财富、豪华和荣耀，除了卑劣、虚伪和凶险这两种现实之外，必定还有它所不知道的第三种现实。在画家那"飘荡着香喷喷的雪茄烟味"，弥漫着朦胧的光线的画室中，阿强隐约感觉到，这第三种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只有它的第四个主人才知道。"回到"这位主人身边，看来是阿强的必然归宿。
作者强调这第四个主人是阿强的"最终的主人"，也是"大写的主人"，但是并没有说清楚这位主人究竟是谁：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呢，还是那位似乎已经被阿强遗忘了的中国老汉，也即它的第一个主人？从作品中关于这位主人所生活的世界"死神是无法企及的"这一说法中，好像可以确认这个"大写的主人"指的就是上帝；而小说中关于阿强不消多久就要"回到"它那"最终的主人"身边的说法，又让人感到似乎还是要回到中国老汉那里。也许，布宁在这里是有意模糊了"最终的主人"、"大写的主人"的具体所指，也就是模糊了"中国老汉"和上帝之间的界限，从而表现了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命运和生活方式、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理解，并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无穷的联想空间。
布宁创作《阿强之梦》这篇小说的时候，俄罗斯正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他深知俄罗斯存在着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意识到巨大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但是他追随列夫·托尔斯泰，坚持认为社会变革不应当采取暴力的形式。在他看来，"俄国贵族的生活风尚与内心世界同庄稼汉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贵族阶层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裕而已"，"双方的灵魂都是俄罗斯的"，都有俄罗斯民族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造成种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因此，克服为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各种缺陷，每个人都按照"人类生存的、上帝的永恒法则"去生活，便是布宁心目中解决种种社会矛盾、克服种种社会危机的唯一途径。当他对中国的佛教、道教有所了解之后，他认为菩萨所提倡的"大慈大悲，爱护众生"、道家所说的"万物均各有其道"，不可违逆，其实和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于是，布宁便在《阿强之梦》这部作品中，经由新颖奇特的叙事方式，以佛道思想审视那些不爱众生、"贪求幸福"、违逆道统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揭示其悲剧命运的内在根源，从而参与了同时代人对于个人和民族命运的叩问。
3.匆匆一瞥：爱伦堡的《中国之行印象记》
对于中国广大读者来说，伊·格·爱伦堡（1891～1967）首先是中篇小说《解冻》的作者。这自有其必然性，因为这部小说不仅引发了"解冻"文学思潮，划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而且还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然而，爱伦堡的文学成就远不止于此。早在20世纪初年，他的《诗歌集》（1910），《我活着》（1911）和《蒲公英》（1912）等诗集就受到同时代俄罗斯诗人的高度评价。《为俄罗斯祈祷》（1918）更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作。20年代以后，小说成为爱伦堡艺术创作的主要样式。60年代陆续发表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1～1965），发表之初就在苏联文艺界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而其译本则在西方各国轰动一时。在我国，这部巨作的前四部"文革"之前就有了译本，但全译本的首次公开发行却已是世纪末的事情了。正是在这部六卷本的回忆录中，爱伦堡留下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十分可贵的《中国之行印象记》一章。这篇文字生动地记录了50年代初作家在中国的旅行观感，出色地勾勒出作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爱伦堡的这唯一的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51年。这年9月，他受"颁发"加强和平"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之托，和智利诗人聂鲁达（他们俩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等人一起，特意到中国授奖给该年度的获奖者之一宋庆龄女士。爱伦堡等在中国逗留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除了北京之外，还到过上海、杭州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和学校，游览了长城和明陵，还有机会出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对于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等，爱伦堡也因亲身接触而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这些感性认识构成《中国之行印象记》的基础，同时也是引发他的理性思考与诗意联想的诱因。
对于爱伦堡个人而言，这次为期不长的中国之行有着多重意义。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新奇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一次看见亚洲。更重要的是，正如作家所说："中国之行对于我是一所学校：我直到老年才开始摆脱欧洲教育的局限。"对于亚洲这个神秘的地区，爱伦堡过去仅仅是通过吉卜林、罗曼·罗兰的某些作品以及佛教史而对印度和日本有所了解。在20年代，他曾通过报纸杂志而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有所知晓。后来，他读过法国作家马尔罗写的以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1933），还读过一本关于孔子的法文书。这一切可能就是爱伦堡在来中国之前关于亚洲和中国的全部知识了。爱伦堡写道："我现在之所以叙述自己的无知，是因为对亚洲的无知乃是欧洲人的通病，这种无知使得有学问的印度人或中国人有点儿瞧不起西方的知识分子。"（431页）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爱伦堡合乎逻辑地把自己的中国之行当做切实了解这个国家、校正以往的某些"印象"的一次极好机会。
爱伦堡自知：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于认识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极为古老的文化、革命刚刚胜利、新旧事物互相交替的国度来说，毕竟是短了一些；他所能看到、听到的一切，范围毕竟有限。因此，在写下自己的"印象记"时，他有言在先：他很可能只是"杂乱无章地，想必还是幼稚地"描述这些印象，这种描述显然不是试图描绘出一幅关于中国的整体图像；更为重要的是，他无意于仅仅根据这些印象作出某种"肤浅的判断"（423页）。然而，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而言，爱伦堡的"印象记"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观照自身的一个特殊视角，而且还可以让我们从作家的凝望、沉思和联想中聆听到一种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呼唤。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特殊性，可能是中国之行给爱伦堡最先留下的新奇的、深刻的印象之一。一进入中国，他就发现，人们并不称他"eH6ypr(艾连布尔格)，而是称他为"爱伦堡"。这位大作家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后来他才得知，"爱伦堡"这个"令人纳闷的字眼"指的就是自己，于是一股新鲜感油然而生。特别是当他被告知，"爱伦堡"的中文含义就是"爱情与道德的堡垒"时，他更加感到兴奋。从自己以及法捷耶夫等人的中文译名中，爱伦堡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人的名字在被译成中文时，"可以用褒词或贬词来表现--这取决于对这个人的态度"。在和中国人的交往中，在参观了上海的一家大印刷厂，目睹了排字工人的操作以后，爱伦堡深感"中国的文字是一门复杂的学问"。他得知:要想借助一部简明字典阅读中文报纸和书籍，起码需要认识几千个象形字;中国的排字工人往往比一个中等水平的读者认识的象形字要多，而认识了这些字，也就理解了概念，因此排字工人大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对于像郭沫若那样的"认识一万字"，"能写出所有的字来"的中国人，爱伦堡深表钦佩。象形字也许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都是难以把握的，于是爱伦堡便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不改用拼音文字?对此，中国陪同人员的解释是:那样一来，广东的居民就不能阅读北京的报纸杂志了。这样的解释未必能使爱伦堡满意，当然也不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真的、科学的回答。但是在爱伦堡的提问中，不难看出他对于打破各民族之间的语言隔阂，为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通道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