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吴佩孚也曾因时代的局限做过镇压工人罢工的恶事，但纵观他崛起之后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吴佩孚是一个爱国者。早年，当日俄交战之时，以夷制夷大概是他的想法之一，因此吴佩孚同日本人合作还算愉快；但等到了吴佩孚具备抵御外侮的实力之后，他的态度立马有了转变。吴佩孚不仅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更是支持“五四运动”，庇护进步学生。当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流离失所之际，他断然拒绝了日本军方的“资助”。当应张学良之邀前往北京定居之时，他还不忘质问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行径。当日本人占据中国半壁江山之时，这位曾经得过日本勋章的吴大帅，已经是直系军阀仅存的旗帜，成为日本人重点拉拢的对象。日本人给他开出的条件可谓不菲，不仅许以高官厚爵，还要钱要枪全凭你吴大帅一句话，大方异常。
不过吴佩孚对日本人的豪气并不买账，倒是对这些侵略者深恶痛绝。他不仅通电揭露伪满洲国本性、为抗议南京大屠杀绝食，还多次拒绝日本情报机关的拉拢，保住了自己的晚节。这都表明，在吴佩孚的心中，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完整始终是头等大事。在这些根本利益面前，个人的得失都可以不做计较。这样的情怀，说他是爱国者绝不为过。
正如董必武所说的那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链接一：军阀啊军阀！
所谓军阀，指的是掌控政治势力、自成派系的军人集团。中国的军阀，古来有之，上至三国争雄，下至五代十国都有军阀活跃的身影。不过，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清末民初纵横中原的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是袁世凯。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组织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称为“新建陆军”，是为北洋军阀始祖。“北洋”二字，指的是黄、渤海及周边地区。由此命名，也可知晓袁世凯所部的活动范围就是北洋。
在清末的乱局中，袁世凯左右逢源，投身革命队伍，一跃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北洋系统也就此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当权派。称帝复辟的企图破产后，袁世凯忧愤而亡，北洋军阀一时群龙无首，逐步分裂为诸多派系，在各省割据。其中，以皖系、直系和奉系三派军阀势力最盛，对中国影响最大。
皖系军阀是袁世凯死后第一个执掌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派系。以其领导人段祺瑞的籍贯安徽之简称“皖”为名。段祺瑞出任总理后，急于取得日本方面的援助，极力主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此举遭到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以及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不久，被免职后的段祺瑞煽动各省军阀“独立”，发兵北京。重掌政权之后，皖系军阀意欲“武力统一”，歼灭其他军阀势力，遭到一直反对。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势力被直奉联军连根拔起，就此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让位给直系军阀。
直系军阀的代表人物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人，长期把持北京政权，因此当时的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直隶出身，因此其派系被称作“直系”。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接任中国民国大总统，其部下则掌控全国主要省份的军政大权，风头一时无二。直系军阀虽然久据北京，但其根基却在东南部地区，因此北京实际上是处于奉系军阀的直接威胁之下的。尽管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但好景不长，奉系军阀很快卷土重来。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突然占据北京，迫使吴佩孚南逃。直系另一位巨头孙传芳在南方坐拥五省，原本志得意满，却遭遇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势，屡战屡败。孙传芳众叛亲离，最后投奔了奉系军阀，直系军阀势力至此彻底消亡。
奉系军阀的根据地在东三省，以奉天为军政中心，其首领张作霖号称“东北王”。张作霖虽然凭借军人集团发迹，但最初却并非行伍出身。早年的张作霖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称霸辽西，后来所部被清政府收编，成为奉天军队的一支。清王朝灭亡后，张作霖逐渐独揽奉天军政大权。通过同日本人勾结，张作霖又相继取得了东北三省的控制权，称霸一方。随后，张作霖支持直系进攻皖系军阀，从中渔利，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皖系军阀失势后，张作霖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曾在同一个战壕里拼杀的直系军阀。
经历两次直奉大战，张作霖终于搞垮了直系势力，将军队开进了山海关。但此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为对抗北伐军，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并以“大元帅”之名入主北京，总算过了一把总统的瘾。不过，这时候的奉系军阀已经难以维系在关内的统治，最终不敌北伐军。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连夜离京返回东北，却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震惊中外。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主政东北。张学良同已经主导中国政局的蒋介石合作，承认国民党政权的正统地位，史称“东北易帜”。东北军兴兵入关，协助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不战而退，东北军将东北三省拱手让与日寇。之后，奉系军阀逐渐沦为蒋介石的马前卒，被呼来喝去，到处堵枪眼。张学良忍无可忍，思想上开始倒向共产党人，最终发动“西安事变”，向蒋介石逼宫，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虽然此举终于开启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但张学良自己却遭到蒋介石囚禁。而奉系势力也逐渐被蒋介石消化瓦解，不复存在了。
链接二：军阀手中的“盒子炮”
在上世纪初的乱世中，无论是军阀还是土匪，都对“盒子炮”这种无往不利的传奇武器心驰神往。那么，军阀手中的“盒子炮”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盒子炮”也叫驳壳枪，正式名称为“毛瑟军用手枪”，由德国制造。因其平时装在木盒中，因此得名“盒子炮”。除此之外，在中国还有“大镜面”、“匣子枪”等诸多叫法。这种手枪射速快，口径大，杀伤力惊人，还可半自动发射，因此受到中国各路军阀青睐。不过，在中国备受推崇的“盒子炮”，在其祖国德国却并不受待见。当时，毛瑟公司开发出此款手枪之后，意欲竞争当时的陆军制式手枪装备权。但其竞争对手鲁格公司推出的鲁格手枪似乎更为军方看中。为了挽回颓势，毛瑟公司甚至想出了“行贿”的手段：当时德皇外出行猎，毛瑟公司老板趁机献上毛瑟手枪，大谈其好处。德皇颇为心动，也大力推崇。但陆军却不为所动，最终选择鲁格手枪作为制式武器，一用就是几十年。德国陆军何以能够经得住皇帝的弹压而执意不用毛瑟而选择鲁格呢？原因很简单，毛瑟“不好用”！
要想成为军用制式手枪，“好用”是必需的要素之一。所谓好用，既要轻便耐用，又要价格便宜，还要操作简便。这三样，正是毛瑟手枪所不具备的。“盒子炮”的弹仓在扳机之前，像个大肚子一样。这种设计导致手枪的握把位置空置，整体结构臃肿，携带不便；同时，这种手枪的价格也令人咋舌，几乎要赶上步枪的要价；此外，“盒子炮”后坐力惊人，想要稳定射击甚至需要加装枪托。因此，自第一支“盒子炮”问世，四十多年间都没有成为任何一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而“盒子炮”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说出来其实很是无奈。当时，帝国主义见中国内乱，皆欲趁火打劫。但列强彼此掣肘，不便明目张胆地支持各派军阀，于是搞出个“对华武器禁运”以示“公允”。禁运名单上长枪短炮比比皆是，唯有手枪不在此列。而毛瑟枪作为手枪过重，当作步枪不足，不上不下，却正好能补上军阀混战中对于武器的需求。因此，大量毛瑟枪涌入中国，各地军阀也建厂仿制。刹那间，“盒子炮”成为叱咤一时的名枪，一扫在自己故国的屈辱，焕发了新的青春。
链接三：吴佩孚之死
清末民初，乱象横生。军阀混战，列强渔利。时局动荡之下，各种谜团层出不穷。吴佩孚之死就是这诸多谜团中的一个。
关于吴佩孚之死，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莫过于“日本间谍谋杀说”。据说，当时吴佩孚反复拒绝日伪的“招安”，引起日本人的不满，于是动了杀心。趁吴佩孚牙病发作之际，日本情报人员对其痛下杀手。这种说法流传甚广，甚至连吴氏后人都持这种观点。不过详细研读有关资料之后，“吴氏死于日本人之手”的推论却似乎站不住脚了。
根据吴氏后人回忆，“先祖父患牙疾，延请德国医生到家中诊看，诊断需住院拔牙。因系‘德国医院’，被毕生不入租界的先祖父拒绝。日本当局得知后，强行指派日医到家中拔牙，结果导致严重感染，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都说牙疼不是病，殊不知，牙病也要命。牙神经跟面部神经和大脑联系紧密，如果感染很容易诱发这些部位的继发感染，所以，及时的处置是非常关键的。但吴佩孚拒绝接受德国医生的建议，不到租界医院治疗，耽误了治疗时机。等到日本医生强行到家中拔牙时，感染应该已经非常严重了。从拔牙之后吴佩孚的症状来看，应当是已经染上了败血症。
吴佩孚常年征战在外，身体状况不会太好。他染病时已经年逾六旬，遭遇败血症的侵袭，很容易引发器官功能衰竭。这种并发症在现在依旧非常凶险，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基本无药可医。
再看，“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这番治疗术，看似野蛮，同杀人无异，但实际上却算得上中规中矩的抢救程序。对于因浮肿导致的呼吸困难，打开呼吸道是必要的抢救手段，所以日本军医才会在气管与静脉的位置下刀，为的就是释放感染部位压力，减少组织压迫，畅通气道。而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标准作法，就是按压胸腔。在临床实践中，经常有患者因心肺复苏术而导致肋骨轻微骨折。这种骨折甚至常常被当作心肺复苏术是否被施行的直接证据。尽管日本人狡诈凶残，但根据吴氏后人的这番描述，其处置手段似乎并无不妥之处。所以，吴佩孚应该是死于牙齿感染导致的败血症及其并发症，同“日本特务暗杀”并无直接关联。
链接四：清末民初军校为何多为“日本造”？
清朝末期，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但中国人并没有操练新式军队的经验，派人出洋留学，学习西方的近代军事技能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因此洋务派选派了多批留学生，远渡重洋到异国求学，他们的目的地大多是日本。有人不禁要问：中日之间恩怨难解，为何还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军事呢？
其实，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日本并非心腹大患，也不是什么非要杀之而后快的仇敌。相比日本，危害中国程度更大的是西方列强以及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何制衡西方的坚船利炮、镇压不听话的臣民，才是清政府当时要解决的第一要务。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又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军事实力是很过硬的。加上日本离中国较近，语言文化都有共同之处，留学生学成更快，因此，清政府才将日本作为其军事留学生的第一目的地。
这些在日本深造的留学生，大多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是日本陆军培养基层士官的摇篮，声名显赫，但教授的东西非常基础。学成归来后，这批留学生就成了清政府编练新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也是新式武备学堂教官的主要来源。学的是日式操典，那么其教学内容自然也是日式的了。无论是保定陆军学堂，还是日后的黄埔军校，其创建者中都有这些留日士官生的身影。日式的军事理念也就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民初陆军学校的血脉之中。无形之中，把这些官校变成了“日本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