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反复探寻，下足功夫，然后达到豁然开朗、“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效果，从推导论证的必然王国进入到信手拈来的自由王国。
这三句词句分别出自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和辛弃疾《青玉案》，原本都与做学问不相干，但是，王国维这位文化遗老却将它们幻化了，将做学问的过程和境界描述得犹如追求爱人一般美妙。
王国维何以成就的“独孤求败”？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家、美学家、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清朝遗老，生平有各种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超过200种，他的生活甚至生命都被各种古文字、古物件充斥着，他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的一个午后，正值知天命之年的王国维在衣兜里留下一封给儿子的信后，便在夏日的颐和园里抛弃了这个世界。那天清晨，王国维照常去研究院上班，上午9点的样子，他向办公处的侯厚培借钱，本来想借2个大洋，但侯厚培兜里没有现大洋，就给了他5圆的纸币。王国维带了钱走出了校门，雇了一辆车往颐和园方向而去。10点左右，王国维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进到了颐和园里。时间一直到了下午，家里人仍不见王国维回家，四处打听寻找。他的儿子王贞明找到了颐和园，听车夫说里面有人投湖自尽了。王贞明慌忙跑进去，看到已经打捞上来的尸体正是自己的父亲……湖水很浅，王国维跳入水时头先扎进了塘底的淤泥里，窒息而死，衣服尚有没湿透之处。王贞明从父亲衣兜里找到一封父亲留给他的信：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三日，父字
他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仅仅“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这么几个字而已。至今我们也不明白，这个致他凛然结束生命的“辱”是何事何物。事实真相是什么已经是“死无对证”了，也正是因为无从考证，世间才流传了各种说法，一个更比一个离奇。
有人说他逃避的“辱”是担心落入北伐军手里受辱。那一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冯玉祥和阎锡山易帜，北京城里一片轰动，革命之声惊天动地。而王国维作为前清遗老，尤其看重自己的长辫子，传言北伐军进城要遍杀留辫子的人，王国维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因此投湖自尽。有人说这个“辱”只是一个名头罢了，王国维投湖实质上是“文化殉节”，为他热衷的、他认为正在衰落的国学而殉节。也有人说他是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不成而死的，不过这些说法都很难站住脚，大多数人觉得不合乎王国维的立世处事之风。还有些比较有依据些的说法是：
逼债。溥仪在自己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过，王国维的死与他和罗振玉之间的债务多少有些关系。王国维年轻时得到罗振玉很多帮助，求学和工作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罗振玉家里居住，欠下了罗振玉的人情和债务。后来，溥仪把一些字画委托给王国维变卖，罗振玉知道后把字画都要了去，卖得的钱被罗振玉扣下作为王国维还他的债。而王国维却无法拿钱向溥仪交差，致使他感觉受到了羞辱，进而投湖自尽。
殉清。这种说法在溥仪看来是罗振玉造的势。罗振玉逼债之说当时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也许是罗振玉想摆脱背的这个“黑锅”，于是他制造了王国维殉清而死的假象。他伪造了一封王国维的“遗折”交与溥仪，上面以王国维的口吻书写了“孤忠耿耿，深堪恻悯等文字”，溥仪深受感动，“加恩谥予忠悫”。罗振玉接着广邀各路学者、名流，设了“忠悫公”灵堂进行公祭，向大家宣传，王国维的“完节”是“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对于这些传说，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王国维作为一介贫儒，也许是生活的债务和困苦、对清朝覆灭和文化衰落的绝望、对革命的恐惧，共同牵引了他走向昆明湖畔的脚步。
与罗振玉的“遗产纠纷”
罗振玉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他与王国维的复杂关系向来也是大家愿意探究的事情。罗振玉是王国维的老师，又是至交的好友，志同道合的知己，还是儿女亲家，可是后来他们又形同陌路，甚至相互算计。他们俩都是中国近代的国学大师，对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他们俩相交相伴30余年，一起做学问，开创了“罗王之学”，尤其是通过对河南安阳刻有文字的甲骨、敦煌的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资料的深入研究，把中国可知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余年，成果惊人。
王国维与罗振玉的结识早在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东文学社，王国维先是入学社学习，后来出任学社的庶务，罗振玉由此免去了他的学习费用，并请他帮助编译《农学报》旬刊，撰写社论。1906年，罗振玉被清政府学部尚书任命为学部参事（大概如同现今的院士），举家进京，还约了王国维一起去。王国维上京之后也住在罗振玉家。后来，清政府下台，王国维东渡日本，并依靠罗振玉救济的100银圆度日，他以为罗振玉整理书籍作为回报。由此，王国维开始钟情于经史子集、古器文物，为他日后与罗振玉的合作治学打下了基础。1918年，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结婚，王、罗结为儿女亲家。这足可以看出王罗二人关系之亲密。
可是，他们之间的过节似乎也由来已久，而且在王国维经历晚年丧子之痛的时候公开出来。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是王国维最偏爱的一个孩子，他27岁时奉调到上海海关，感染伤寒病逝。悲痛的王国维赶到上海操持丧事，将王潜明的2423银圆遗产与海关抚恤金577银圆一起汇回了天津的家中，但是却没有告知罗振玉。罗振玉也许认为这3000银圆应该由女儿继承，也许认为王国维应该还他债务，无从得知，但是很明确的——他俩翻脸了。罗振玉一气之下将女儿接回自己家中，说女儿是在家为夫守节，要求王国维每年给她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贫儒，债务缠身，对罗振玉的要求羞愤难当。两人之间矛盾达到顶峰，不再通信，从产生误会到绝交，也就二十天左右的时间。三十年的朋友，三十年的合作，加上师生和亲戚关系，都没能顶住这二十多天的嫌隙！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始终对这件事情百思不得其解。
两年后，王国维离奇自杀！王、罗之间的恩怨才算有了个了结。罗振玉也许是对自己曾经的冷酷感到自责，也许是确实为这样一位大师的离去感到惋惜和遗憾，总之，他主动承担起了王国维的所有善后事宜。尽管他伪造了王国维的遗折，感动溥仪，恩赐王国维谥号，但这毕竟是冒着“欺君之罪”的危险，而且作为清朝遗老来说，这样一个谥号也许真的是王国维期盼的。他还整理出版了王国维的遗著，这对九泉之下的王国维和悲痛之中的家属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慰藉，他与王国维之间的复杂纠葛也算勉强画上了句号。
链接一：王国维是胡适的“关系户”
胡适是近现代的另一位大学者，对推广白话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当时的新派学界地位很高，社会影响也很大。王国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胡适极力举荐的。
胡适相当看重王国维，他评价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早年王国维对胡适有些评说，胡适于是登门拜访了这位大哥。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让胡适意识到了王国维的存在，王学对中外古今历史的关注和研究深深触动了胡适。王国维深知胡适在学界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出于礼数，王国维第二天回访了胡适。
胡适学问与日俱增，学术地位更加牢固，声名更远。清华学校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邀请德高望重的胡适担任“筹备大学顾问”，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没有答应，院长后来就成了吴宓。胡适给曹云祥校长建议，清华国学研究院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这些都被曹校长采纳。胡适同时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王国维的言谈和学术风范同样让曹校长刮目相看，甚是钦佩。他第二天就写信向胡适表示，定要王国维进研究院工作，并有意让他担任院长。求贤心切的曹校长来不及等到胡适和王国维的回复就急切地对王国维下了聘书。聘书是清华学校统一印制的，发出去之后曹校长就觉得有些不妥，把王先生与学校其他老师等同了，不够敬重，忙写信致歉，还同时亲笔重新手写了聘书。
王国维是彻底的传统文化遗老，对清华的新学仍不能接受，所以拒绝了。胡适又在王国维的皇帝溥仪身上下了功夫，让溥仪帮忙劝王国维到研究院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最终感动了王国维。他在胡适的陪同下，亲自到清华园走一遭之后接受了邀请。从此，清华园中晃动着一个曾为“帝王之师”的穿长袍的老师，清华学子也得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教诲。这是清华人的骄傲，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幸事。
链接二：穿越古今之《人间词话》
王国维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是《人间词话》，是一部关于古文学中“词”的论著。王国维早年的留学经历对他的影响很深远，不管是对西方文化的反对还是扬弃，一种贯穿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出现了。《人间词话》就是这样的全新视野下的创造，将词学的研究理论化、体系化，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甚至延伸至国外，让西方人认识了中国之词。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作的，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王国维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奉叔本华、尼采为精神导师。《人间词话》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与叔本华不同的是，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他将传统的词理论与新的方法、观念融合，得出的结论不仅新颖，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同时在新旧两派学者和学界中产生了反响。
《人间词话》最大的成就在于著名的“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不仅统领全书，统领王国维的国学新主张，而且统领王国维的学术精神和人生得失。他将境界作为评价词人得失、作品优劣、词品高低的标准。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朱光潜曾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人间词话》虽然是成书于近现代，但读来却似古籍般传统、悠远，又似译著般现代、新鲜，真真是一部穿越古今的永恒著作。
链接三：清华教授的高工资
大学教授直到今天也是一个风光的职业，外界对他们的工资总是会有神话般的想象，总之，他们是富足的，不缺钱的。不管事实是不是同大多数人的想象一样，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资反正是吻合了大众的好奇心。
曹校长当年亲笔写给王国维的聘书是这样的：
聘 书
兹聘请
王静庵先生为本校研究院主任，担任国学研究事务。即希查照后，列聘约办理为荷。
（一）每星期内授课拾点钟以内。
（二）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圆，按月照送。
（三）一切待遇照本校规定研究院教员任用规则办理。
（四）此项聘约以叁年为期（自民国十四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十二月底止），期满若得双方同意再行续订。
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
当时，清华教授的薪金甚高，教授月薪大洋300圆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400圆，后来增加到500圆。这个“圆”价值多少，可能我们今天无法有精确的换算，但是在王国维22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月薪是12圆，约合1995年的人民币1200元，是属于低水平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所以，400圆是当时高端人才的薪水，后来还涨到了500圆，可见清华的待遇真是不错的。
狂放大师——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年），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九三学社成员。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师从陈独秀、刘师培，以见解独到、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出名。
刘文典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他恃才自傲，狷介无比，是一个知识分子特点突出的大学者。
蒋介石跟前的另一个“大炮”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士大儒更大多狷狂得很，他们或思维奇特、言谈骇世；或豪气干云、狂傲不羁；或形迹放浪、不屑于流俗。他们中的头号代表人物当数傅斯年，据说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着二郎腿说话的文人，因而得诨名“傅大炮”。在这一批文人学者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更狂的，那就是刘文典。他敢在老蒋面前“以牙还牙”，和蒋介石对着干，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那股牛劲儿、牛骨头、牛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