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还淹没在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呼号中，但是长期在外留学的陈寅恪却没有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倒戈在西方文明中，他发现中国文化在世界学术中地位很高，跟中国国内疯狂的批判声音完全相反。基于这种认识，陈寅恪才能在“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的同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对国学烂熟于胸，赢得了国内众多学术名人的关注和尊敬。传说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时候，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的陈寅恪让校长很难打开高贵的清华大门，梁启超对他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在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最终，清华国学院将陈寅恪破格聘用，那时的陈寅恪才36岁，在学者云集的清华学府中，他与王国维、梁启超一起被称为“清华三巨头”，足见其地位之高。
这位有深厚的学识功底、但连博士学位都没有获得的陈教授上课有著名的“三不讲”，即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他只讲自己和别人都未曾讲过的。可想而知，他的课堂有多么吸引人！他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陈寅恪每次上课总是抱着大堆大堆的书，连走路都很吃力，旁征博引，让学生痛快地畅游在学术的海洋。名师出高徒，他的学生大多成了学界的泰斗，比如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历史学家谢国桢等等。
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不一而足，也许，只有历史学家傅斯年的一句话概括得最好——“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给自己的学术和人格的定位，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这种独立与自由的集成无疑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拒绝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上。1953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出任所长，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人格的自由独立都能从他这几句简单的话中领略到。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精于各种比较，所涉及之处必有理据。他曾说：“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的推导论证过程。他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学术精神之严谨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博得人们一致认同的不只是陈寅恪的学术，还有他的不为权贵折腰，不为强权献媚，不为环境所阻挠的人格。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陈寅恪见证了父亲壮烈的最后人生，治丧完毕后，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42年春，日本人派人前来“策反”陈寅恪，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他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面对民族危亡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陈寅恪感到十分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在此时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邀他参加，他作诗《癸未春日感赋》，其中“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一句彰显了他的犀利讽刺之风。
高音喇叭下的恐惧
陈寅恪这样的一位大师，本应有足够优越的条件潜心学术，为我们留下大笔的学术财富，彪炳千秋，然而，历史恰恰在这里发生了错位。从国外游学到回国教学，从遭遇国难到走出国难，陈寅恪一直没有优裕的生活条件，但他一直以历史为己任，在艰难环境中不断转变研究方向，与困难做斗争。
由于长年累月超强度地看书、研究，陈寅恪的视力衰退十分严重，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只能辨别光影了。这对于嗜书如命的陈先生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摧残，在经过几次手术仍然未见起色的情况下，他只能接受残酷的现实。然而，上天的残忍何止是夺去陈寅恪的双眼。1962年，失去视力的陈寅恪在浴室滑倒，摔坏了右腿，在熬过了近7个月的住院时光后骨头仍然无法愈合，从此陈寅恪长卧于床榻。但这并没有止住大师的脚步，在助手的帮助下，他仍然做了大量深入的学术研究，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等皇皇巨著。
命运像是在跟陈寅恪开玩笑，失明与“失足”仅仅是一个前奏，历史随后给陈寅恪的生命里带来了“高音喇叭”。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间，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时时嘶喊“开会”。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他的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中山大学给他特别安排静养的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甚至是他家里的床、柜都被贴满了大字报，连他的身上也被粘满了纸条，妻子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惨居在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里。此时的陈寅恪已经病体衰弱得不能进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一直熬到了10月7日，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了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唐筼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在陈寅恪去世45天后，唐筼也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链接一：名字读音之考
陈寅恪，这一名字本身就富有浓重的中国国学意味，有着浓厚的书香门第之气。但是，这个“恪”却让大家有点蒙，到底念什么呢？字典里这个字只有“一个读音，可是很多人称呼他时都念“”。到了当代，这位大师已经离我们远去，存在我们视线里的除了图片就是他的名字了，翻破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找不出“恪”（）的读音，所以不了解陈寅恪的人在念他名字时都念“”，可是有文化学识的老先生却都分明地读作。以至于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大学生，时而怀疑自己，时而怀疑教授。他们时而念，时而又念，彼此之间甚至为此争执起来。这倒成为陈寅恪的传奇的一个延续，让人感觉一丝不易察觉的温馨。
事实上，有资料表明，陈寅恪祖籍湖南，是客家人，客家话这一字的读音类似，北方普通话中是没有这个读音的，于是相似的就被大家借用来念成“恪”，逐渐成为习惯。这种取近似发音代替别人名字本身的发音并不是妥当和礼貌的，比如你的名字在你家乡话中跟普通话读音不同，而如果不是十分亲近的人用你名字的家乡音称呼你，会让你感觉像取笑、戏谑。但是陈寅恪并不在意。曾经有人问陈寅恪：“为什么大家叫你寅恪（），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寅恪回答：“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别人了解他的学问，更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名字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称谓而已。
即便如此，陈寅恪对自己的名字也总得有自己的立场。1940年，他在给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中署名为“”，这是一种国际音标的注音书写方法，念作。也许陈寅恪是出于国际交流的考虑，也许是对正统、主流文字系统的认可，也可能是不想“特立独行”，反正，历史是没有遵从他的这一立场，到今天我们甚至将念陈寅恪（）作为知典故、有学识的象征，连数亿当代中国人使用的电脑拼音输入法都只认为陈寅恪，而不能识别是陈寅恪，即便是单独的“恪”也不能用输出。
不管渊源怎样，立场怎样，事实怎样，就让我们永远为陈先生保留着“恪（）”这个唯一的、专有的、系统外的读音吧！
链接二：陈先生“书劫”
对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书一定是最重要的财产，而对于陈寅恪来说，书不只是财产，更是他的精神，失去书籍绝对是他一生的劫难。然而，他一生中的书劫就像他生命中的其他磨难一样，一次接一次发生，一次又一次叠加。
陈寅恪一生有四次书劫，第一次是在清华园被窃贼偷盗。陈寅恪的学问都是做在书上的，边读边想，边想边记，书上写满了各种“眉批”，这是他上课和科研的唯一参照，也是他思想的全部，其价值可想而知。而当时陈寅恪学术声名远扬，自然有窃贼觊觎。虽然这次损失难以弥补，但姑且“偷书不算偷”，对陈寅恪的打击还没有到致命的地步。
第二次书劫是在陈寅恪颠沛流离的路上。1937年，父亲陈三立因为“七七”卢沟桥国难而绝食去世后，陈寅恪在北京守孝49天后，携一家老小离开北平。临走前，他把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是到长沙的时候书还没有到，他没来得及等到这些心爱的宝贝又匆匆跟随清华大学迁到了云南。等书到了长沙以后，因为没有及时签收，战火又愈烧愈烈，这些珍贵的资料、藏书、墨迹被悉数焚毁在战火中。这次书劫损失太大了，陈寅恪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沉重打击，每况愈下。
第三次书劫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由于生活条件困难，经济拮据，陈寅恪为了全家人购煤取暖，别无他法之下，他卖了一部分藏书。
第四次书劫是“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这些疯狂而激动的年轻人面对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恨之入骨，彻底斗争、改造、掀翻、斩断的决心飞扬在整个屋子里，与漫天的纸片、烟灰“相映生辉”，与陈寅恪绝望的、失明的、睁大的双眼凭吊。
陈寅恪的书劫，就是陈寅恪的痛史，痛的绝不只是陈寅恪自己，这位学术大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就这样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化作春泥……
链接三：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学校在1925年成立大学部的时候设立了研究院，由于经费紧张，第一年只设了国学一科，拟后续设置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等。但研究所最终只走过了四个春秋就夭折了，所以一般就称这一研究院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却可以说是一个创造精神的学府、一个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的神话。
20世纪初期，欧美文化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不亚于21世纪的今天，国内一方面要求引进西学；一方面追求中西文化合璧，创造出能救亡图存的新文化。清华从建校之后主要学习国外学问，因此被社会指责为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研究的“洋奴学校”。社会上和清华校内的师生也对国学研究比较看重，认为清华在培养留美学生之前必须让学生有一定程度的国学基础。当时清华学校正在改办大学，这些校内外的舆论无不影响着学校“改大”的思考。从改变学校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形象着眼，要重视国学；从推进国家教育独立着眼，也要加强国学；从改进和发展国学研究着眼，也要加强国学。经过多次研讨，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成立一起，成为20世纪国学最重大的两件事情。
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就聘请高水平的学者任教，站在了一个高起点上。当时，国学研究院对于教授、讲师的标准是：（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简单说，这里要的就是精通中西文化之全部的学术人才。当时据此标准招的大师都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其中最有名望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他们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为清华，也为全国开拓了会通中西、古今贯通的学术与教育传统，影响至今。
在科研上，国学研究院坚持中西合璧，强调中国本土文化的根本地位。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吴宓作为首任主任发表演说，阐述研究院开办旨趣：“（一）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
在这一精神的统领下，国学研究院从一开始就定位在一个纯粹的高层次人才教育机构上，由此，研究院除招收“国内外大学毕业者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外，还有“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其有学识及经验者；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国学研究院招收了四届学生，毕业74人，其中大部分成为20世纪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中坚。
但是，历史在清华园里又一次错位：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终于，1929年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这一盛极一时的国学神话，仅存了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