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调整商业。加强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各地先后建立了在国营、合作社商业领导下的粮油、肉食、牲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交易所。从1963年开始，将银川市的部分商品批发业务并入自治区二级批发站，固原地区购进的工业品逐步改由西安进货，自治区内实行跨市县进货以改变商品流转的不合理现象，肉猪、肉羊、肉牛一般实行由各级食品公司直接收购的“一条鞭”经营，组织菜农与蔬菜合作商店、集体伙食单位直接挂钩以减少蔬菜经营环节等。增加商品供应量，整个市场出现了“少、低、敞、稳”的局面，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减少，高价商品的价格有所降低，逐步做到除粮油、棉布、肉食、烟糖等定量供应的商品外，其余大部分商品敞开供应。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全区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还对教育、科学、文化及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在调整过程中，自治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初步形成了符合当时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在产业结构上，把农业放在首位，同时大力进行煤炭、电力、机械、轻纺等工业建设；在区域布局上，银川市以发展轻纺、食品、机械工业为重点，银北地区以发展煤电工业为重点，银南地区以粮食和经济作物为重点，同时作为后续工业基地加以培育，固原地区则以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为重点，力图形成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经济建设格局。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11月，自治区党委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整社整党问题的纪要》，从1962年11月开始，在全区225个公社、2020个生产大队、13056个生产队先后普遍进行了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进行“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此后，在农村进行“四清”的同时，在区级机关和部分市、县的国家机关及部分企事业单位中又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1963年9月，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发布后，自治区党委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并在青铜峡县叶盛公社、西吉县兴隆公社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从1963年10月至1964年10月，在全区86个公社、712个大队、5000个生产队先后分两批开展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4年11月中旬开始，在永宁县全面开展全区第一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后一律简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简称四清运动）。1965年3月1日，自治区党委在永宁县召开“万人大会”，号召以贫下中农为骨干，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揭发“四不清”，反对资本主义；号召犯错误的干部自觉革命，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从1965年6月底到1966年夏秋，全区又先后进行了两期四清运动试点。同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驻队，指导运动，先后在银川市、石嘴山市开展了两期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各县开展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22个公社、231个大队、664个生产队进行了夺权斗争。由于自治区党委对形势的估计越来越“左”，对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贺兰、同心两个县和问题比较多的盐池、吴忠、西吉3个县的领导班子和县级部门作了比较大的调整和改组，对其他县的一些县级部门也进行了调整。从1966年1月起，自治区党委还对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李景林、书记处书记吴生秀进行了错误批判，把李景林同“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挂钩。后报经中央批准，两人被停职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经济中账目不清、财务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进行了清理，加强了对集体经济的管理监督工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问题，并且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但是，由于对形势问题分析过于严重，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打击面过宽，尤其在《二十三条》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各地都以县、社、队三级干部为夺权对象，错误处理和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并造成了一些干部群众的非正常死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的错误的发展，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三线”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在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之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日益关注战争因素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将“三线”建设提到了关系国计民生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重要议事日程。“三线”建设实质上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沿海工业生产能力向内地腹地的一次大推进，起到了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落后地区传播和扩散的作用，对宁夏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指导“三线”建设，1964年3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来宁夏视察。在听取了自治区党委和人委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对宁夏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宁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海固地区，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统战、宗教工作，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把宁夏建设好。邓小平的指示体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的关怀，对宁夏推进“三线”建设，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把全国划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后，国务院决定在宁夏安排一批列入“三线”建设范围的重点建设项目。从1965年初开始，由沿海和内地陆续向宁夏整体搬迁或合并创建了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1965年4月，自治区党委成立了自治区基本建设指挥部，具体负责“三线”建设。1965年下半年陆续建成投产的有吴忠配件厂、青山试验机厂、长城机床厂、银川起重机器厂、大河机床厂、银川橡胶厂、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等；1966年初建成投产的有银河仪表厂、吴忠仪表厂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较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较先进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填补了自治区新兴工业的空白，而且明显改善了自治区的工业布局。此时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调整时下马的许多企业，在“三线”建设的推动下也纷纷恢复建设和生产。宁夏经济建设继50年代末期之后，在1965年至1966年又兴起了一次建设高潮。“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为宁夏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极大地增强了自治区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区人民的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加之“三线”建设的推动，从1961年到1965年，宁夏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
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诞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到1965年，全区农业总产值30489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7年增长了38.4％；粮食总产量达到83334万公斤，首次超过了历史最高产量的1956年的76165万公斤；油料产量也恢复到1958年后最高产量的3087.7万公斤。畜牧业所占比重显著提高，到1965年底，大牲畜、生猪、羊只存栏数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市场上肉、蛋等供应充足。林业建设成绩斐然，从1957年的10.4万多亩发展到1965年的29.5万多亩，国营林场发展到32个。从1958年到1965年共培育天然林12万亩，保存国营人工幼林8万多亩，主要分布在风沙地带、黄河两岸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开始起到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保障农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重大作用。
工业实力显著增强。电力工业、化肥工业、钢铁工业等产业逐步发展，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填补了自治区工业的空白；机床、起重设备、金属材料试验场、轴承、纱制品等新产品从无到有；钢材、水泥、棉布、纸张等产品的生产逐步恢复。贺兰山煤炭基地、石嘴山发电厂、石嘴山钢铁厂、银川通用机器厂、银川综合电机厂、青铜峡水泥厂的建成，特别是1965年下半年后一批“三线”建设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自治区的工业实力显著增强，工业经济结构不断完善，能源工业的支撑作用明显加强，支柱产业基本形成。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2034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7年增长了413.0％，原煤产量达308万吨，发电量1.29亿千瓦时，分别比1957年增长近8.1倍和近24.3倍。
交通邮电事业较快发展。铁路运输方面，继包兰铁路建成通车后，又修建了银新铁路。公路运输方面，1965年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201公里，比1957年的2241公里增长42.8％，客运量、货运量大大增加。航空事业开始发展，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正式通航，开辟了西安—银川—北京的航线，改善了自治区的交通运输状况。邮电方面，以银川为中心通达区内外的邮电通信网路基本建成，初步适应了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科教文卫事业稳步前进。全区初步形成了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全区医疗卫生网初具规模。广播、电影、新闻、图书发行等文化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区基本上形成了文化普及网。
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65年人均年消费水平由1957年的96.3元提高到124.2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44.08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97.46元。
良好社会道德蔚然成风。全区普遍开展了学人民解放军、学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英雄群体，学雷锋、焦裕禄、欧阳海、王杰等英雄的活动。各行各业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模范人物，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帮助他人为荣，以背叛祖国、危害集体、损人利己为耻，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做好事不留名的动人事迹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可喜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