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8年12月下旬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发表后，自治区各级革委会立即采取措施动员城市初中、高中毕业生和城市居民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全区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少数被安排到农场、林场外，大部分直接插队落户到农村社队，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农民一样评工记分。从1968年底至1978年底，全区共有5﹒6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70年开始，因大学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厂、企业招工，事业单位招收干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减少城市就业压力有积极意义。许多知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振兴农业作出了贡献，自身在艰苦的环境中也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数百人被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人物。但是，知识青年正处于青春年华时期，他们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大好机会，造成了人才成长的断层。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来的消极后果显得尤为严重。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后，自治区革委会决定下放部分干部到县社工作。中旬，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大会，欢送首批下放干部走上劳动岗位，并从10月下旬起创办自治区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干校，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按类似军事组织的营、连、排、班编制下放，实行所谓的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组织集体化的管理方式。这些干部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斗、批、改”。此后，各市县都先后创办了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到农村劳动。中宣部、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务院直属口、国家民航局等中央和国家部委也分别在宁夏设立了五七干校，一大批干部被集中下放劳动。全区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有15﹒3万多人。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但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实践之外，耽误了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五七干校撤销。
这个阶段还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运动。1968年，自治区革委会根据中央精神，部署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共立案审查干部2﹒9万多人（152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被立案审查1232人，占80﹒6％），除一部分领导干部先后被“解放”走上领导岗位外，按照敌我矛盾定性处理的多达1950人，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1970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全区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中虽然打击了一些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刑事犯罪分子，但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些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同意见的人无限上纲上线。特别是对一些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揭露抵制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少数追随者篡党夺权、破坏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的阴谋活动的干部，当作“现行反革命”加以处置，制造了田涛、朱守忠、余渭国以及“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等冤假错案。
各地还成立了大批判常设机构，组织了大批判写作组，报纸上开辟了大批判专栏，大批判的形式也日趋统一。许多基层单位和厂矿、学校、公社都成立了经常性的大批判小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大批判会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判，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
三、抵制极左思潮及贯彻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后，自治区党委根据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展“批林整风”。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集团的罪行，在组织上清查了一批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的震动和反复。在批林的基础上，依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整风运动。“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引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提高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判断力，为纠正“左”的错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鉴于回族聚居的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左”的严重错误，周恩来总理指派国家公安部、农林部的领导会同200多名宁夏领导干部组成调查组，于1971年11月深入固原地区5个县的15个大队调查研究，并指示于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和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和所属县负责人参加的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会议严肃批评了宁夏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平叛扩大化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错误，分析了固原地区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研究了解决问题的措施。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入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帮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要认真纠正平叛扩大化的错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由于逼、供、信造成的假案，要坚决纠正，凡被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群众要一律平反，对已经处理的策划和组织叛乱的分子，也要根据政策，按其罪恶大小、认罪态度区别对待。会议强调，固原地区战略地位很重要，一定要发展农业生产，把各项经济工作做好，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要认真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地、县党委要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抓好典型、推动全局。
座谈会结束的次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呈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座谈会结束后，自治区党委部署了贯彻落实工作。2月下旬，固原地委召开了1800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座谈会精神。会后抽调762名干部组成宣传队，进驻133个大队，宣传座谈会精神，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贯彻落实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过程中，1972年2月29日，隆德县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发生了不法分子杀害干部群众的恶性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人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指示国家公安部、农林部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与自治区有关部门的人员一起赴中岔大队调查处理。经过调查组和当地党政组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3月10日事件基本平息，不法分子被严惩，受骗和被裹挟的群众全部回家，中岔大队事件涉及的7个公社都恢复了生产，群众情绪基本稳定。
妥善处置“2·29”事件后，自治区党委和固原地委着手解决突出问题。组织调查组，对1950年以后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对混淆宗教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界限、平叛严重扩大化等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对历次处理“叛乱”案件中被错杀、错管、错划、错戴的上万名群众复查后予以平反。7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的通知》后，自治区党委向扩大至公社一级党委的范围发出通知，围绕《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议的报告》提出的问题，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检查，进一步纠正了平叛扩大化的错误。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培养选拔了一批回族干部，新发展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初步纠正了不尊重回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现象。1973年3月，自治区党委还批转了有关部门的报告，拨款50万元解决了纠正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和阿拉善左旗“清队”扩大化中的有关经济问题。在固原地区落实民族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工作的同时，同心、贺兰、平罗、吴忠、银川等8个市县也进行了落实和纠正工作。受中共中央、国务院派遣，由国家卫生部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组建的医疗队先后于1972年2月上旬到固原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为群众诊治各种疾病32﹒5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680多例，进行各种手术3500多例，为固原地区培训各种医生、卫生员和接生员1000多人。受到了回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1973年固原地区受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国家将调入宁夏的粮食指标加大到1·4亿公斤，保证了救灾急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心。
然而，1974年初，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1974年2月初，全区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打断了纠“左”进程，社会秩序出现了新的混乱，极左思潮更加广泛地渗入到社会生活领域。
四、逆境中的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宁夏经济建设在政治动荡的困境中艰难地向前推进，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
自治区革委会于1968年8月下旬至9月初召开长达13天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又于1969年制定了《全区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规划初步设想》，提出了7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使农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并积极发展煤炭、机械制造等工业，提高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还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设想将自治区划为北、中、南三段，巩固充实北段（银川市及其以北的市、县）、大力发展中段（银南地区各县）、积极创造条件开辟南段（南部山区各县）。这些举措，对发展工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1968年12月开始，自治区持续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并不断掀起高潮。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基本上每年都发文件或召开全区农业生产会议、农村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山区建设会议，部署农业学大寨工作并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各级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发扬不怕苦、不怕累，向先进学习的精神，开展“远学大寨、近学华二（灵武县新华桥公社华二大队）、甘城（固原县双井公社甘城大队）”等活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0年，自治区革委会制定了第四个五年农业规划，着手实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按照规划要求，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从单纯的修建农田发展为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从季节性施工发展为群众性的大突击同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常年治理相结合，每年冬春都组织几十万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1975年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相当于1965年的3倍，修建各类基本农田相当于1965年的5倍。1971年至1975年，引黄灌区共开挖支斗渠4万多条，修建沟渠配套建筑物2.5万多座，建成机耕条田160多万亩，改善排水面积100多万亩，为灌区稳产高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山区打机井4030眼，兴修中小型水库87座，兴建小型水利工程360处，改善了生产条件。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967年底，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第一组水轮发电机组投运发电。1970年5月，惠农渠扩建工程完工。1975年，同心扬水工程动工兴建。11月，第一条全部用水泥砌护的东干渠主体工程竣工通水。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栽培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引黄灌区普遍实现了稻麦良种的更新换代，水稻栽培技术普遍推广了插秧和塑料薄膜育秧，使稻麦亩产大幅度提高，涌现出了一批粮食大面积稳产高产地区。全区粮食总产量1974年达到11.82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安排在宁夏的一批“三线”建设项目继续进行。1969年9月至1976年10月期间，建成了长城机床铸造厂、西北轴承厂、吴忠微型实验仪器厂、兴庆机器厂、西北煤矿机械总厂（一、二、三厂）、清河机械厂和青铜峡铝厂等，这些企业的建成投产，从技术、设备和管理等方面支援和促进了自治区地方工业的发展。此外，大河机床厂研制成功自动控制高精度立式钻床，填补了全国机器制造业的一项空白；吴忠仪表厂研制成功全国第一台自动控制高压阀；长城机床厂研制的CSK20数控机床，为全国机床行业增加了新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