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子也要去。”
两人不再说话，只听得车窗外风声呼啸。
询问没有结果，最终的结果要去法院才知道。看守所并不让清芬见春风一面，只答应转送衣物食品。
风尘高扬的看守所门口，偏薄的阳光似无情的人。风吹乱她的长发，她向小巷两头遥望，均没有天朗地净的一片，她默默地退坐进车内。
“小芬，现在回出租屋休整休整，明天一定要按时去商贸城做生意，帮助别人，先得自己有那个能力，仅有心情于事无补。”江主任望着眼前疲惫不堪的清芬，命令般地说。
“现在就去商贸城。”
江主任不由扭头看了她一眼，只见她一脸的明净坚毅，分明又跨过了一道心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磨砺的她，从未生恨，由此而来，他只觉惭愧，在人生的暗角，他是虚懦的。
这年四月中旬，正值“严打”，一切刑事案件“从严从重从快”，春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就在开庭审讯的那天，清芬、得意和王曼才得以见到他。一瞧见消瘦的春风，王曼就哭了，待到可以与亲人面话时，王曼几乎是扑了过去，拉住春风的一只手，除了抽泣，一句话儿也说不出来。面对腹部高隆的王曼，春风眼红了，伸手将王曼的一辔发丝撩起，轻轻挽到她的耳后。王曼猛地抱紧春风，放声大哭起来。
清芬无法再看下去，她退到门外，待到屋里的哭声渐渐止了，才进去。
春风已缓和下来，见她进屋，冲她浅浅一笑，走过来，俯在她耳边轻声说：“芬姐，我报仇了，替清泉还有我们乡下人出了口恶气，要坐牢坐去。”
清芬听了，说不出是恼是怨，她说：“春风，过好自己比什么都强，这样折腾，苦的是你自己，还有家人，别人还有谁在乎呢。这以后，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早些出来，让亲人安心。”
春风看向王曼，低了头，没吭声。得意替他抻了抻衣服，一旁的警察提醒该走了，王曼睁大眼盯着春风，如同要把他嵌进心眼里。
清芬和得意不忍心看，将目光抛向他处。
春风半搂着王曼，走到得意跟前，以从未有过的郑重说：“哥，待在里头，我想了很多，也晓得坐牢的时间不会短，王曼算是我给害了，她现在这样子，没人愿意真心照顾她，你是我哥，我只能将她和孩子托付给你，你们一起过吧。城里不是你们待的地，哪怕日子苦点，还是回家。十年后我回来，再报答你们。”
王曼一听，搂着春风嚎啕大哭，得意连个回话的声儿也没了，扶着春风大颗大颗的掉泪。清芬不语，来到屋外，对着独自晴好的天空仰面喷泪。
四月底，得意带着待产的王曼回家，清芬送站，临别前掏出一千元钱给她，说：“王曼，你受苦了。这点钱算是姐对你和孩子的一点心意。回家后好些静养，现在你是春风家的支撑，还有将来孩子也得依赖你，一定要爱惜自己。”王曼在春风判刑后，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在北京休养的那几天，她买回毛线给出世的孩子勾织鞋帽衣物，还替清芬勾了一条粉色的围脖，非得要她戴上不可。她仍笑模笑样，让周围的人轻松不少。清芬知道，她这是在努力不给别人带来负担，不由更心疼她。王曼领受了清芬的心意，没有推辞接下了钱，临别时，她哽咽着说：“芬儿姐，你也要照顾好自己……”车开动了，这对即将分离的女子，惟有默默地为对方担忧、祝福。
得意带着王曼回到思富湾。云中叔请来了蒙古大爹和村里的长辈们，办了一桌酒席，算是给得意与王曼定了名份。两个月后，春风的儿子出世了，得意和王曼如同一对衔枝筑巢的鸟雀，为了这个有老有小心中还有惦挂的家天天辛苦劳作，夜里如同一对取暖的鸟，共温彼此的幽凉。
在北京，清芬守着铺面，勤勉地做生意。夜里回到出租屋，一个人静静地做饭，静静地收拾小屋，当一切停当，她拿出一本杂志之类的书翻看一阵，有时织织毛衣，或者什么也不做，发发呆。但临睡前必定要拿起桌上儿子瑞冬和清泉的照片看看，仿佛生命只有这刻才切近自身，她心上的魂才得以归来，这时她双眼炯炯亮起，波光一层层递入生命纵深处，痛也真爱也真念也是真。
时近端午的一个夜晚，格外的燥闷，她挽起一头黑发，用一只银红色的发夹夹起，发际线周围的头发散垂下来，凭添几分柔媚。身穿宽松的白色夹带花边的半袖上衣和一条撒绿花卡其色绸睡裤，坐在小椅上依着书样学钩织一块方巾，不时拆了又重新来过，小电扇在一旁晃着微风。忽地她听见屋外有轻轻的敲门声，她知道这绝不是丰产丰收他们，自四月份他们来北京，每次来把门敲得“哐铛哐铛”响，她隔着门问了声：“谁呀？”“小芬。”居然是江主任，她有些慌乱地开了门。
江主任穿着偏橙色的短袖T恤，白色长裤，摘了眼镜的脸上添了平和随意。
进屋后，屋内的闷热让他想到，这里该添一台空调了。
清芬拿出老家的雨前茶泡好，递给他，问：“这是去哪儿了？”
江主任接过茶，呵呵一笑，不作答，拿起清芬正勾织的方巾说：“还会这个？”
清芬从他手上抢过来说：“嘿，才学，不成样子的，莫看。”
江主任一笑，喝了一口茶水，问她：“在老家农闲做什么？”
“织毛衣，纳鞋垫。跟你在电视中看到的村姑差不多。”清芬收起刚钩织的方巾，随手拿一把剪刀玩剪纸。
“现在还想念那种生活？”江主任问。
“想啊，可回不了。”
“怎么回不了？”
“乡下变了，找不到以前的心情。”
“那就不要回去，在北京呆下去。”
清芬把眼光从剪纸上抬起，看着他嫣然一笑说：“北京再好，不是我的根。”
“女人以家为根，在北京成个家，就生了根。”
“那倒是好，还得去寻生了根的树攀爬呢。”清芬故作轻松，说完又觉话不妥。
江主任浅浅一笑，不说话，拿起水杯喝了口茶，只道：“女孩子要多喝水。”
清芬听到他说“女孩子”时，不由脸红，可心里还是感念他。自开年来北京，她与他时不时因老乡的事争论，尽管各有看法，最终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做了，只因他的迁就。细想来，尽管人分住城里乡下，可心大多还是一样，高低贵贱是些没活明白的人说的混帐话。
两人不停地喝水，天气又实在是热，清芬加上有些紧张，更显得热燥，不由地抖了抖衣裳，胸前的那块玉鸳鸯晃了一下，被江主任看到，他问：“什么宝贝，让我瞧瞧。”说着就要看。
清芬急了，扭着身子说：“我摘下来你看就是。”说罢，取下来递给他。
江主任看清是玉鸳鸯，扬眉亮眼地说：“这可是有喻意的，送人的吧？”
“没想过。”清芬说。
“现在想一想，会给谁。”江主任笑说。
清芬不觉笑了笑，说“没有般般合适的。”
“什么叫般般合适？”他追问。
“心里相从，身外合世。”清芬说。
江主任“嗯”了声，说：“很好的。”
清芬重新给他续了水，他却没喝，聊了几句，便起身告辞。清芬送他出门，一阵凉风吹过来，微笑着挥手告别。
第二天，江主任叫人过来替清芬安了一台空调，没和清芬见面，清芬想了想，决定待机会再谢他，当时没与他联系。
七月中旬的一个早晨，丰收和湾里同时结婚的另三个小伙子自低矮的民房走出来，个个疲乏不堪，接连几个燥闷的夜晚，一直没能睡好，遭逢近几天没找着活路，更添焦躁。丰产买了馍回来，大家各拿两个，他进屋将备好的一陶罐冷开水端出来。吃过馍，大家轮流抱起陶罐“咕咚咕咚”灌饱了，回屋取出几件工具，准备去西直门那边摆摊接活。远远的看见驶向西直门的电车过来，他们迅疾跑过去，一挤一跳便上了车。也不知谁被挤着了，冲门这边骂了一句。初到京城，对城里人不叫名的骂他们爱装气，现在习惯了，只要不点名或不直接冲他们来的，不管骂谁，都当没听见。车过一站，有个座位空出来，丰收赶紧一屁股跌下去，惹得几个城里人轻鄙地扫了他一眼。丰产看在眼里，只恨丰收不争气，多站会好象会累死。恰巧又上来一老太太，正往这边挤过来，见所谓比农村人文明的城里人也有佯装不见的，丰产将丰收一把扯起来，请老太太坐下。丰收冲他哥咧嘴一笑，说：“哟，你还学雷锋啊，他们当你狗屁。”丰产白了他一眼，看着车窗外不理他，其他三个嘻嘻咧嘴笑了。总算是到了西直门，在这里下车的人多，小伙子们挤挤搡搡，一肥胖的中年妇女撑着在车门说：“挤什么挤，土巴佬。”说着竟有意堵住车门。丰收不管不顾，，一把将她推了下去。这让那女人恼怒不已，大有与他们决一高下不可的气势，可下车后的小子们，奔走如飞，她只能冲着他们的背影叫骂来解恨。下车的人没谁理会，对此投以冷漠的一瞥，各自匆匆走了。
到了摆摊的地方，丰收吁了一口气，说：“他妈的。”也不知骂谁，然后冲着路边的花坛远远地射出一口吐沫。很快从路的一侧闪出个带袖章的削瘦男人，手里拿着一张刚撕下的小纸片说：“随地吐痰，罚款五元。”丰收瞪着一双眼，仗着人多，气呼呼地说：“没钱。”丰产怕惹是非，赶紧问其他三人：“带钱了吗，给我二块，回头还你们。”丰收将他往身后一揽，对那个人说：“是不是给你五块钱，就可以吐一口，吐两口给你十块，是吧”那人脸都气歪了，说：“十元十元，少一分不行。”
这时丰产已从另外的小伙子那里凑到五元钱，塞给那人手中说：“拿着拿着，以后我们注意就是了。”说罢拉过丰收就走。
几个来自思富湾的乡下人，时常会因为自己的不如意，而漠视城里的规则，任何的处罚，对他们来讲，都成为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鄙视，对这里已悄然滋生了恨意，又因半个上午没接到活干，更是躁恼不堪。烦来躁去，眼前人尊我卑的意味让他们恨成一片，得筹谋着干点什么，让城里人也难过难过，你一言我一语，挤在一起定下了晚上如何这般的计划。
清芬知道丰产丰收那帮小子们弄坏变电站的变压器被公安机关抓了，已是他们关押后的第三天。真是让她又急又恼，这帮人是怎么了呢，怎么就不能好好地做事呢，生造出这些是非，末了，吃亏受罪的还不是自己。尽管生气，她还是匆匆赶到同湾的大苕那里问究竟。
大苕在北苑开了家小型木器加工厂，今年厂子规模扩大，他妻子荷花也来到北京，给厂里二十来口人做饭。清芬去时，荷花嫂子正在场地阴凉处择菜。尽管是湾下的姑嫂，可处在他乡，那份亲近不比自家的差。荷花特地从屋里找出一罐健力宝招待清芬，两人就着场地阴凉处的小板凳上坐下，荷花明白清芬的来意，惊声怨气地说：“芬儿，那几个小子的事，昨晚大苕向人打听过了，说这事儿放在北京可真不小，不比我们那里，变压器丢了就丢了，各家出几块钱再买个。这几个小子，又卡在严打的风头上，估计要判刑的，炎天暑热的，找罪受了……”
清芬默默听着，对小子们的事没说一句话。当她听荷花嫂子说大苕出城进木料去了，心神一下就散了。来的路上，本是想找大苕讨主意，这会分明觉他既便在家，也不会有办法。她谢了荷花嫂子的留意，一个人出来，漫无目的地走在干枯的北京城，她想假若只能这样活着，还不如躺在凤翔山上安宁。哪怕天多热，于她来讲已没有温度，人也无须有去向。心下百无的她竟然给江主任拨了电话，要和他见面。
在一小饭馆里清芬等来了江主任，鬼使神差地对他讲了丰产他们的祸事。江主任条件反射似地皱了皱眉，她视而不见，叨叨地说：“这些家伙没什么可同情的，只是家里的小媳妇们可怜，说不定还怀着孩子，要是判了刑，她们怎么过？你能不能托人问问交罚款放人？”
江主任一时没回她，喝了口酒才说：“北京城的官儿多如牛毛，我一个平头百姓，这忙帮不了。这不是小事，毁坏公共设施，性质恶劣，还是团伙作案，罚款放人不可能。回头说来，这些人不吃些苦头，就不知遵守规则的重要。你省省心吧，人活着有担当有爱心没错，但得看什么人什么事。”
江主任这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清芬端起酒杯，说：“谁说人生是一杯苦酒，我这就喝了它，看它厉害还是我厉害。”说完，一口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