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波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蜀道的艰难与古蜀国历史的邈远与神秘。古蜀国地处偏远，在以中原地区为主的传统历史文献中很少被提及。这些都为古蜀国历史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虽然古蜀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不过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均以蜀人叙述蜀史，保存了很多重要的传说。这些文献告诉我们蜀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在上古时候就与中原有所联系。在近代的疑古思潮中，上述文献记载受到抨击。有学者认为，古时的蜀国本来和中原没有关系，要到春秋、战国之间，才同秦国有所交涉。
20世纪30年代，广汉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揭开了古蜀的神秘面纱。考古工作和研究显示，古蜀文化不仅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脉络，同时在夏、商、周时期的蜀地也绝不是封闭的，蜀地同周边地区的交往是密切的。下面，我们就从古蜀鱼凫文化中典型器物的分布来看其文化传播范围，探索古蜀鱼凫氏族群的活动轨迹。
一、古蜀鱼凫文化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两个器物坑，其中一号坑出土有一柄金杖，金杖上的图案经学者考证即“鱼凫”之义。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有数量不少的“鸟头形勺把”，它和金杖上鱼凫鸟是同类鸟，其鸟嘴都以鹰勾喙为鲜明特征，应即鱼凫氏王朝神权政治和祖先崇拜的象征遗物，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是一致的。与陶鸟头形勺把共存的同组器物还有陶高炳豆、小平底器等，它们都是鱼凫族的典型器物。按照多数学者的研究意见,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是鱼凫氏王朝昔日最强盛时期的都城所在。
那么鱼凫氏族来自何处？学界曾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三星堆中有中原青铜器，三星堆应为中原文化与蜀地文化的融合。有学者认为鱼凫氏大约源于早期的滨水渔猎族群,是夏商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共同体。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发现，说明三星堆文化是源自蜀地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的。已经发掘的宝墩文化重要遗址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绵阳边堆山等。江章华等将宝墩文化分为四期，从宝墩文化三期晚段开始出现若干三星堆文化因素，至宝墩文化第四期已孕育成熟。
温江鱼凫城遗址早中晚三段分属于宝墩文化的三、四期。其晚段遗存陶器以夹砂灰褐、红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线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等。三星堆文化第一期也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也有弦纹、划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等。在器形方面，鱼凫村遗址晚段分为A、B两组器物，A组为矮领原肩罐、高柄豆、器盖，B组为曲沿罐、敛口瓮、杯、缸。A组器物已是三星堆第一期同类器物的鼻祖，B组器物是鱼凫城晚期遗存独有的器物。陶器质地、纹饰和典型器物的组合说明鱼凫城晚期是宝墩文化发展到三星堆文化的过渡类型。相似的遗存也见于三星堆遗址。温江鱼凫城晚期遗址的发现从考古类型学上证明了三星堆文化的渊源是宝墩文化。温江鱼凫城遗址是鱼凫氏族群的早期都邑，其时约当虞夏之际。
二、从成都平原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看鱼凫文化的传播
成都平原以北的川北地区指广元和渠江上游一带。此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晚期与宝墩文化有一定的交流关系，如两地口沿流行做成水波纹或锯齿状，划纹发达，均以平底器为主，都有侈口花边罐和喇叭口壶等。川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鱼凫族就与川北地区的土著有交流，文化就已经互有影响。
川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西昌礼州、汉源狮子山。其中汉源狮子山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划纹、方格纹等，附加堆纹也很发达。器类有高领罐、大口花边罐、盆、钵等。狮子山遗存与宝墩文化具有一定的联系，应受宝墩文化的影响较大。
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是哨棚嘴文化和老关庙下层文化。哨棚嘴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相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哨棚嘴文化的侈口深腹罐、喇叭口壶、豆与宝墩文化同类器相似，器口花边装饰，水波纹及戳印纹，为两地所共见。由此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鱼凫文化曾影响至渝东地区。不过继哨棚咀文化而起的老关庙下层文化以喇叭口壶、尖底缸等为典型器物，这与三星堆文化一期的典型器物为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哨棚嘴文化不是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渊源，鱼凫氏也不会是起源于早期长江中游的古老族群。
三、从三星堆文化的影响范围看夏商时期鱼凫文化的传播
三星堆遗址是鱼凫文化鼎盛时期的遗存。遗址二至四期出土有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与鸟头勺柄同出的典型器物有高柄豆、小平底罐。其时代约当夏商时期。三星堆文化的中心分布区是成都平原。我们可以从成都平原周边夏商遗址中有无三星堆典型器物来看鱼凫文化的影响范围。
东部地区，在嘉陵江边阆中县城打靶场采集到高柄豆、小平底罐等器物残片，在阆中南部的南充淄佛寺遗址采集到陶长颈壶、高柄豆等属于三星堆文化典型遗物，这说明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的东界至少到达嘉陵江中部沿岸。
南部地区，汉源背后山、麻家山等遗址出土了高柄豆、小平底罐等器物，说明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的南界已到达大渡河下游一带。
位于陕西城固县的宝山遗址是一处商代遗存，宝山遗址陶器可分为三群。甲群器物以釜为主，包括锥足鼎、高颈小平底尊等。甲群器物占62.57%，属于土著文化因素。乙群包括高柄豆、尖底杯、小平底罐。乙群器物占29.15%，属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因素。说明宝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交流关系。
另外陕西城固、洋县青铜器群的一部分与广汉三星堆铜器群在时间上基本是同时的，只是城固出土了几批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器物群，时代要早于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群。两地青铜器中都有商文化的典型器物。而城固、洋县铜器中典型商器物种类远远超过三星堆铜器的种类。由此可见陕西城固、洋县受到中原的影响要更早一些、更大一些，汉中地区可能是商文化入川的主渠道之一。在城固、洋县青铜器中，出土了少量与三星堆铜器群中类似的器物，如1975年城固出土一件铜戈为直内，前援刃部两边有对称三角形刺各一，1979年洋县范坝出土璋形器10件、铜铃1件、鸟形饰、夔形饰、鱼形饰各2件。这些器物在城固、洋县铜器群中只占极少数，而在三星堆铜器群中却盛行，这显然是受三星堆铜器群影响的结果。
从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的分布来看，夏商时期鱼凫文化的传播远及川东、汉中、川南一带。现在看来,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等长江中上游沿岸遗址所出鸟头形陶器柄等资料,以及从川西温江等地到川南、川东以至鄂西沿岷江、长江水系分布的若干鱼凫、鱼符、鱼復、鱼涪(符、復、涪均为凫的通假字)地名,应是鱼凫氏族群势力扩张和族群迁徙的历史遗迹。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