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马克这一观点既包括“平行研究”也包括“跨学科研究”，代表了许多美国学者的意见，他们和法国学派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教堂山会议后，不同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辩论和新理论的不断建立中，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同时，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等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在影响研究中包括有“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等研究领域。随着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又形成“译介学”、“形象学”等新的研究领域。
渊源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它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文体、人物、情节、风格、语言、技巧和创作方法的来源，以及文学思想、文学运动等的源头。举一个例子，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中写有一篇《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就是渊源学研究的文章。文章中说，《黔之驴》的故事大家都读过，但是这个故事是不是柳宗元自己创作的呢？在中国的书里，作者没有找到同类故事，但是在世界文学作品中，这类故事却很多，甚至可以自成一个类型。首先在印度文学中就有好几个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3世纪的《五卷书》中的梵文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在某一座城市里，有一个洗衣匠，名字叫做叔陀钵吒。他有一头驴，因为缺少食物，瘦弱得不成样子。当洗衣匠在树林子里游荡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死老虎。他想道：“哎呀！这太好了！我要把老虎皮蒙在驴身上，夜里的时候，把它放到大麦田里去。看地的人会把它当做一只老虎，而不敢把它赶走。”他这样做了，驴就尽兴地吃起大麦来。到了早晨，洗衣匠再把它牵到家里去。就这样，随了时间的前进，它也就胖起来了，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牵到圈里去。
有一天，驴听到远处母驴的叫声。一听这声音，它自己就叫起来了。那一些看地的人才知道，它原来是一条伪装起来的驴，就用棍子、石头、弓箭，把它打死了。
（第四卷，第七个故事）
这个故事和《黔之驴》非常相像。在印度其他文学作品中这个故事也是屡见不鲜。在另一本梵文的《嘉言集》里，有一个和上述故事几乎同样的故事。在印度故事集《故事海》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巴利文的佛经《本生经》第189个故事，原名《狮皮本生》，故事也差不多，就是把虎皮改成了狮皮。不仅如此，欧洲文学中也有类似故事。古希腊《伊索寓言》中有一条蒙了狮皮的驴因为叫声被狐狸识破。在法国拉芳丹的寓言诗里，有一个题为《驴蒙狮皮》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十分相像，所以，季羡林先生认为，柳宗元的《黔之驴》不是他的创造，是受了世界流传的类似的故事的影响而写成的。
流传学研究的是某个作家、作品、某国文学或文艺运动等在国外的声誉、成就和影响，是从放送者（起点）出发，旨在寻找其流传终点（接受者）及其接受影响与变异创新的研究。流传学与渊源学同属影响研究，因此其研究手段与方法是相同的，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渊源学是寻找文学的起点，流传学是研究作家、作品的终点接受。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流传到欧洲的遭遇，是流传学研究的典型课题。18世纪中叶，《赵氏孤儿》由法国传道士马若瑟翻译，并带到法国。伏尔泰改编了该剧，名为《中国孤儿》。后来，由法国传入英国，在英国，《赵氏孤儿》有好几个译本和改编本。对这些欧洲语言中的“赵氏孤儿”的研究，就是流传学。
媒介学研究的对象是影响过程中的中介。它包括个人媒介，社会环境的媒介，批评、报刊的媒介，游记、日记及书信往来等的媒介和翻译的媒介。其中，翻译的媒介是最重要的。在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中，翻译的媒介发展为新的领域——译介学。在翻译的媒介中，20世纪初林纾的翻译最引人注目。林纾不懂外文，却翻译了一百七十多种作品，成为文学翻译大家，在进入现代文明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是直到今天还被分析来分析去的文学现象。钱钟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就是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文中肯定了林纾对外来文学的“媒介”作用。
平行研究中包括有“文类学”、“主题学”、“比较诗学”等研究领域。
文类学是对各种文学类型在不同语言、民族文学中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与特点的比较研究。例如，研究小说这种文类在各民族文学中的形成历史及其特点，研究一种文类为什么在某国文学中没有，即“缺类”现象，等等。比较诗学是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和相互阐发。
比较文学的主题学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研究。通常的主题研究，都集中在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即主题思想的认识上，而比较文学主题学探索的不仅是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还包括对母题、题材、人物、意象、情境和套语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它们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的不同处理及其变化过程和规律。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认识比较文学的主题学。
一是母题研究，母题研究是主题学的重要内容。母题是指“故事中最小的因素”，是“作品不能再分解的部分的主题”。例如，寓言《龟兔赛跑》的主题是“骄者必败，坚持就是胜利”，其中可以分解出的“骄傲”、“意志”、“毅力”等就是母题。主题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主观倾向性，母题是客观的。母题研究往往与主题研究同时进行，例如，对世界文学中的妓女形象的分析：中国的杜十娘和法国的茶花女。作品的故事中有着相同的母题：“爱”、“自杀”、“始乱终弃”。而各自的主题不同：杜十娘是在看破社会的不平等后，不仅怀抱着百宝箱，而且怀着与世情决裂的决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茶花女在精神上永远依恋着阿芒，她为了爱人的幸福，凄惨地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从比较中我们看到，在人物身上体现了不同民族个性和文化传统。
还有意象研究，意象研究也是主题学的重要内容。在文学创作中，常常借用具有特定意义的自然物象比喻社会人生，这样的自然物象即具有主题意义的意象。例如，动植物意象：杜鹃、夜莺、燕子、布谷鸟等，玫瑰、松柏、枫叶、梅花等；自然地理意象：高山、大海、春夏秋冬、日出、星空、月亮、西风、白露等。相同的意象在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主题往往不相同。我们在阅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品时，要特别注意这些自然物象的含义。譬如，曹操的《观沧海》和普希金的《致大海》，都是借大海以抒情怀，而主题不同。曹操是借大海的意象抒发他驰骋天下的雄心壮志，普希金则是借海阔天空的比喻表达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激烈抨击。再如，英国诗人济慈在《秋颂》里借蟋蟀、蚊蚋、羔羊、燕子、知更鸟等自然意象唱出“当田野收割后”快乐的“秋天的音乐”；中国诗人写到秋天的意象时，往往带有悲哀、凄凉的情调，如《红楼梦》里的《秋窗风雨夕》：“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
不同民族对自然意象的不同解释，与民族地理、民俗、文化、宗教、民族感情等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文学现象本身没有什么“事实联系”，但它们涉及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生存状态、历史进程、宗教信仰、民族情感等等共同的问题，其研究可以挖掘出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现实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本书运用最多的是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阐发研究是我国台湾学者最先提出的研究方法，即以西方文艺理论阐释我国文学（东方文学）现象，或者反过来，以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阐释其他国家的文学现象，得出最新的结论。阐发研究还包括文艺理论的相互阐发，以及以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学科理论对文学进行阐发和研究。杨周翰先生认为：“我国早期学者多用外来的方法和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卓有成效。这个途径我觉得应当算做‘中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本书中对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如灰姑娘、七仙女、红娘等的阐释，对红楼梦“梦”的阐释以及对其中人物的品位，对东干民族文学作品的评价等等，均属于阐发法的研究。
上面大概地介绍了比较文学的一些常识，希望能帮助初接触比较文学的朋友对此学科有一个了解，同时有助于对本书内容的理解。而我个人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错误和疏漏，诚恳地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200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