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化和影像资源的内化
从生态学角度看，一方面，有生命力的生态资源总是开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在协同合作中完成生命创造和进化的生命系统，生态资源总是在协同中创化，使大自然始终充满了创造的无穷魅力，这是宇宙中最大的和谐，也是和谐的最后归宿。文化生态学从中得到的启示就是：文化创造是在文化资源的协同中发生社会影响、产生价值的。影像文化也如此，无论是有限影像资源，还是无限影像资源，无论是现实的影像资源，还是历史影像资源，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大众文化，都是在自身资源的内化中，确立其文化地位的，是在自身资源的外扩中，延伸其文化魅力的。
一、影像在内化中与集体审美记忆协同
影像艺术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其作为独立和完整的艺术形式本身的情感体验上，而且体现集体性的文化记忆中，成为审美体验的纵向或横向的拓展方式之一。
比如崔永元的电视文化观就是典型的影像记忆论者。他为什么要在电视上做《电影传奇》？据他自己的解释，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当前当前电视生态环境的困惑，认为中国电视文化呈现一种浮躁、娱乐为王的状态，严肃的节目形不成一个力场，电视的庸俗化严重，已成霸权文化：“制作者和受众的庸俗互动，知识分子的不介入，商业利益集团的炒作，平面媒体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恶性炒作，缺少真正的电视评论，缺乏脚踏实地地联系实际的业务研究，缺乏原创互相抄袭”；二是娱乐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要保卫我们的文化良心，让电影史以口述实录的形式，留下消费性的文化记忆和再造性想象：“2002年开始做《电影传奇》，总共收集了11万分钟的口述资料，还有几万张的照片和报纸杂志记载，把我们国家与电影相关的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我的长征》用最流行的真人秀形式做的主旋律节目，几十个人的城市普通代表，1／3不相信长征的事实，结果是把这次活动当作免费旅游的人成为这段历史的继承者和实践者”。“《电影传奇》难就难在有口述电影史的形态在限制你。通过这个形态，我们反映电影史，进而反映那段中国的历史。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收集了1400多位电影人的资料。做节目的同时，我们完成了中国电影资料的抢救性积累和整理。它是原创的，是一个创新。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台有这样的节目。他们看了我们的节目，都很惊奇。”
在这里，表面上是以电视节目的形式解构经典电影影像，实际上是从电影的宏观文化转移到电视的微观文化上，用电视节目塑造新的集体记忆，其最大的价值就是文化生态性的，因为传奇背后是文化心态的凝聚。
又比如为什么2008年电视剧《金婚》热播，引发社会的大讨论？从文化生态角度来解读的话，就是洋洋50集，以佟志和文丽的婚姻线索贯穿了当代中国史，用举重若轻的方式勾画社会变迁，有着浓郁的平民意识，对日常生活诗意提升汇杂了并不久远的集体记忆，让观众欲罢不能。从形式看，《金婚》的成功，是运用了大众情怀的叙事结构和中国式家庭的婚姻编年史，浓缩了多数中国人的婚姻模式，非常巧妙地把历史大背景（诸如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下海潮、出国潮、非典、申奥等）推到幕后，表现了特定环境下的婚姻和情感历程、人物命运以及婚姻的沉淀感，以小见大，细腻和厚重结合，让传统婚姻伦理观理性回归。电视剧强调的50年的金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平民视角的审美观照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洋溢着中和之美，和传统审美的大团圆结局。尤其让多数观众动容的是结尾的对联：半世纪牵手，养儿育女柴米油盐，苦也恩爱乐也恩爱，磕磕碰碰终身不悔；五十年同心，事业家庭酸甜苦辣，哭也甜蜜笑也甜蜜，风风雨雨永世相随。一句话，上个世纪共同的审美心态与成长背景，让观看和回忆都变得更加美好，符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同样的，《闯关东》的成功也等同此理。据说，《金婚2》和《闯关东2》开机在即，相信在电视剧的拍摄策略上是有文化生态理据的。
二、影像在内化中与社会心态协同
2008年刚过，有人就将2007年的重大新闻事件回顾成“大片”，将社会新闻影视化：
1．最大的悬疑片：华南虎。陕西农民周正龙拍照的华南虎，众说纷纭，多方质疑。从官方鉴定，到民间调查、侦破专家发言，从年画虎到秘密账本，从拿脑袋担保到以乌纱帽做赌注，到底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一直到2007年结束，还没有结案。还有比华南虎更大的悬疑片吗？
2．最大的破案片：黑龙江七台河矿难案。两年前，此矿难死171人、伤48人，10名矿难责任人已被移交司法机关。两年过去了，却没有罪有应得，犯罪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质问下，拖延两年的案停迅速审理，很快把几个人判了刑。案件的蹊跷在于前后时间反差的背后藏匿着什么，似乎尚未完全侦破。
3．最大的灾难片：无锡太湖蓝藻泛滥。因蓝藻蔓延成灾，太湖水质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人们都无法饮用，甚至洗澡洗菜做饭都难，引起全城的恐慌，北京专家赶往无锡排难，政府赶运矿泉水救急，地方官岌岌可危，官位难保，一时惊动全国。
4．最大的纪录片：山西运城黑砖窑事件。从失踪儿子的母亲，到震怒的党中央主席；从最终捉拿归案的黑心的黑砖窑窑主，到向全国人民鞠躬道歉的山西省省长；从冒死追踪拍摄的电视台记者，到素不相识道义支持的普通网民……没有一部纪录片如此广泛涉及从上至下如此多的社会人物，又拔出萝卜带出泥触及诸多的现实层面。
5．最大的体育片：国家女足助理教练王海鸣及其女足助教生涯。王海鸣两次辞职被拒，失去地方男足和女足的球队邀请他去担纲主教练的机会。自2004年开始，王海鸣来到国家女足，伺候过裴思才、马良行、多曼斯基、伊丽莎白几朝中外教头，而自己只是助理教练，即使在危难关头，他顶在最前沿，却只有一个代理主帅的虚头衔，从来都只是一个配角。这是一个不走运的小人物和女足从辉煌走向低谷的衰败故事，体育风云和人物命运交织，还有外国大腕客串，十分好看。
6．最大的文艺片：国家大剧院。中外乐团云集，庆贺矗立在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的揭幕，盛况空前，观众如云，只是所有演出的剧目，却都只是旧剧目，所有演出的演员，风头也都盖不过大剧院，此片的主角当仁不让是国家大剧院。
7．最大的伦理片：女售票员掐死花季少女。死者的父亲是74岁的大学退休教授，经过两年的波折，在2007年底最后的日子，终于获得了75万元的赔偿。其中有30万元是我国法院目前支持的最高一笔精神赔偿金。女售票员也是一个有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下得了手生生掐死一个13岁的女孩？又如何面对衰年丧女的老教授？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底层百姓，其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折射的社会伦理，让人思索。
8．最大的青春片：杨丽娟追星。因年轻的姑娘杨丽娟疯狂追星，从内地追到香港，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歌星刘德华，并和刘德华合影，但却导致父亲在香港投水自杀，而把所有的怨恨都泼洒在刘德华的身上。最终的结局，带有意外悲剧的色彩，也含有青春迷惘的启示。
9．最大的爱情片：莫过于2007年底央视上演的主持人婚恋闹剧。胡紫薇在新闻发布会上大闹其夫张斌的婚外情。俊男靓女，三角恋爱，场面特殊，矛盾突发，新欢与旧爱，爱情和道义，现场闹成一锅热粥，背后闪回一串脚印，正所谓悲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10．最佳女主角：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她在年底一次会议上宣布：明年“两会”后将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大家把我忘记！她充满个性化和人性化的举动和言说，铁娘子一样的风范和经历，博得世界关注和好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称她“魅力天成”。
11．最佳男主角：华南虎的拍照者周正龙。如果照片是真的，他不愧为本色派表演；如果照片是假的，他实在表演出色，太有才了。
这说明影像资源的内化还表现为资源本身的运用或者是与已有观念的契合，甚至是对资源的解构。但无论如何，其根本原因都是为了体现某种社会心态，是社会心态在影像文化中的正常反映。
比如网络影像“恶搞”现象的出现。“恶搞这个词是从日本的游戏界传入的，是颠覆和解构的意思。表面上是重构了某种特定的影像，实际上影像接受者的社会心态的曲折反映。网络高手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将陈凯歌的《无极》改头换面地嘲笑了一番，将中国人带入了“恶搞”的时代。到底是大众的集体娱乐？还是集体忧郁症？蒋原伦在《胡戈的意义》一文中的观点非常的鲜明：是对景观电影的挥戈一击，是网络影像的“隐喻批评”的开始。因为人类的天性是要在形式后寻找内容和意义的，陈凯歌《无极》之类的景观电影拉开电影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让观众在镜头前震撼，获得新视觉经验和超凡的享受，但电影的数字化导致了叙事的淡化和支离破碎，实质上得不偿失的。“恶搞”只不过在方法上显得渺小而尖锐，胡戈的出现是网络批评的新路，不仅不是低级的人身攻击胡搅蛮缠，而是有理有据，是机智和夸张，以顽皮对盛气凌人，以机敏对庞大，正击中大片之软肋。
比如为什么会出现当代军事题材中的新英雄形象？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和《狼毒花》中的常发？为什么从倡导“表现有人气的英雄”到现在“塑造有个性的英雄”？这和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需求有关：呼唤英雄的时代，需要更具感染力、亲和力和号召力的英雄。尤其是《狼毒花》中的常发，在评论家王啸文看来就是有性格共性：草根性和英雄气，有无法替代的个性：祸与福、药与毒、生与死中内涵丰富的象征，是狼性与人性的结合，是土匪与英雄、草莽与战士，功与过都成为复杂的表现。
再比如，电视剧经常成为反映社会观念生态变迁的影像见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从2003——2008年，每年都有一部婚姻剧热播，关注的点都不同，却非常形象地记载了中国人近五年来的婚姻观念——
2003，《结婚十年》，徐帆和陈建斌主演，核心观念是：岁月留下了一地鸡毛，婚姻如镜子，每个人都能照出自己。
2004，《中国式离婚》，陈道明和蒋雯丽主演，核心观念是：婚姻是现代围城，引发出中国式离婚的三种原因，也就是夫妻间的三种类型的背叛：身、心、身心。通过离婚轨迹说明：女人的自我忽视是婚变的根源，在夫荣妻贵中迷失了自己，将自己全部交给了对方，给男人巨大的压力，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2005年，《临界婚姻》，绢子主演，核心观念是：无性婚姻有难言之隐，越贞洁有时反而越疯狂。
2006年，《新结婚时代》，刘若英、梅婷等主演，核心观念是，婚姻有三类：城乡结合、姐弟恋和忘年恋。但婚姻毕竟是自己的事，结婚是嫁给了对方的所有社会关系，你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但没有一个美人是不爱江山的。
2007年，《所谓婚姻》，佟大为和王艳主演，则是从女性角度演绎的第四类情感：比爱情少了性，比友情多了情。剧作从假性婚外恋入手，说明婚姻中彼此的空间预留，既利他也惠己，好婚姻是合作和契约，是发酵好了的泡菜。
2007年，《金婚》，蒋雯丽和张国立主演，解剖后婚姻阶段的亲情，50年风雨中，夫妻毕竟是最亲密的敌人。
2008年，《我们俩的婚姻》，李亚鹏主演了大男子主义的男主角，展现了现代年轻人的个性独立和自我中心主义对婚姻的伤害，进而强调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婚姻的完美程度是一个男人的能力表现，是一门比爱情更复杂的学问。
再把眼光放远点看，影像和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也有内在的联系。世界著名电影节的电影，在选材上就契合了全球的经济形势。《南方周末》记者《柏林电影节看片笔记》的题目就是“经济危机了，我们去看电影吧”。据报道，2009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售出了27万张电影票，创造了电影节59届以来最高的纪录，因为不仅梦想般的电影本身在安慰着危机的人群，而且本届电影节上的诸多电影选题就直指危机中的观众。比如2008论坛单元的韩国电影《我亲爱的冤家》，就让经济衰退阴影中的日子，平添了一丝温馨。影片讲述了年过30、单身、失业的怡素去找她的前男友秉元要回350万韩元的旧账。秉元穷得丁当响，只能由怡素开车“押”着去筹钱。一天时间里，秉元赔着笑脸，找了各种各样的前女友，天色渐晚时，这笔债务眼看着就要还上了。并不是秉元有什么超乎寻常的女人缘，而是他过去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多多少少帮助过那些女人。电影的主题隐约中有明朗：所有人都过得不太好，像秉元那样不把钱当回事，过得稀里糊涂的，反而是宽心的一种好办法。
2009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更直接了，宣称“贫穷就是财富”。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异想天开，让一个几乎未受任何教育的名叫贾马尔?马利克的印度孟买贫民窟里长大的青年，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节目里，用不可思议的出色表现，赢了奖金和爱人。警方怀疑其作弊，为了洗脱罪名，马利克极尽所能讲述了自己艰难的遭遇，以及这种遭遇如何帮助他正确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一个贫民窟里的孩子都可成为百万富翁，生活中还有什么不可能呢？马利克也并非只是对金钱和财富有渴望，他参加节目的初衷是试图借此找到昔日的恋人，因为她是《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忠实观众。影片以特有的情节设计纾解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焦虑，用情感的甘露润湿着失败者的无奈，用印度文化的宿命态度应对经济危机，无疑是及时和成功的。当然，印度人为此举行抗议游行，认为有着1900万人口的孟买贫民窟被世人嘲笑，是好莱坞的罪过，则是另一个话题了。在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中，拿“贫穷色情”说事，是西方文化界的一贯风格。
协同创化和影像资源的外化
一、影像在外扩中延伸文化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