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和德黑兰使美国走上领导全球的道路之后，重新提出了新政的开明议程，要求制定一项新的经济权利法案。总统在1944年1月11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称：“除非国内这里有安全，否则全世界就不能实现持久和平。”这些权利将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地位、种族和信仰，而且权利的范围很广泛。
人们有权从事有用的、有报酬的职业……
人们有权挣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提供充分的衣食与娱乐；
每个农民都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像样的生活；
每个商人，不论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者控制的气氛中进行贸易；
每个家庭都有权拥有像样的住宅；
人们有权享受适当的医疗……
人们有权得到适当的保护，在经济上不必担心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
人们有权接受良好的教育。
所有这些权利意味着安全……战争胜利后，我们必须准备在落实这些权利方面前进，去实现使人类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新目标。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权利法案是1944年总统竞选的前奏，除了总统本人可以表示怀疑以外，没有任何人对罗斯福会竞选第四任期表示怀疑。
“我不想再竞选了。”年初，罗斯福对海军上将李海说，他很想退居到海德公园扮演政界元老的角色。到他的本届任期界满时，他在白宫执政已12个年头了，这时他已62岁，已露出了积劳成疾的迹象，眼眶下边的黑圈从来没有消失过，点香烟时手抖动得更明显了。格雷斯·塔利说，有时他一边看信一边打瞌睡，醒来时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笑。他患呼吸道疾病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德黑兰染上的感冒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不断咳嗽，面色憔悴，并感到十分疲劳。1944年3月底，他来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检查身体，医生们对从他身上发现的问题感到震惊，高血压，心脏逐步扩大，严重支气管炎。医生建议他休息，或减少工作量，少吸烟，采用减轻体重的饮食。心脏病专家霍华德·C·布鲁恩少校被派到白宫严密注视总统的健康状况。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没有任何意见，然而十分奇怪的是，总统从来不问检查结果，也不对给他进行的治疗表示好奇，他显然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在是否争取连任问题上所做的决定。
对公众的义务和个人的虚荣心占了上风，虽然1944年6月6日已对欧洲成功地发动了推迟已久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但战争还没有最后取得胜利，而且在战争的中途也不可能轻易地更换总司令，如果他不亲自参加去实现他为之奋斗如此之久的和平，那是不可思议的。他也担心没有其他美国人能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继续保持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新主席罗伯特·E·汉尼根的信中说他将竞选总统，“我内心的一切都在呼唤我回到赫德森河畔的家乡。但是，如果人民下令，我将会像一个好样的军人那样去效忠”。
现在，民主党人要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只剩下选谁当副总统候选人了。罗斯福这次又想让亨利·华莱士当自己的竞选伙伴，但党魁们和南方保守分子十分讨厌华莱士，当时正有一股担心罗斯福健康状况的逆流，至少对他们来说，把华莱士这样激进和乖僻的人放在继任总统职务的位置上是不可思议的。汉尼根赞成提名他的密苏里同乡哈里·杜鲁门参议员为副总统候选人，他警告总统说，华莱士可能会破坏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且，提名他需要一场激烈的斗争。罗斯福只得表示同意，他说：“我不想在经历1940年那样的一次代表大会了。”随后，他委托萨姆·罗森曼向华莱士转达这个坏消息，他自己从不愿当面使人不愉快。
总统此时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国外的战事上。意大利的事使罗斯福深为焦虑不安。攻克那不勒斯以后，盟国军队在不可逾越的占斯塔夫防线面前陷入了困境，恶劣的天气，险陡的地形和德军的拼死抵抗使他们寸步难行。丘吉尔鼓吹“兜圈前进”策略，主张在通往德军防线后方安齐奥的意大利海岸两栖作战。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当他们为准备“霸王”计划而组织兵力的时候，只要把德国人搞得疲于奔命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但丘吉尔却一意孤行，竟然命令已在地中海战区接替艾森豪威尔的亚历山大将军先干起来再说。
安齐奥行动旗开得胜，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不久就碰了个大钉子：纳粹猛然反扑过来，差点儿把盟国军队赶出登陆滩，丘吉尔发出了增援的要求，他施加种种压力，一定要削弱“霸王”计划的力量，以加强意大利战线。
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出兵法国依然不抱好感，即使推迟这一行动，他也毫不在乎。首相宁愿把更多的部队投入南线，这一方面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赶在苏联人之前把盟国军队开进巴尔干对英国称雄地中海的传统方针最为有利。
尽管总统喜欢温斯顿其人，却不愿意听他摆布，对自己的参谋长们的意见置之不理，因为他跟他们是极为融洽的。他坚决抵制了一切过高要求，只答应从“霸王”计划里抽调为保卫安齐奥登陆滩所必需的部队和装备。然而，到底需要抽调多少是难以估计的。抽调太多将贻误向法国的进军，太少则会导致安齐奥的惨败。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计算，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但总统肩负重任，最后的决断还须由他做出。
事实证明这些计算是十分精确的。安齐奥巍然屹立；到了5月，亚历山大已经重整旗鼓准备大举进军了。重兵突破了德军防线，在安齐奥的部队和主力部队会师，6月4日，罗马攻克了。
罗斯福怀着胜利的喜悦，在6月5日晚上的“炉边谈话”中，宣告了第一个轴心国首都的陷落：“一个攻下了，另外两个也快了！”他对胜利的部队表示感谢，并说：“愿上帝保佑他们，照管他们和我们所有英勇杀敌的战士们。”
他指的是在意大利的军队，可是在1944年6月5日的那个夜晚，他的祈祷是给予那些乘着兵舰和登陆艇，劈波斩浪行驶在汹涌澎湃的英吉利海峡的士兵们的。此时此刻，诺曼底上空狂风大作，伞兵从天而降，飘落到铁蹄蹂躏的大地上。
总攻前的最后几天，紧张到了极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坚信总攻能够成功；英国人的情绪则没有那么高昂，但他们还是全力以赴进行了准备。双方都准备在登陆滩头承受重大伤亡。在5月底6月初的那几天里，一次又一次，随着地图室的敲门声和普雷蒂曼发出的“总统到！”的喊声，一位年轻军官就从里面走出来，把总统的轮椅推进戒备森严的房间。总统坐下来，一边研究地图，一边提出无数问题。总攻日前夕，总统和往常每次大规模行动前一样，来到了地图室，听取关于计划的专门汇报。多么了不起的计划！它们包括潮汐、风向风力、飞行条件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陆海空战斗单位按分秒不差的时间表协同作战的安排，真是包罗万象，具体细致，复杂无比。另外，除了人和机械的可能失误之外，还存在着种种不测的因素，诸如天气的突然变化和难免的意外事件造成的过早暴露。于是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纳粹究竟摸到了多少情况？这是一场特大的赌博，是总统极不愿干的那种赌博，因为这是在用人的生命作赌注啊！
6月5日晚上作过广播讲话以后，富兰克林一直坐到深夜，听取登陆的首批报告。在等候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祈祷辞。到次日中午，这时在诺曼底已是晚间，消息表明在这场特大赌博中掷出的第一颗骰子赢了。奇袭得到了成功。大股部队已涌上滩头，只是在奥马哈滩，碰巧有德军一个师在演习，因此遭到了重大伤亡。
6月6日晚上，罗斯福再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向他们念了一篇倾吐他内心感情的祈祷文：
万能的主啊：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民族的骄傲——正在开展一场伟大的斗争，一场为捍卫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文明，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斗争。
祈求您引导他们勇往直前，永不迷失方向，赐力量于他们的双臂，给勇毅于他们的心灵，赋坚贞于他们的信念。
他们渴望您的保佑。他们任重而道远……有些人将一去不返。主啊，祈求您伸出双手，将您的英勇仆从接纳进天国……
哦，主啊，祈求您给我们信念……使我们精神永葆锋芒……
在您的保佑下，我们将力克敌人的邪恶势力。愿主帮助我们去征服贪婪和民族压迫的门徒；带领我们去拯救祖国，同各姊妹国家一起进入缔造稳固和平的一统世界。这种和平将不为任何无耻之徒的阴谋诡计所破坏，这种和平将使人类永享自由，获得自己忠诚劳动的正义果实。
万能的主啊，您的意志必将实现。
阿门！
总攻在艾森豪威尔的卓越指挥下打得十分漂亮。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在顺利实施战略部署方面，暂时毋须总统参与其事。但是其他一些事情正等待他做出决定，其中有两件特别重要，第一件是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问题。这一称之为“铁砧”的行动原来打算和“霸王”同时进行，但因缺乏运输工具被耽误下来了，现在丘吉尔和英方联席参谋长们建议把它取消，理由是它将从诺曼底前线抽调部队，并抽动本来可以投入意大利北部的大批军队。
罗斯福心中自有主见。很清楚，丘吉尔对他自己的“进攻软腹”战略还没死心，他还在想把盟国军队开入巴尔干。罗斯福是充分依赖艾森豪威尔的，认为他的意见必然取胜。他给丘吉尔通了电话，说他坚定地支持美方联席参谋长们和最高司令；“铁砧”计划非完成不可。首相撤回了他的异议，并命令英国将军们不要再闹下去。一旦丘吉尔同意一项计划，他就成为这项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这次也和过去一样，他亲自奔赴地中海，为8月15日的登陆战督阵。
有待罗斯福做出的另一项决定是政治性的，而且是违背他本意的。在总攻开始前不久，戴高乐大造声势，想要使他的解放委员会被承认为法国临时政府。罗斯福反对此举，一则因为他认为法国人民应该在获得解放以后再去选择他们的政府；二则因为他对戴高乐怀有顽固的个人偏见。为此，原来说法国联络军官要随同总攻部队一起行动的，现在戴高乐突然下令不准他们参加了。部属对这种独断专行恼火透顶，幸亏艾森豪威尔运用他的杰出外交才能，总算同戴高乐就军事行动方面达成了协议。法国军官们很快加入了在诺曼底的盟国军队。
解放欧洲既已成竹在胸，胜利在望，他感到应当把公众目光的焦点转向另一个大战区，迄今为止这一战区在人们心目中还只是处于次要地位。他的旅行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过来的一个方式。旅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去消除太平洋上陆海军之间的某些分歧。最后，总统认为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亲自去鼓舞那些正在英勇作战，但相比之下却默默无闻的战士们。
当总统的专用列车飞速奔驰，横穿整个大陆的时候，他还在忙个不停，一面指导国家大事，一面指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如何运用政治谋略。和战争开始以来的历次情况一样，地图室工作人员乘坐的那节车厢被装配成通讯中心，用无线电短波不断和白宫保持联系。在这节车厢里，还有供总统使用的密码机。
总统在圣地亚哥停留了三天。他让人推着轮椅视察了海军医院的病房，这里的许多伤病员都是刚刚从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激战中撤下来的。然后，他又到俯临一片片沙滩的悬崖上去观看了大规模登陆演习。
总统乘坐崭新的重型巡洋舰“巴尔的摩号”，从圣地亚哥前往瓦胡岛。这艘军舰在太平洋舰队服役还不到一年，但已参加了15场海战。
自从总统10年前来过后，珍珠港已有了巨大的发展。虽然他曾参加过设计，并研究过蓝图的每个细节，但亲眼看到那些庞大的设施仍使他感到惊讶和欣喜。富兰克林竭力想象1941年12月那个恐怖的星期天带来的浩劫是个什么样儿，但今天却几乎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了。
总统到达珍珠港的当天下午，麦克阿瑟乘飞机从新几内亚赶来了。他乐观开朗，风度翩翩，几乎跟1918年罗斯福认识他时一样英姿勃发，当时他在法国，是最年轻的少将。前来开会的有海军上将尼米兹，还有夏威夷陆军司令理查森将军和放荡不羁、经常歪戴帽子的海军上将哈尔西。海军上将莱希当然是随同总统一起到的。
会议连续开了差不多三天，太平洋指挥官之间的分歧和问题得到了解决。罗斯福把他们拉到一起，倾听他们的意见，充当他们的调解人、行政权威和最高上诉院——一句话，当他们的总司令。
关岛和塞班岛被尼米兹麾下的部队拼死攻下来了。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的计划也正在步步推进。对日军进攻的两个强大箭头很快就会相遇交汇。必须安排一个指挥系统以适应这种事态的发展。麦克阿瑟的东南太平洋战区应该在统一的大规模作战中同尼米兹的太平洋战区结合起来。罗斯福设法取得了将军们对这一重大方案的一致意见。并就德国投降后对日本本土的最后强大进攻的初步计划进行了讨论。
总统在会议间隙期间检查了瓦胡岛上包括大型机场和丛林战训练等方面的各项工作。他视察了医院，检阅了第7师。然后他乘坐“巴尔的摩号”前往接近阿留申群岛西端的阿达克岛。返回华盛顿不久，在敦巴登橡树园召开的一次会议初步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宏伟设想。两天后，总统在白宫欢迎来自苏联、英国、中国和本国的代表，他对他们说：“这种会议经常使我想起一名叫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的老先生的话，此人当过纽约州的州长。他对解决劳资之问的问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说，如果你们把各方请进一个摆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让他们脱去上装，把脚跷到桌子上，再给他们一支上等雪茄，那么你总能使他们谈到一块去。我知道你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在工作的。
“我们必须实现的不仅仅是和平，而且是持久的和平。四个大国齐心协力防止战争的和平。我们必须成为朋友，把脚跷到桌子上去……”
此次会议就联合国组织的总的形式和许多具体细节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成了最终据以制定联合国组织宪章的骨架。
当代表们还在研究讨论时，罗斯福总统已到了魁北克与丘吉尔会晤了。
两人过去的主要分歧在于军事方面，即出兵法国，还是穿过巴尔干。这一问题早已得到解决了，并且已由在法国取得的辉煌战果做出胜利的结论。丘吉尔非常痛快地承认，总统当初如此坚定真是英国的大幸，因为如果那时盟国军队全部扑向巴尔干，那就再也没有力量去攻克纳粹在海峡沿岸用自动飞弹向伦敦发动灾难性进攻的火箭发射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