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学者傅光明先生以与美国作家韩秀女士的来往通信，写成《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一书，出版前，将书稿以电子邮件方式传奉，向老舍研究专家史承钧先生请教意见。以下是史先生读后所写的长信，自是一篇富于学术价值的书信体书评。发表在此，以飨读者。《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一书，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读傅光明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所想到的
史承钧
傅光明先生：
您好！
很抱歉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您传来的书稿我在前两周才断断续续得以读完，并酝酿着写点感受给您。但我忙于家务琐事，特别是在带小外孙(还不到3岁，是个可爱而淘气的孩子)，有点身不由己，所以拖下了。
书稿很有意义。它不仅展示了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和老舍，也记录了“舒公公”、“赵姨”与他们的小慧之间的隔代情谊，还有您和韩秀之间的跨越时(年龄)空(地域)的友情，这些都是真实感人的。书稿的文字也很生动亲切，富于文采。使人觉得仿佛不是论著，而是文学散文。所引的那些书信，也是赵清阁先生在《沧海往事》前言中提到文人书信时所说的“美妙的散文”。这是令人欣喜的。
只是我觉得“赵清阁与老舍”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似还嫌单薄些。书稿中这一部分，如韩秀所说，是她以书信形式接受了您的采访。由您提出问题，她来作答，并提供相关的材料。不知您在给她的书信中，是否也会对此说出自己的想法或介绍国内的说法，如果能够多引述一些，形成讨论，似乎能更好一些。同时，如果能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也吸收社会上的其他研究成果加以梳理，较全面地反映赵清阁和老舍的交往和情谊，那就可能更充实了。
不过，书稿的“附录”中收入的赵清阁致韩秀的8封信和另外的4封信，收入了老舍致赵清阁的4封信和赵清阁的《落叶无限愁》和《〈落叶〉小析》等重要的文章，作为翔实的证据和补充，也能大致弥补了上述的遗憾，使读者能领略他们之间曾经存在的凄美的诗和梦一般的爱情，以及这种爱情无法继续的凄婉和美好，还有赵清阁先生为此做出的默默的牺牲以成全老舍的事业和家庭的良苦用心。
韩秀的信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提供了许多有关老舍和赵清阁的真实信息。如她作为孩子秘密为老舍传递书信，促成老舍寄款以救急；她以孩子的敏感和好奇边玩耍边聆听了外婆谢慧中对老舍有负于赵清阁的义正词严的责备，感受了老舍的哀戚无助和无言的痛苦；还有她1964年去山西插队，最后一次见到老舍时，老舍要求她再给他念普希金的诗，听得“老泪纵横”，而最后送给她的是“吃饱穿暖”四个字。这些都写得很动人。这是个真实的老舍。他始终关爱着赵清阁而又怀着歉疚，不能自拔；他看来并不赞同那耽误了一代人青春的“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嘱咐他的小友好好保重身体，而不说那些套话，显示出最人性化的一面。韩秀对关于老舍之死一些听闻和推论也提供了不少令人思考的方面。他所说的“晨昏一炷香，遥祭三十年”虽有些诗化，也有事实根据。我了解赵先生晚年，每逢老舍的生辰或忌日，均有这样的表现。
不过，个人的见闻总是有限的。韩秀的叙述中，也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如她对于《落叶》，似看得太实了，以致说一个月后舒太太也带着孩子追到上海，那是没有的事，而且老舍1946年2月15日抵上海，3月5日乘船赴美，也不到1个月。又说从那以后两人再没相见也不确，事实上，50年代赵清阁因事去北京时也曾见面(不过没去老舍家，而是在阳翰笙或马彦祥家)；1963年4月，老舍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后，曾途经上海，两人再次相见，成了永诀。还有，说两人在北碚都住在林语堂的房子里，也不确。老舍去北碚时住在那儿不假，老向夫妇、萧伯青、萧亦五均在那儿住过，但赵清阁是和她的好友杨郁文住在一幢小楼的二楼，离梁实秋住的雅舍不远，老舍后来也在附近找了一间平房住下。这在梁实秋的回忆中曾提及。
韩秀可能太爱她的舒公公和赵姨了，以致有时对于她认为有损他们形象的事情无法接受。如关于有台湾人在她面前攻击老舍支持文字改革，要消灭中国字。对此的争论从“五四”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一种政府行为，赞成的和腹诽的都有，台湾学者更有不同看法。从他们的观念出发对老舍的指责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能如她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因为老舍担任过《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委员，并以作协副主席身份主持过座谈会并作总结，而且发表过《拥护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文字改革是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等文章，主张简化汉字并试行拼音文字。我以为老舍在政治上是天真而热情的，回国后的十几年中，他一方面是热情拥护新政权的，相信新政权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因而努力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形势。他写出许多自称歌德派的作品，修改《骆驼祥子》、《离婚》等旧作，否定《猫城记》，参与许多政治活动，都是为此，不都是“敷衍”(那些在反胡风、“反右”中写的声色俱厉而最后又流露出温情的批判，也许可看作是一种敷衍)。然而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等思想又和他面对的现实和理论常常格格不入，有时不免露出本色。他借批评丁玲说出对“革命作家”的不满，写《论悲剧》，不愿出《老舍文集》等等，就表现出这一点，直至“文革”初期的最后失落。
还有对于赵清阁的入党，韩秀感到痛苦无言。我觉得她太过认真了。1984年，当时国内通过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有一定民主化趋势，的确有不少好的气象。这时，党也打破过去成分出身的限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不少人对此抱有信心。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入党的。洪钤说赵这样向她说明：“过去(他们)一直不信任我，现在我成了他们中一员，也算是给自己‘正’了名。”我觉得这是她晚年在孤寂中寻求某种慰藉，由此证明自己为国家作过贡献的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行为。党内的确有不少优秀的人才，有许多令人钦佩的人物。但这点在宣传中被绝对化了，一度造成优秀人物必定是党员或必须入党的社会心理。党和非党，区别是很大的，影响到职业分配、职务升迁、职级评定、社会评价等等方面。但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前，有所谓历史问题或出身不好及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是不能入党的，赵先生也在排斥之列。了解这点，对赵先生的晚年入党也就可以理解了。况且赵先生从未以此炫耀于人。小传和生平介绍等等，都是别人写的。
再就是所谓的“肌肤之亲”了。韩秀开始对于那些刺探性问题很反感，而以“男女授受不亲”回答。我理解这是对提问者的窥探之心的鄙视，谴责那是封建思想作怪。而另一处却说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能相见也是幸福，似是否定他们有“肌肤之亲”了。洪钤文章中也特意对此加以否定，认为那是“并非眼见为实的传言”的夸大和猜测。老实说，这也是2007年您邀我写而我有所顾忌不愿写也不能说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不能问赵先生那种无聊的问题，但我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分析，却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而说出来又怕被无聊者利用。因为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种两人间最私密的事常常被看做是见不得人的甚至龌龊的事。其实，只要不是肮脏的交易或罪恶的占有，这就纯属两个人之间的事，旁人不应过问的；而对志同道合、患难与共、两情相悦者来说，却是一种情感上的升华，更应该给以肯定和尊重。我以为老、赵两人正是这样。况且他们的爱情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中。在战争令夫妻分离，两地隔绝，而形势又常使人孤寂苦闷之时，在文化人之间有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在一些著名的作家、剧作家和一些年轻有为的女性之间，也有同样的事情，比老、赵他们大胆和浪漫多了。
抗战初起，老舍别妇抛雏来到武汉投身抗战，担负起领导“文协”的重任。后来到了重庆，在复杂的斗争中，他任劳任怨，苦心撑持，为抗战，为文艺呕心沥血。但他孑然一身，贫血，头晕，苦闷，孤寂。这时赵清阁和他相爱，在战争中相濡以沫，相互支持，不也是在抚慰一颗痛苦疲惫的灵魂吗？但她得知胡絜青冲破封锁线，千里迢迢赶来重庆，而因经济困难中途滞留时，她还是和梁实秋一起去找到当时在救济总署负责发放美国援助基金的端木恺，汇了一笔钱到西安，促成了他们家庭的团圆。(这事赵先生对我说过，洪钤文章中也提到。)老舍和赵清阁之间超乎朋友的关系因此戛然而止。对此赵先生曾对我说，我没有破坏他们的家庭，相反，我还成全了他们，促成了他们的团圆。
老舍的朋友很多，他的事情瞒不过朋友们。有些朋友从爱护老舍的观念出发，写信告诉了胡絜青。因此才有胡絜青甘冒风险，勇敢地维护自己的家庭的行动。而在了解真情后，这些朋友也有些后悔。
再有一个顾虑就是老舍的归国。因为老舍应周总理之邀回国，已作为他的爱国行为深入人心，而我了解老舍其实也有过不回来的打算。我不能不据实写，而写了又怕影响老舍爱国者的形象。近年来有人披露曾见到过老舍1948年的一封信，老舍在信中说已在马尼拉买好房子，让赵清阁去马尼拉团聚，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了。我没有见到这封信。但赵清阁先生和我谈到过，不过她说的是新加坡。她说遵照阳翰笙的指示写信动员老舍回国，老舍曾写信要她去新加坡共同生活。他说，到了国外，就没有什么名分不名分的问题了。她回信不同意，说你回来再说吧。老舍不久便回来了。她说这事不能说，现在老舍都成了神了。
其实，爱国是不分畛域的。不能说一定要生活在国内才是爱国。爱国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的或一时的离开祖国是不足为怪的。被称为“无产阶级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生活在国外，没人因此说他们不爱国。毛泽东没离开过中国，但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曾去国外留学。还有许多华侨，如陈嘉庚为代表，对祖国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自然是爱国者。在科学家中，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国内的邓稼先、钱学森等固然是爱国者，但也不能否定选择继续留在国外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也是爱国的。文学家中，我们不能说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林语堂不是爱国者，也不能说去了香港的徐嶀等人不爱国。如果老舍选择留在美国，继续介绍和发扬中华文化，写出他立志要写的能代表中华文化的，如未能完成的《正红旗下》之类自传性和历史性的巨著，他就不是个爱国者了吗？
赵先生有一个底线，就是一定要老舍和胡絜青离婚，并安排好她和子女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老舍的确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她说她也有半封建思想，她也爱惜羽毛，她要一个名分，不能不明不白地和他在一起。但老舍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和胡絜青是由他的好友白涤洲和罗常培介绍，由双方老人认可，然后通信恋爱，正式成婚的。他和胡絜青在济南也有过“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的生活，抗战前有了三个孩子(后来又添了个女儿)。尤其是胡絜青为了支持他出去抗战，挑起了一家的担子，养育子女，特别是代他奉养他的老母亲并为她尽孝送终。他欠她的很多。因此，他要理直气壮地提出离婚，取得妻子的谅解，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重视强调集体利益而轻视个人情感，还有作为“名人”的形象，是不容许有婚姻纠纷出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屈从现实，继续由赵先生做出牺牲，成全老舍的家庭和事业。而除了“文革”中所受的政治迫害，这也是从另一角度导致老舍的自沉、赵清阁的孤寂的原因。
顺便说说，我对于胡絜青先生也并无成见甚至怀有敬意。我觉得对于老舍，她可说是贤惠的妻子和孩子的慈爱母亲。后来，她也成了有成就的画家。她冲破日军封锁去到重庆保卫自己的婚姻，从她的角度，或当时一般人的眼光看也有其合理性，而且很勇敢。但她不理解老舍和他的情感，也不理解赵清阁的情感和她做出的牺牲，因此虽然保住了婚姻，却未能赢回老舍的心。这事最终对三个人来说都是悲剧。要多研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各人思想、性格和观念的差异，而不能过分责备某个人。
就写到这儿吧，已经很长了。这封信也由于开头所说的原因，断续写了两周多。但总算把阅读时想到的一些写出来了。
还没能写到对您和韩秀的友情的感受。但正是这种友情感动了我，拉近了我们间的距离，使我愿意写出上述感受。
祝好！
史承钧
2011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