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占领的那天，他们还与那些人在一起工作，然而另外一组的六名美国人被抓获并被押至大使官邸。在被羁押的最初几天里，他们的手脚都被绑在了餐厅的椅子上。他们不能交谈，不能躺下，也不能洗漱。而包括迪克·莫尔菲尔德在内的一些人还受到过假处决的惩罚，而其他人则受到了各种凌辱，被殴打，被强迫长时间躺在冰冷潮湿的混凝土地面上，而且下面连张毯子都没有。最后，他们又一个个被带到激进分子面前，被拷问并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凯瑟琳·库珀和比尔·罗耶所受的待遇也好不了多少。除理查德·奎恩因健康原因于1980年7月被释放之外，所有这些人都被拘押了整整444天。
11月21日，泰勒接到了瑞典大使卡杰·桑德伯格的电话。这位大使在电话中颇为窘迫地解释说，他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希望泰勒能够施以援手。
此时，激进分子已经发现了派驻大使馆的两名中情局特工的化名护照。他们本就试图把已抓获的美国人同间谍联系起来，这两本护照的发现让美国政府和中情局大为尴尬。而该事件也使得瑞典大使忧心忡忡，他开始担心收留李·沙茨所产生的后果。于是，桑德伯格想到了泰勒。在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后，他问这位加拿大大使愿不愿意帮忙。泰勒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告诉这位大使说，他这里已经收留了五名美国人，所以让沙茨加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消息连同泰勒若无其事的语气让这位瑞典大使感到汗颜，他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其他美国人逃了出来。
在那些现已得到加拿大庇护的美国人四处逃亡时，李·沙茨躲进了塞西莉亚位于德黑兰北部城区的高层公寓。他在那里看书，并竭力避开每天早上前来打扫卫生的女管家。塞西莉亚已经向这个管家解释过，说沙茨是一个专程来拜访她的朋友，但在这个管家打扫卫生时，沙茨还是感到非常不适。晚上塞西莉亚回到家后，他们会一起吃晚餐，并会谈起有关人质危机的进展情况。有时候，他们也会穿过附近的街区，前去人群拥挤的当地市场。没有人打扰过他，而沙茨也没有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危险境地。“当你是一名外交官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样的事情。”他后来说道。他和乔·斯塔福德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知道其他五名美国人已经找到了藏身之处，处于安全状态，但他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出于安全考虑，他们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位置。但在两个星期之后，最初看似临时性的事件却已逐渐演变成为长期性事件，而这也让瑞典政府开始担忧起来。
沙茨并不知道瑞典大使与肯·泰勒之间的通话，也不知道他即将搬离塞西莉亚的住处。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事情。据他回忆，有一天，在塞西莉亚的公寓里，他突然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声音。这个声音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塞西莉亚已经去上班了，而那个女管家也在休假。他当时就想会不会是一群愤怒的伊朗人冲进来了。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塞西莉亚，她说他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他。“我们要安排你离开这儿，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几分钟之后会有人来接你，到时你跟他们走。不要担心，没事的。”她告诉他说。
沙茨瞬间呆住了。“见鬼，”他想，“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收拾了一些自己的物品装到背包里，而这其中就包括一把16英尺的伸缩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大使馆遭袭那天起，他就一直带着这把尺子。
此时，约翰·希尔唐正在从加拿大大使馆赶往塞西莉亚公寓的路上，他打算同沙茨开一个小玩笑。在塞西莉亚开门让他进入公寓后，他并没有介绍自己，而是扮演起了一个硬汉的形象，简单地说：“你都收拾好了？”沙茨打量了他一番，然后点了点头。在沙茨心里，他早就开始想这个神秘的访客是不是来自中情局了。
希尔唐带他离开公寓，直奔等在外面的汽车，而在此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说。当沙茨看到他们后面还有一辆空驶的车时，他更坚定了自己对希尔唐身份的判断。“在这个如此混乱的地方，我真没想到还会有这么多中情局的特工。”他心想。上车之后，希尔唐转过身来，微笑着介绍了自己。至此，沙茨才真正明白过来。“你过去之后会和我待在一起。”他说。
沙茨点了点头，稍微放松了一些。“好的，这听起来不错。”他回答说。他现在还不知道其他五个美国人也在他们那儿，而当他在希尔唐的起居室里看到科拉·拉齐克、马克·拉齐克和鲍勃·安德斯正在等他时，他兴奋极了。对于拉齐克夫妇和安德斯，他并不是很熟悉，但在大使馆的工作中有过了解。当看到他们的面孔，并知道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后，沙茨长舒了一口气。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
沙茨搬进希尔唐家之后的几个星期，一切风平浪静。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在看书。希尔唐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其中包括约翰·勒卡雷写的很多谍战惊悚小说。偶尔，他们也会聚在一起打扑克或玩棋类游戏。而他们最喜欢玩的还是拼字游戏。作为一个天生的比赛狂，沙茨对这个游戏一向都认真对待。他的主要对手是擅长该游戏的安德斯。在一次惨败之后，沙茨在希尔唐的书架上找到了一套两卷本的英语词典。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有助于提升分数的“杀手级”单词——“犏牛”。当安德斯摇头表示怀疑时，沙茨拿出了那部词典。“在这儿，”他欢欣鼓舞地说，“犏牛，黄牛和牦牛的杂交种。”
更为幸运的是，希尔唐住处的地下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啤酒、红酒和烈酒，而他们则不遗余力地消耗这些库存。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存货，是因为按照日程安排，加拿大大使馆要举行下一个周五之夜派对——西方驻伊朗大使馆每周轮流举行的狂欢聚会。这一传统在美国大使馆被占领后中断，但在此之前，这些酒已经运到了希尔唐家中。最终，由于这些美国人饮酒过度，希尔唐不得不想方设法处理那些成堆的空酒瓶。他的解决方案是分批将这些瓶子带到加拿大大使馆。
据他们表述，一天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晚餐，这也是每天晚上的保留节目。希尔唐下班回家，然后大家聚在餐桌旁听他讲新闻。在这些“家庭客人”入住大约一周后，希尔唐家的电视就出现故障，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希尔唐获知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以至于安德斯亲切地称呼希尔唐为“老爷子”。
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斯塔福德夫妇也会被接到这里。这样，这些美国人就有了团聚的机会。在感恩节那天，为了让他们过一个快快乐乐的节日，加拿大人还特意安排了一个传统晚宴。
此外，也有人来探望他们。加拿大大使馆的一秘罗杰·卢西就是经常来拜访他们的客人之一。在美国大使馆被占领时，31岁的卢西正在瑞士拜访朋友，但很快他就了解到了所有的情况。他首次进驻伊朗是在1978年秋，但没过多久沙赫就宣布了戒严令。期间，他协助泰勒组织撤离了大批滞留伊朗的加拿大公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卢西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在安排这些“家庭客人”方面也出了很大的力。安德斯回忆了他和卢西在一次晚餐上首次见面的情况。他描述说，卢西就像是鲁德亚德·吉卜林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留着大胡子，戴着小眼镜，顶着太阳帽，拄着小拐杖。
另外的两名常客是丹麦大使特罗尔斯·芒克（和新西兰大使克里斯·毕比。在危机不断恶化时，毕比帮了很多忙，几乎是有求必应，他还给这些“家庭客人”带过一箱走私啤酒。虽然他们可能不缺啤酒，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受欢迎的。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这些“家庭客人”都尽量保持低调。尽管躲在这样的地方，他们还是面临着被发现的危险。泰勒的雇员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尖锐的问题，说斯塔福德夫妇既然是游客，那他们为什么整天躲在房间里而不是外出观光。由于担心不速之客，“客人们”经常待在房子的后面或干脆闭门不出。比如，有一天晚上，泰勒带着全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彼得·詹宁斯来家中就餐。詹宁斯是前来伊朗报道人质危机的众多西方记者之一。在他们两人就餐时，斯塔福德夫妇赶紧逃回楼上的房间，担心弄出什么声响而被发现。
在有些时候，拉齐克夫妇、鲍勃·安德斯和李·沙茨也会被带到罗杰·卢西的家中。希尔唐的房东准备出售这栋房子，因而经常会带潜在的买家前来看房。卢西回忆说，这种来回折腾让人神经紧绷。有一次，他们的车甚至陷在了雪地里，卢西不得不找一帮伊朗人前来帮忙。
这些“家庭客人”每个星期可以给家里写一封信，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在早前给父母的一封信中，马克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我不能告诉你们是在哪里。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你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也可能会接到国务院的电话，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说明我们没事儿。”
12月中旬，在获知有关“家庭客人”的消息时，我已由伪装部门的负责人升任为鉴定部门的负责人。通常，我只能在所有人都下班之后才能开始工作，而由于我住在华盛顿郊外，离单位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有时候我都分不清自己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但我从未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里抱怨。
我主管的业务包括伪造和维护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无数虚假身份及各类伪装。在身份转换的各个阶段，我们都有大量的专家，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越任何边境，他们可以复制几乎所有的文件，他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相貌乃至性别（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从历史上来看，鉴定部门的负责人通常由文件分析专家出任，或由内部公认的最优秀、最聪明的文件部门官员出任。有一种戏谑的说法，称他们是我们中间唯一能写会画的人。但事实上，就行动而言，他们比部分拥有博士学位的技术官员更为机敏，而在情报生命线上，即在通信方面，他们也表现得更为专业。我们的文件分析师需要具备语言和专业知识、旅行和拼写的技能——在中情局的文化中，所有这些技能都是备受推崇的。
当我获知技术服务办公室行动部门主管弗雷德·格拉乌斯正在寻找鉴定部门的负责人时，我决定毛遂自荐。从表面上看，弗雷德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出身海军陆战队——看起来确实很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曾是要塞军校的学员，并在那里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而这也让他在中情局如鱼得水，因为中情局的文化实际上是沿袭了美国军队的文化。弗雷德需要找一个人来接替即将退休的制图部门负责人里卡多。当他问里卡多有无合适的推荐人选时，他说非我莫属。他讲了我的很多优点，但实际上，我并不喜欢这个职位。我去了南楼弗雷德的办公室。落座之后，我对他说：“我有另外一个建议。”
“我们经常说要对未来的负责人进行轮换交叉培训。为什么不从鉴定部门推选一个人出任制图部门的负责人，而让我来负责鉴定部门呢？若由制图部门的人来出任鉴定部门的负责人，这才是真正打破常规。”我说。
“这个建议不错。”他边说边点头，“我支持你，门德兹。但你要记住，若是如此，你就不能外出旅行，就不能周游世界了。你需要待在这里，管理这个部门。”
“是的，长官！”我说。我要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合格的海军陆战队员，我甚至还产生了一种要敬礼的冲动。在退出门口之后，我恰巧看到了一块黄铜牌匾，上面写着：“抓住了他们的命根子，你就抓住了他们的心和思想。”
履新之后，由于人质危机事件，我的工作量增加了近乎两倍。这一时期，我被兰利（中情局总部所在地）和雾谷（技术服务办公室总部所在地）召开的各种会议所淹没，还要处理其他很多需要我直接参与的事情，因此我指示我的秘书伊莲，让她把亟须处理的重要信函直接发送相关负责人。
那天早上，我刚从盥洗室出来，脸还没来得及擦，就看到制图部门的负责人马克斯和我的副手提姆出现在门口。马克斯手中拿着一份文件，一边往里走一边挥手向我示意。
“你看过这个吗？”他说，“有一些美国人从德黑兰大使馆逃了出来。”
马克斯将那份备忘录递给我，并在我翻看时找地方坐了下来，而提姆则坐在了我办公桌前的会议桌上，快速翻看同一份文件。
该备忘录是下发给中情局负责掩护工作的中央掩护部门的，旨在向中情局寻求建议，以便将早前逃离德黑兰大使馆、现处于加拿大人庇护下的六名美国外交官安全撤出伊朗。这份备忘录并未要求我们牵头处理营救工作，但在筹划阶段，需要我们提供咨询支持。备忘录上的信息并不是很多，尚不足以支持我们作出任何决定。
关于“家庭客人”，国务院最初的方案似乎是静观其变。在与加拿大政府的早期沟通中，泰勒曾谈及制定应急方案的可能性，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对这些“家庭客人”进行转移。但等他们安定下来之后，渥太华以及美国国务院便将重点转向了被困于德黑兰大使馆的人质。在他们看来，一旦这些人质获释，那么“家庭客人”的问题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1]美国洛杉矶市内最有名的城中城，被誉为“全世界最尊贵住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