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说，“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们处理超过两个人的复杂行动时，最好是合并风险，将所有人置于一个适当的掩护下，然后通过最快捷的路径将他们转移出去。这是游击战的原则之一：选择战斗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全力以赴。”
我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
“撤离行动就像是堕胎。”我说，“只有出了问题，你才需要这样的行动，但不要试图自己去做。我们是专业的，我们会帮你去完成。”
这位国务次卿一脸吃惊地看着我，她显然是惊呆了。然后，她苦笑着说：“门德兹先生，你的确长于言辞。好吧，你接着说。”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开始从事撤离行动。当时，苏联人正在向第三世界扩张，而由此也导致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不速之客”。所谓“不速之客”，是指主动投靠美国大使馆的叛逃者或投靠其他美国官方机构的人（这些人要么寻求庇护，要么持有宝贵情报）。优秀的情报官员需要知道如何应对“不速之客”，因为他们是谍报行业中的“面包和黄油”。对于“不速之客”，一旦处理不当，那么你的职业生涯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这一时期，由于很多苏联人员神秘消失，以至于克格勃认为是我们绑架了他们。作为报复，克格勃高层甚至还讨论过绑架美国官员的计划，但最终被克格勃的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否决。
我所参与的第一个撤离行动涉及一名代号为“内斯特”的克格勃高级特工。此人被派至亚洲次大陆某国的首都，驻守苏联大使馆。当时，我驻守冲绳，负责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制图团队。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份标注为“IMMEDIATE”的电报，请求派一名身兼艺术家和验证官的人员提供支持。这封电报是由一个化名为“雅各布·乔丹”的中情局官员发来的。
雅各布是技术服务办公室负责亚洲部门业务的一名高级伪装和文件专家，早在我与他开始合作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了。尽管他来自美国中西部，但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从举止上看，他都像是一名成功的高贵人士。他穿着定制的鞋子和昂贵的西装，一举一动都透着英伦绅士的品格。在与他一起的日子里，我听到的从来都是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语言学家，讲流利的汉语、朝鲜语和日本语。
十二天前，“内斯特”从苏联大使馆出走，并与当地的一名中情局官员取得联系，告知他自己准备叛逃美国。在确认此为他的真实想法之后，这名中情局官员告诉了他相关的联系方式，并承诺帮助组织营救工作。随后，“内斯特”转入地下，并在几天后与雅各布在约定地点见了面。
如果能把“内斯特”营救出国，那么这将是一条“大鱼”。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部门——的官员，而且也因为他是中情局所称的“少年克格勃”的成员。通过化名，“内斯特”以驻英美合法外交官的儿子的身份在两国读书多年，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无论是英式英语还是美式英语，都说得很地道。后来，他又参加了克格勃相关机构的培训，并被派驻亚洲。如此一来，他不仅可以提供有关克格勃在中亚和东南亚行动的宝贵情报，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确认其他在国外受过训练的“少年克格勃”。
不出所料，“内斯特”失踪案引起了克格勃及当地政治部的一系列行动。西方大使馆及边境通道的监控力量大大加强，而克格勃和政治部也在机场、汽车站和火车站等地部署了大量特工。此外，国内报纸也刊发了有关一名苏联大使馆随员失踪的启事，并附有“内斯特”的清晰照片以供辨认。作为莫斯科培训的一名情报官员，“内斯特”具备躲避追捕的能力。他改变了发型，并将自己伪装成一名当地人。但要想带他通过严密的安全监控网络，我们还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就撤离行动而言，几乎所有外行都认为我们会选择“黑色方案”，即在夜间通过直升机转移或通过设有隐秘夹层的汽车将人带离边境，当然，后者还需要美国间谍巧舌如簧。但就这些方案而言，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是，若某一环节出现差错，那么将不再会有弥补的机会。这是一个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计划。在某些的情况下，你没得选择——唯一可行的就是“黑色方案”，而成功与否就只能看你的运气了。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准合法的手续搭乘商业航班离境是转移“资产”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式。
此次选择搭乘商业航班撤离，我们对机场的安检尤为担心。随着追捕力度的加大，航空公司接到新的通知，要求所有乘客在离境之前都要亲自对航班进行再确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因为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新的规定就要生效了。
收到雅各布的电报之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我和文件官员“戴维”就出现在了西南亚某海港一个类似于保险库的狭小房间中。我们两人是以游客的身份飞入这个国家的，当地的中情局官员“麦克”已经帮我们预先安排了入住的酒店。在抵达酒店并登记之后，我们沿着偏僻小道，驱车来到这一安全地点。该地点位于一栋商业办公楼内，同时也是非官方卧底人员的一个前哨站。这是一个商业办公区，到处都是类似的办公楼。在这个英美商人云集的繁忙港口，我们很容易混迹其中。
在进入安全屋后，麦克将我们介绍给了当地的另外两名中情局官员——“雷蒙德”和“简”（化名）。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雷蒙德拿过来一摞厚厚的电报，而每一份电报上面都是不同的意见。在我坐下翻看这些关于“内斯特”行动计划的电报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后方总部的想法真多，似乎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而对于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委员会效应”。
雅各布也仔仔细细看了所有的电报，其间不停地摇头。此前，他和“内斯特”一直住在安全据点，并为后者提供伪装支持，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时的情况。他已经思考了好几天，所以在他全部看完时，他说：“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的。”
雅各布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而这也是我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所一直恪守的信条：在行动中切不可先入为主。在该案中，雅各布知道“内斯特”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很容易装扮成为德国商人，所以他毫不犹疑地否决了总部的所有意见。更重要的是，基于“内斯特”的紧张情绪，雅各布告诉我们他要陪同他前往机场，而且是全程陪同，这也就意味着他要亲自出现在机场，以便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差错。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内斯特”可能会连累雅各布，但这也有助于解决“内斯特”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即亲自确认航班的问题，因为雅各布可以替他去做。
在确定了行动方案之后，雅各布开始制作“内斯特”的伪装，将这个矮而粗壮的俄罗斯人装扮成一个成功的德国商人。利用我带的相机，他在不同的灯光设定下为他拍摄了多种姿势的照片。这样一来，我和戴维就可以进一步丰富他的化名文件，展示其在不同阶段的人生履历。
在执行撤离行动的当晚，我的任务是守在离港大厅，负责报告雅各布和“内斯特”的登机情况。我们选择的是环球航空公司凌晨一点起飞的航班。不过，这趟航班晚点一个小时，而在它最终准备起飞时，地面已经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使得我几乎无法辨认前往停机坪的乘客的身影。由于未能在即将出发的乘客中看到雅各布或“内斯特”，我开始担忧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在抵达海关柜台前，一切都很顺利；但在海关柜台，一名包头巾的官员却拿着他的护照迅速走进一个小型房间。几分钟之后，这名官员回到柜台，身后跟着一个欧洲人，而这个欧洲人实际上是“内斯特”在克格勃的同事。这两个人相互对视了好几秒钟的时间，直到“内斯特”点燃一根古巴雪茄并朝着这名克格勃官员呼出一口烟雾才告结束，而这也是雅各布先前的预案之一。随后，该克格勃官员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但最终挥手示意通过。这根雪茄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并成功地骗过了“内斯特”的前同事。
几分钟之后，我终于看到了正在同其他剩余乘客一起登机的雅各布和“内斯特”，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在接近凌晨三点时，前往雅典的这趟航班最终起飞，我该打电话给雷蒙德，告诉他行动已经取得成功了。在将一枚硬币投入公用电话时，我感觉过去三天的压力终于可以解脱了。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恐慌，担心这个电话坏了，而这种恐慌情绪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困扰着我。拨出号码之后，我听到了铃声，以及雷蒙德接起电话的声音。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表示“内斯特”成功离境的暗号，我说：“请问苏西在吗？”
“打错了！”他大喊道，然后砰地把电话挂断。
回到酒店时，我已精疲力竭但却无法入眠，因为心里的千斤重担终于放下了。我们完成了中情局历史上最重要的安全撤离行动之一，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也由此确立了一个可供其他撤离行动参考的框架。
在“内斯特”行动中，我所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撤离行动成功与否，其中有近百分之九十取决于后勤，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后勤环节出现的任何细微差错都将导致撤离行动功亏一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