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埃里克办公室时，他正在看文件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让我坐下。“我找你有点事。”他说。他接着跟我解释说，他觉得我仅凭一个驻外站长的首肯就发电报是不对的，因为驻外站长的职务只是联络处处长而已。他的意思当然是指我本来应该先跟他商量，而不应该绕开他跟渥太华站长商量，站长在加拿大的工作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这你是知道的，门德兹。”他对我说。说完这些后，办公室的紧张气氛似乎消失了，他跟我说这个计划简直棒极了，他觉得这个计划将不仅可以用来解救六个“客人”。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想法：
五角大楼仍然在就“鹰爪计划”进行磋商。考虑到德黑兰的地理位置，五角大楼目前还没有想出派突击队潜入德黑兰营救人质的可行方案……这个电影幌子是个好方案，很可能会得到伊朗国家指导部的欢迎。指导部现在奉命处理关于伊朗在国际上的负面形象，解决手段竟然是——推动旅游业。在卡特总统要求冻结伊朗在美国的资产后，德黑兰正在设法缓解由此引发的现金流紧张问题。在伊朗境内拍摄电影可能会成为一针经济强心剂，而且还能提供理想的宣传工具，帮助伊朗改变由人质事件造成的负面国际形象。
相对“温和”的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即将当选伊朗总统，我们判断他有可能会接受这个计划里的经济卖点，努力说服政权内的激进派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角洲突击队”（准备解救人质的武装力量）假扮成为建设拍摄场地的工人和布置拍摄场地的摄影师潜入德黑兰就顺理成章了。我们还设想着有可能在电影设备中私藏武器和其他物品。
从很多层面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有可能成功。但是，当我开车回“雾谷”时，我立刻对这一方案充满了怀疑。好莱坞计划这么轻而易举就被接受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仅是大家的一厢情愿。从表面看来，这个想法太荒谬了，我本以为会受到一些阻力，但是我却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我自然要开始想：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考虑到？我们提出的这个计划是不是过于复杂，会不会有人在计划中丧生？既然我是这个计划的总设计者，我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虽然计划中有些不足之处，但我仍然认为这个计划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时间将会证明我们能否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
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跟团队里面的人开会，让他们加速筹备好莱坞计划和其他伪装幌子。乔·米苏里仍在加拿大处理次要文件问题，比如信用卡和加拿大驾照。后来才发现，这些证件很难搞到手。和我们本国政府一样，加拿大政府对于安全文件的使用地点有一些限制。为了弄到驾照，乔甚至找到了加拿大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位局长告诉乔，必须先获得上面的特许令才行。这时，他们打通了加拿大总检察长（跟美国大检察官的职务相当）的电话。乔事后回忆说，总检察长走进来，先是看看国家安全局长，然后看看乔，然后又看了看国家安全局长，说道：“帮他把这些破东西办了。”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弄好了六个护照，一些在加拿大的技术服务办公室成员迅速弄上一些以假乱真的补充材料，包括一个欧洲国家颁发的签证。万一“客人们”需要马上逃离的话，这些都是应急的材料。所有这些东西很快就弄好了，然后通过外交包裹寄了出去。下一包文件很久之后才能寄出去，因为里面还要装上乔正在准备的其他次要文件。
那天晚些时候，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副主任马特来办公室找我。他是顺便过来看看我们的进展情况。我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告诉他我准备飞趟洛杉矶。“要是有人查证的话，我需要在旧金山设立据点。”我说。
最好的伪装故事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到假冒身份的人证件上所写的城镇，然后按照证件上的地址找到他家，一进屋，你就会看到壁炉架上摆着一张假冒者与假冒的妻子家人的合影。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这种水平的伪装。
“好莱坞是座靠形象运转的城市，”我说，“我想要弄间办公室，还要有员工，弄得越逼真越好。”既然“客人们”要冒充是选取电影拍摄场地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开家制片公司，还要找一部电影让他们拍。鉴于我了解那里的情况，所以我决定要亲自飞一趟洛杉矶，弄好这一切。我告诉马特，我想从财务处申请十万美元的预付资金，支付行动开销。
马特想了一会儿。他知道我们这是在冒险，因为好莱坞计划还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但是与可能的代价相比，这个风险很小。倘若我们最终决定用这个幌子解救使馆人质的话，那么现在动手做些基础工作就很明智。
马特眼睛一亮，摇摇头。“只有你小子才能想出这么个鬼点子来。”他说。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潜逃的后勤问题。虽然编个好幌子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为了保证计划成功，还需要有一队情报官员去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摸底，与“客人们”会面，评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执行计划的能力。“你想让谁去呢？”他问道。
六名美国人命悬一线，加拿大政府直接参与，卡特总统面临巨大压力——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从技术角度来说，我是证件部门的主管，实战经验丰富，而且我对中情局秘密行动的内部情况比较了解。再者，因为我刚刚去过伊朗。
“我，还有文件处的一位同事，”我回答道，“我觉得夏利奥就不错。”
“夏利奥”是一名驻欧洲的文件官员，今年31岁。在我心里，夏利奥是局里最能干的文件官员之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百变型人”，你让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都能胜任。人们一想到间谍，多数人都会想到好莱坞电影里那些光彩照人、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的角色。但在真实的间谍世界里，间谍要能混迹于人群。在谈到局里需要什么样的人时，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找的不是那种特别扎眼的人，而是站在银行排队或者走过超市结账台时，没有人会记着你长什么样子的人。
勒卡雷[4]说得没错。特工可高可矮，可以是一会儿是欧洲人，一会儿变成美国人，一会儿又可以变成南美人——只要能把任务完成就行。夏利奥就是这样一个人。夏利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曾在索邦大学学习，具有语言天赋，会说德语、西班牙语、波斯语和法语。如果你给他一个周末去学习一种新语言，周一回来的时候他就能把你让他学的语言说得很流利。不仅如此，夏利奥还曾参与过很多秘密潜逃行动，而且都有不俗的表现。在一次中东行动中，他与一个想要投诚我们的大恐怖分子接头。夏利奥跟恐怖分子在一个安全场所会面，然后乘坐一艘渡轮出逃，但是最后渡轮不得不掉头返港，因为当时船的螺旋桨被垃圾绊住了。不难想象，当渡轮慢慢返回码头时，恐怖分子的内心有多么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一个逃跑失败的人再次逃跑绝不是一般的困难。但是夏利奥镇定自若，第二天劝服了那名恐怖分子再次跟他逃走。
在这次行动中，跟镇定自若一样重要的是要有好口才。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强“客人们”的信心：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对这个计划没有信心，整个计划就会泡汤。他们都是聪明人，但是那些有权批准行动计划的人不相信六个业余演员能够组成一个团体，配合演出。而我相信，我和夏利奥能够说服他们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不错。”马特说。
第二天，也就是1月10号星期六的上午，我给伊莲打电话让她到财务处预支十万美元现金。但是我们财务处的人堪称全世界最斤斤计较、一毛不拔的人，而且官僚主义极其严重。十万美元是财务处可以批准的最大数额。如果想要更多资金的话，非得上帝出手不可。伊莲把钱带回来后，我把它们放进一只带暗格的公文包中。我知道财务处那帮人肯定会在背地里骂我，但是这笔钱会派上好用场。我该动身去好莱坞创办我们的公司了。
[1]美国堪萨斯州的道奇城是历史上有名的“牛仔之城”，曾经有一段时期地下产业发达。
[2]即老挝共产党。
[3]此处是一种典型的美式幽默，这是讲英语的孩子们经常玩的一个文字游戏。玩法是这样：第一个人开始总是说Knock knock，模仿有人敲门的样子，第二个人就问：Who's there？（谁啊？）第一个人就说一个自己想好的单词（比如说Eye，眼睛），然后第二个人接着问：Eye who？意思是哪个Eye啊？最后一句话是整个游戏最有意思也是关键的地方，是看出第一个人精心设计的地方，比如接着前面的Eye说Ice-cream.Ice的发音包含了Eye，而意思和Eye完全不相干，所以让别人感到很意外。在这段话中的幽默是这样的，卡罗维说一句“阿尔戈”，其英文拼写为Argo，谐音为Aw go，翻译成英文就是“走啊”。等醉汉问“是哪个阿尔戈”的时候，卡罗维就会利用这个谐音，假装对方的问话为“去哪”，然后回答一句“去你妈的”。理解卡罗维这个笑话的幽默，读者需要具备简单的英文知识。
[4]英国著名谍战小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