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踏上华盛顿的土地，我就得知几位“客人”在的德黑兰的境况越来越危险。除了媒体走漏消息的风险之外，几位“客人”似乎还面临着随时暴露的威胁。
人质事件发生近三个月后，激进分子应该可以理清事发当天在大使馆工作的人数了。当时，许多文件都被商务碎纸机切成了细长的纸条，但是伊朗人雇佣织地毯的童工拼接碎纸条。此外，在使馆人员逃跑时，有几包文件竟然被莫名其妙地落在了使馆一层的地板上。更危险的是，布鲁斯·兰根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伊朗人弄到了，里面的文件不仅包括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秘密交流信息，还包括使馆人员——包括三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
科拉后来知道，激进分子还曾拉着一名领事官员到各个办公室，指认每个外交官在哪间办公室工作。显然，被劫持的外交官人数跟办公室数量不符。当激进分子指出这一点时，同事们为了掩护逃走的同事，谎称他们事发当天正好不在伊朗。激进分子显然是相信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这能够隐瞒多久。
有一次，肯·泰勒的妻子帕特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神秘电话，陌生人用极其标准的英语问乔和凯西·斯塔福德，然后就挂断电话了。肯·泰勒当然知道有些记者正在搜集信息，想要把零星的消息拼凑起来。因为来电者说的是英文，所以他希望那人只是一个打探消息的西方记者。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不把这个情况告诉六位美国人，以免他们惊慌。
还有一次，安德斯和沙茨正在院子里跑，这时一架直升机飞过正上方，他们不得不迅速低头躲进房里。四个“客人”蜷缩在房间里，等待着伊朗人冲进来。在此之前，他们曾经设计了类似情况下的逃跑计划。计划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设想他们冲上房顶，跑到希尔唐家外的大街上；第二部分——唉，他们还没有想好呢。头顶有直升机盘桓，他们可能马上就会被人发现。他们蹲了下来，直升机飞走了。泽娜给在加拿大使馆的希尔唐打了个电话，询问他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原来是一个毛拉在附近的清真寺遇刺，革命卫队正在社区搜寻袭击者。
不断的惊险，再加上单调的狭小空间，都考验着“客人们”的意志。泽娜越来越离群索居，其他人则尽力想办法应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科拉决定靠睡懒觉打发时间，刚开始只是睡一上午，后来干脆整天都不起床。马克记得有一天希尔唐夫妇让一个好奇的伊朗人到家里四处查看，他吓得趴到床底下。他们都感觉自己给加拿大朋友带来麻烦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所以十分迫切地渴望找条出路。还有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那就是万一有人得重病了需要看医生怎么办？只要在伊朗多待一天，他们面临的被捕、被杀或者遭遇突发事变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以前，“客人们”被告知，等到其他人质获释后，他们将会被一群西方大使护送到机场，并安排在同一个航班上。但是，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这种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在这些“客人”看来，他们从使馆逃出来的事实，无疑将使他们成为激进分子的首要怀疑对象。要是激进分子要求审讯他们呢？或者因为他们躲过追捕，而怀疑他们是间谍呢？他们觉得自己在大使馆被占领事件中被完全忽视了，国务院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帮助他们。
厌倦了政府的无所作为，他们在一天晚上聚在地下室里起草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以及被丢在伊朗的恐惧。虽然他们知道泰勒大使不大可能帮他们把信寄出去，但是他们肯定自己的意图会传达出去。
与此同时，渥太华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六个在逃美国人的事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就拿弗罗拉·麦克唐纳来说，她现在越来越焦虑，因为不断有人向她询问美国“客人”的事情。加拿大人已经开始小心谨慎地为关闭驻德黑兰大使馆做安排。因为谁也不知道美国“客人”的秘密还能隐瞒多久。
回到办公室，我马上坐下来与团队的人检查三种伪装方案最后的技术准备情况。总部那边还没有敲定到底选用哪种方案，这就意味着，除了“阿尔戈”方案外，我们还要把其他两个伪装方案进行准备——“加拿大营养学家”方案和“美国英语教师”方案。虽然我们精心准备了这么多材料，但很显然，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对好莱坞方案存在质疑。这个计划太大胆，太危险，也太复杂。在我看来，这个方案之所以可行，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些特点。
办公室的人都对《每日综艺》上的“阿尔戈”广告赞不绝口，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第六制片厂”已经建立并且运转起来了，我们的下一步任务就是准备影片资料，给六位“客人”分配角色，并且准备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辅助材料。我知道，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快速行动。
乔·米苏里最近刚从加拿大回来，我安排他去编造每位“客人”的身世故事。我对乔有绝对的信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乔都能编出合适的故事来。卡罗维和西德尔之前根据每位“客人”的背景，给出了他们最有可能扮演的一些角色。我把这些笔记交给乔，乔将根据每位“客人”的性格和年龄特点具体安排。比如，我们得知凯西具有艺术方面的背景，所以我们决定安排她扮演艺术总监。
我记得看到乔坐在桌旁，从手动打印机边转过头来，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才思如泉涌，能够编出适合各种情况的幌子。而他也乐在其中，有时候会过来向我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为了便于“客人们”记住自己的身份，乔创造性地把他们的假身份跟真实生活联系起来。比如，在给马克·拉齐克设计假名“约瑟夫·厄尔·哈里斯”时，乔使用了科拉父亲的名字。同样，马克假身份的出生日期就是科拉父亲的生日。
想要记住一个假身份本来就很难，特别是当你的生死与这个假身份密切相关的时候更是如此。有些时候，即使准备充分也有可能会出状况，特别是你有多重身份的话。我记得有一次用假身份去莫斯科，在酒店登记入住时，一个酒店职员对我说：“好的，门德兹先生，我们给您留了两天的房。”我当时吃了一惊，但仍不慌不忙地把假护照递过去说：“哦，门德兹来不了了，我替他来了。”订房间的时候，我竟然一不小心使用了真名。实际上，有些时候在使馆签名时，你会看到有些人一时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因为他们刚开始签了一个名字，然后又涂抹掉，重新填上别的名字。
乔给制片组的成员分配好角色，重新用简历的格式写下了他们假身份的材料。这不仅将帮助这些“客人”学习自己的假身份，而且制片经理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这些材料放进文件包中，这样也使我的假身份更加可信。
与此同时，我还跟制图部门负责人杜鲁门见面讨论“第六制片厂”的工作名片。这些名片上要写上他们的职务，还要附上我们洛杉矶办公室的电话。在从洛杉矶回来的航班上，我想过一个主意，就跟杜鲁门商量说：“在名片上面印一个大大的数字‘6’，印成红色的，”我说，“用电影胶片一块一块拼成的那种。”他点头表示同意。我还把杰克·科比的素描画和卡罗维及西德尔从他们朋友那里“借”来的工会卡样板交给他。至于剧本，我们需要去除里面跟原标题相关的所有信息，插入“阿尔戈”。至于漫画，我希望我们艺术棚的一些插图画家绘制他们自己印象中的外太空生物和前卫的画作，就像我们艺术家天马行空的作品一样。我意识到这个要求有点古怪，但是我对我们的艺术支持人员充满信心，我们之所以聘用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出色的能力。他们似乎无所不能，不论是精确的技术图表还是模仿笔迹。他们大多数是蓝领“艺人”，以自己的奇才鬼才而自豪。他们是我们官僚机构中一群特有的野猫，很难管理。他们不止一次威胁说要罢工，但是他们的工作能力绝对没的说。
杜鲁门仔细记录下每一项工作内容。作为制作部门负责人，他会给绘图组收到的任务编号，然后把编号贴到大牛皮纸信封上。这个牛皮纸信封也就是工作袋。他通过这种方法追踪每项工作的进度，分配工作时间。当然，这也是因为几乎每项制图任务都需要多个部门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