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凌晨三点，我被电话吵醒了。
“我是理查德，”电话那边说，“我在大厅。”
打电话的是理查德·斯维尔，他来得很准时。在十分钟之内，我冲了个澡，把手头的几件东西收拾了一下就到大厅里了。斯维尔开着大使的梅赛德斯过来接我了，我们开车小心翼翼地穿过仍然沉睡的市区。街上一片漆黑，几乎没人——既安静又陌生——到四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到了梅赫拉巴德机场。
斯维尔把车停到停车场，我们俩顺利穿过第一个安检口。跟我预想中的差不多，机场这时没什么人。大厅里只有几个乘客和几个在办公桌前趴着打盹的工作人员。在柜台边上靠着为数不多的几个革命卫队成员，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我知道，等到快中午的时候，这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成堆的伊朗人挤在安检口，大批的革命卫队在这里维持秩序。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出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顺利通过海关检查。斯维尔已经在我之前进去了。除非发生意外，否则我们不打算在机场再碰头了。斯维尔拥有外交证件，基本可以在机场通行无阻。现在，他要去和英国航空公司的熟人见面，以防我们需要应急计划。接着，我走到航空公司登机柜台，瑞航的职员向我保证，我们的航班将在早上五点抵达机场。我取出一本杂志，边浏览边来回在机场踱步，等待夏利奥和其他人。
这个时候，在希尔唐德家里，罗杰·卢西正在尽力叫“客人们”起床出发。事情并不简单。这群人几乎一夜没睡，有几个人的酒劲儿还没有消。科拉还记得当时穿过走廊，看见沙茨在洗手间把屎拉到了内裤里。卢西准备了一壶鲜咖啡，每个人都开始进入角色，做好最后的伪装。鲍勃·安德斯在希尔唐夫妇的衣柜里找到了一顶海军蓝的贝雪帽戴到头上。他照了照镜子，对自己的装扮很满意。等到该离开时间，卢西祝他们好运，把他们送到使馆的车上。沙茨这时发现乔已经决定要跟他们一起走了。
在车子穿过市区的时候，汽车司机——加拿大使馆的一名伊朗雇员，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普通的机场之行罢了。“客人们”却心知肚明，对自己在车上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安静地坐着。马克记得他们在车上十分平静，甚至近乎宁静。还好，车厢里面是黑的，所以大家感觉都很放松。他当时想象假如他们能够把车一直开到华盛顿特区该有多好啊。科拉坐在沙茨身旁，她的脑子在不停地想着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她决定最后再检查一遍钱包，看看里面有没有装跟自己真实身份相关的东西。她惊讶地发现钱包里竟然放着一张洗衣服的收据，她赶紧把它塞到车座里面。其他人都在心里记着自己的伪装身世，并复习细节，使自己兴奋起来。
汽车司机在经过喜来登酒店的地方拐错了弯，安德斯提醒他说他们要去酒店接个人。司机赶紧往回返，加快了车速，生怕赶不上时间。夏利奥和以往一样淡定，在酒店大堂里读着报。他事后跟我说，当看到车子终于开到酒店外面的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等他们到达梅赫拉巴德机场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多一点了。
在航站楼里面，我走到主入口边的大落地窗前，找到一个从外面看得很清楚的地方站下来。我把杂志卷起来，放进手提包，取出比杂志大很多的“阿尔戈”档案，开始浏览起来。根据计划，我要先行抵达机场，在机场里面向其他人释放可以进入机场的信号。释放信号的方法就是我走到他们在外面可以看到的地方，翻阅电影材料。
在大厅外面，“客人们”坐在车里等着。因为司机还在，所以他们还不能自由交谈。夏利奥盯着窗户，看到我之后就回头对其他人说：“好了，咱们走吧。”
他们七个人走到站在航站楼口的七个国家警察面前，把身份证明递上去。一个警察浏览了一下证件，挥手让他们通行。他们看起来不错，很有自信，就跟周游世界的游客一样。过了一关，我心想。
我穿过机场，向登机柜台走去。我可以在登机柜台更清楚地看着夏利奥和“客人们”走进明亮的梅赫拉巴德机场里面。他们看起来精神不错，但也有吃惊。他们毕竟在希尔唐家里待了将近九十天，现在突然被一群人围着，肯定会感到有点不适应。我对鲍勃·安德斯的表现震惊了，他晃晃悠悠地走进门来，拇指和食指夹着香烟。他看起来就像是费里尼[1]电影里的角色。希望他不要演得太过了，我心想。只见他用近乎女性的姿势理了理头发。虽然有加拿大人的帮助，这几位“客人”还是不能很顺利地把行李放在一起，瞒过训练有素的人员的眼睛——他们是周游世界的好莱坞选景团队。
不过，他们顺利通过了海关检查，一会儿就在登机口跟我会合了。进入机场后一见面，我就可以看出他们眼角流露出的紧张和疲惫。但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有很好的同志情谊。我们在一条船上，要一起逃出去。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要去往下一个取景地点，然后回好莱坞。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看样子，他们听进去了我在演练中跟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没事，我心想，他们能行的。
我在跟“客人们”介绍计划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点：别走散。这样的话，要是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我就有机会作为制片经理拿着影片资料走过去把事情摆平。但是，沙茨的心里却有别的想法。我可以看得出来，沙茨比安德斯更喜欢“阿尔戈计划”的冒险精神。那个时候，机场有两条登机的排队线：可以吸烟的和无烟的——这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飞机上是可以抽烟的。出于习惯，沙茨跳到了短一点的无烟队伍，而我们其他人则排在吸烟队伍里。这就是说，等我们拿到登机牌的时候，沙茨已经往移民检查口走去了。
等沙茨排到队伍前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落后他一点，我看到一个没穿制服的警官——他不是未受训练的革命委员会成员——正在检查口执勤。我之前就警告过他们的情况发生了。我看见沙茨把护照和黄纸表格递给这个警官，作为一名使用假身份证明多年的中情局特工，我知道第一次把假身份证明放到移民检察官桌前的时候总是有点心虚。来吧，我暗想，好戏开场了。沙茨表面上很淡定，但是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七上八下的。要是出错的话，最有可能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现在。
移民检查官仔细查看沙茨的护照。“这是你的照片吗？”我刚刚能听到检查官的问话，急忙竖起耳朵，听沙茨怎么回答。
“当然是我的，”沙茨回答道。他极力保持镇静，但是我看见他开始表现得有点紧张了。两个穿着邋遢的革命卫队警卫正靠在附近的墙上，露出无聊而凶狠的眼神。
移民官员从岗位上走开，迅速消失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沙茨回头往我们的方向瞥了一眼。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移民官进去的那扇房门。我们是不是忘了给沙茨的护照上弄什么东西了呀？这个移民官是不是要去找跟沙茨手头的黄纸表格相对应的白纸表格？时间走得很慢，这个移民官终于回来了。“照片上的人看起来不像你。”他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说。这张照片是沙茨在几个月前照的。在照片上，沙茨留着红胡子山姆[2]一样的大胡子，完全盖住了上嘴唇。在意识到是什么问题时，沙茨摆出跟照片上一样严肃的表情，然后用手指模仿剪刀在胡子边挪动。“现在比照相的时候短了点。”他说。
这个移民官员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沙茨，耸了耸肩。然后，他就在沙茨的护照上按了一个章，沙茨就走进候机室，从我们面前消失了。我看看“客人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刚才的惊险一刻，他们谁也没有惊慌。
队伍慢慢向前走，乘客和移民官员不时发生争吵，队伍就稍微停一会儿。几个伊朗人想要用假身份出行，一个妇女在拒绝合作后被带走进行二级审讯。就在几个星期前，科拉在当地一家报纸上读到一个女人想要用阴部走私货币，结果被捕。她看着这个女人被人从队伍里拖走，突然害怕当局会对女性乘客进行随意的全身搜查。
等我们到检查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往前递护照。但是，移民检查处的官员却神秘失踪了。我们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站了几分钟。马克和科拉排在我们队伍的最前面，他们简单地商量要不要从检查口走过去。不过，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个坏主意。要是悄悄溜过检查口的话，只会引起怀疑，让人猜测他们要躲闪什么。马克对证件的质量和计划充满信心，愿意静心等待。又过了几分钟，那个官员又回到了办公桌前，手里端着一杯茶。他扫了一眼我们的护照，痛快地按下放行图章，挥手让我们通行。他也把我们的黄纸表格收走了，就在他把这些表格往台边黏贴的时候，有一张飘到了地板上。记得我们从那里走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悄悄把这张纸捡了起来，粘到我的那张纸上。那张纸是鲍勃·安德斯的。
走进候机室后，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严格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功脱险，在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最后一道安全检查，但是移民检查已经通过了，最难过的一关已经过去了。几个革命卫队的警卫在候机室转悠，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里面的人，但是因为是凌晨，所以他们可能打不起什么精神来。还有二十分钟，我们的航班就开始登机了，所以我们能做的最好就是，低下头，耐心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