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43年进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程敦荣看来，当年并肩作战的美国战友当然不是乌合之众：“飞虎队的飞行员要求至少有两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个人技术是很好的，配合很好，很像美国的职业明星球队。陈纳德也像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练，他的战术是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当年的参加者的确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国青年的那种活泼朝气，有正义感和富于冒险精神。尽管也有少数人是为着较优厚待遇和资金而来，但大多数是同情中国抗日战争，并意识到美、日之间终不免一战而热情地参加的。”[程敦荣：《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3页。]
志愿大队在缅甸东吁（又译同古）进行了战斗训练，陈纳德亲自讲授日本空军的战术。
“作战之前，他们一遍遍地练习驾驶战机，”爱玛说，“当时他（佩塔奇）正在练习飞行，发现了我，就故意飞得靠近我。其他的小伙子过来捣乱。女孩都是喜欢被别人注意的，他就在他的飞机上做个标志，让我能够辨认出哪架飞机是他的。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爱玛回忆：“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陈纳德邀请我俩去他公寓吃晚餐。他是个非常棒的婚礼筹办人。我和陈纳德玩游戏，他推了我一把，当时我转得太狠了，一只眼睛碰到了桌角，第二天我带着黑眼圈结的婚。”
“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就得听我的”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一、第二中队到昆明（第三中队驻缅甸首都仰光）。当天，以零式战斗机护航的日军轰炸机群偷袭了珍珠港。
1940年9月13日，新研制出来的零式战斗机在中国的首战——重庆附近的璧山空战中，以仅被击伤1架的代价，击落、击伤中国战机24架，驾驶着苏联制造、已经落后的伊-15、伊-16型战斗机的中国飞行员战死10人，负伤8人。
零式战机航程远、速度快、异常灵活。后来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指挥部参谋长毕超峰认为：“这种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一种。”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三大队战斗机飞行员王延洲说：“零式战斗机的转弯半径小，空战当中，你水平格斗兜圈兜不过它呀，你转弯，弄不好就被咬屁股了，战斗机被咬了屁股就很危险。”
陈纳德面临很大压力。相较于零式战斗机，志愿队的P-40被认为是“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战机。当然，它也有特点：结实、火力强。拜斯登说：“P-40配有同步机关枪，在螺旋桨旋转之间将子弹射出。这是当时空军最老的机型，好在用于新型飞机的枪配在了机翼上。”
陈纳德在对比分析了P-40和零式战斗机各自的优缺点之后，制定出四机编队的战术：“在遭遇到这种飞机时，我们不能还用三机成队的队形，单机格斗也要吃亏，只能作圆圈转弯飞行，前后交错，互相掩护，充分利用本机转弯灵活的长处，伺机采取急转弯迎头攻击来反击……”[程敦荣：《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的查尔斯·邦德回忆：“他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尝试面对面战斗，不要尝试和敌人兜圈，因为他们的飞机比你的先进，不要跟他们缠斗，可以假装逃跑，忽上忽下，然后突然出击。
陈纳德的战术基于P-40战机坚固的机身与良好的俯冲性能，当遇到灵活的日军飞机时，飞虎队队员驾驶P-40快速爬升到高空，向敌机俯冲攻击，之后立刻飞走，深受其害的日军称其为“一击脱离”，简单说就是打了就跑。王延洲说：“只打一个回合，打了就跑，不恋战，恋战就要吃亏。”
当然，“你的愤怒是你更强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查尔斯·邦德说。
牛仔们后来在实战中还想出了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招数，比如在空中把飞机的油门关掉。“油门关了以后，转弯半径就小了，反而转到零式飞机屁股后头去，把它击落了。”王延洲说。
在战前训练中，陈纳德向队员们讲授自己制定的战术，他说：“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就得听我的。”
被队员们称为“老头子”的陈纳德是个狠角色。黄澄提到一件趣事：1943年开罗会议，陈纳德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列席。“他站在罗斯福的后面，丘吉尔看看他，问罗斯福：‘站在你身后的是谁啊？’罗斯福说：‘这是我们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丘吉尔说：‘谢天谢地，他在我们这一边。’可见他是一个威武得很的人。”
在陈纳德监督下进行的战前训练，虽然短暂，却很有成效。
时为志愿队飞行员的罗伯特·科顿回忆：“我们熟练地掌握了P-40的操作，它很结实，动力强大，装弹量也很多。”
时为志愿队地勤人员的洛文斯基回忆：“我们与飞行员在一起，每天都有飞行任务，也会发生事故，因为我们的飞行员有些以前是海军飞行员，曾经常驾驶P-40B战机飞越舰船，所以，当他们来到陆地时要有个适应过程。”
训练结束了，牛仔们就要升空迎战。他们的飞行服后面缝上了识别标志，上面有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还有一行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几个队员问陈纳德：“能不能把鲨鱼头画在飞机机头上？”他们在缅甸受训时曾在杂志上看到，一架在北非作战的P-40机身上涂画了鲨鱼的嘴和牙齿。他们觉得这图案新鲜又刺激，也想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上鲨鱼头。陈纳德答应了。几天之内，地勤人员为志愿大队的每架飞机都画上了鲨鱼头。图案设计者巧妙地利用P-40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一个硕大的、张开的鲨鱼嘴，嘴巴以上是神气活现的鱼眼。队员们说，让鲨鱼吓唬日本人吧。
“飞老虎”扬名
1941年12月20日，日军轰炸机飞临昆明。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等待了四年之久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地面报警网的协助下，用美国的战斗机，即将开始与横扫整个太平洋的日本空中力量进行较量。我感到P-40型飞机的座舱正载着中国的命运，飞行在云南的上空。我真希望我能年轻十岁，还能坐在飞机的座舱里，而不是待在这个掩体里。[［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陈纳德命令手下一个中队的战机起飞迎敌。战斗情况，当年的昆明防空司令部记载如下：“十二月二十日九时十八分，敌轻型轰炸机十架，由越境侵入；十时十分到达呈贡。当与我驱逐机队遭遇，我机队当即迎头痛击，敌机仓惶逃窜，我机跟踪追击，于十时三十五分，敌机逃至罗平县属之三江口，又被我机包围，发生激烈空战。敌机三架被我机击落，另有三架受重伤亦有坠落模样，于十一时二十五分经滇桂边境向越境逸去。我机安全返航。”[《昆明历史资料（抗日战争—军事）》第二卷第244～245页，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12月刊印；鱼佩舟主编：《美国飞虎队AVG援华抗战纪实》，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飞行员返航后他的见闻：
当这些P-40型飞机俯冲进攻时，大家都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把东吁训练的内容全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完全成了一场混战。所有飞行员都承认，P-40型飞机没有自己打着自己全是出于运气。在接下来的一百三十英里的来回战斗中，飞行员们尝试了惊险的九十度偏转射击和其他疯狂的战术。来自威斯康星沙瓦诺的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两架轰炸机后，便大骂那些军火制造商，因为他的机关枪卡壳了。可他着陆后检查机枪时，却发现原来是子弹打光了。在P-40型机退出战斗时，有三架日本轰炸机被击落，其余的也都冒着烟，受伤程度不同。埃德·雷克托是志愿队唯一的伤号。他因长距离追赶日机而使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在昆明东面的一块结冰的水稻田里，受了轻伤。
大部分飞行员在回到机场后都激动得语无伦次了。
“孩子们，”我对激动的飞行员们说，“你们打得不错，但这不是最好。下次把它们全打下来。”[［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页。]
昆明防空司令部说：“本省四年以来频遭敌机空袭，迭次遭我空军部队之截击，予以重大打击。唯所获战果，均未若此次美志愿队之巨。……此次捷报传来，莫不额手称庆。”[《昆明历史资料（抗日战争—军事）》第二卷第244～245页，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12月刊印；鱼佩舟主编：《美国飞虎队AVG援华抗战纪实》，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志愿队飞机上画的鲨鱼头，多数中国人不认识，觉得稀奇。第二天，昆明的一家报纸上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飞虎队”自此叫响。
黄澄说：“昆明人感谢飞虎队，他们都讲，老美顶好，那些姑娘也冲出门外对队员们说，老美你好。”
陈纳德曾提及1942年时飞虎队受到的广泛关注：
我在1941年离开美国之前，曾托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几位朋友，帮我注意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并把剪报寄给我。现在我这儿已堆满了来自美国的剪报，我的部下惊喜地发现，他们已作为“飞虎队队员”而名扬世界了。[［美］陈纳德著：《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陈纳德恢复美军现役，并升为准将。这位曾经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飞虎将军”。
等了50多年的勋章
1942年7月3日，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解散，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十六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
7月4日，重庆，飞虎队的告别晚宴上，主持人宣读了飞虎队的战绩：“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飞虎队大部分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爱玛记得，飞虎队队员赴华前，美国政府承诺“他们回国的时候级别还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拜斯登说：“海军不承认我曾是他们的成员。我们得到服役过的部队的官方认证花了很长时间。”另一件伤心事是，他原本在美国有一个女朋友——“我在中国的时候，她没有告诉我她结婚了。”
在中国出生入死的飞虎队队员，回国后得不到官方的承认，他们成了真正的志愿者。
飞虎队解散后，爱玛没有立即回国。“我们有一年的合约。约满的时候，他们说新兵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决定多待两周来帮助陈纳德。”
佩塔奇为了帮助陈纳德培训新兵，留下来超期服役。怀孕的爱玛陪在丈夫身边，期待两周后一同回国。
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家时，佩塔奇接到了一次空袭任务。完成任务后，返航的佩塔奇被日军对空火力击中。
“我永远地失去了他。我再也没有用过‘我们’这个词。”爱玛说。
两天后，爱玛带着6个月身孕回到美国，生下了女儿。对于佩塔奇的牺牲，她总认为是爱情拖慢了“飞虎”的脚步。
“这些飞行员是英雄，他们很伟大。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部队里一个愚蠢的女人。我太愚蠢了，去参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使我一直不能释怀。”
直到9年后，在一次聚会中，爱玛遇到了汉克斯，一位退役的驼峰航线飞行员。
继“飞虎队”之后，“驼峰”成为战争期间美国人熟悉的又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词。
曾任驼峰航线飞行员向导的赫尔曼·斯坦利说：“当时飞越驼峰的线路是唯一能将补给运往中国的线路，这航线对和日军作战很重要。我们带军火、汽油、食品、药品，中国所需的任何物资。”
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赫尔曼·斯坦利说：“许多飞越驼峰的飞机都坠毁在山上，航线上到处是反射阳光的飞机残骸，所以他们将驼峰航线称为Aluminum Trail（铝铺成的路线）。”
爱玛总是和汉克斯开玩笑：“我们飞虎队负责打飞机，而你们却是摔飞机。”
当时执行驼峰航线飞行任务的是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租用中航公司一部分飞机的美国陆军空运队。
1943年3月11日，中航公司“第53号机”坠毁在了怒江附近的山脉上，24岁的机长吉米·福克斯下落不明。据爱玛回忆：福克斯的母亲不愿相信自己的独子再也不能回家，请求他的队友帮助找寻其下落。后来加入中航公司的汉克斯志愿报名寻找福克斯。1944年，汉克斯等三人踏上寻找福克斯之路。在无路可寻的原始森林里，汉克斯的两位队友体力不支，首次寻找不得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