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长途跋涉去寻找自己的师部时，他们表现了中国军队最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正如先前他们表现了中国军人恶劣的品质（指抢劫老百姓）一样。
云端之战
亲历者
尹龙举——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番发安——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战士
张体留——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卢彩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李华生——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杜开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寸时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李会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谢大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何绍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五十三军运输团战士陈宝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陆朝茂——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熊世超——时为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吉野孝公——时为日本陆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如果没有这段编导手记，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一集差点被舍弃的故事。舍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具体的人物故事。几位老兵的回忆，都破碎得近乎混乱，没有一人能完整讲述自己在高黎贡山上的经历。此外，这场被称为“二战期间海拔最高的陆上作战”，所遗留下来的资料与信息，也如同高黎贡山上的云雾一般，飘渺无形。
最终，这一集还是没有被舍弃。因为当我真正穿越云雾走近这场云端之战后，所发现的细节与故事，使我坚信这段历史，不应被任何人舍弃。
所有的一切，是从一个看似绝妙的军事计划开始的。传说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时走的小路，成了中国远征军1944年滇西反攻的起点。卧龙先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时走的捷径，成为千年之后远征军开启胜利之门的锁钥——多么美妙的计划，美妙得简直近乎传奇。遗憾的是，这个传奇最终并没有实现。传说中的胜利之路，成了日军机枪火力下的屠杀场。
在编辑这集片子时，有两个问题我始终百思不解：为什么面对海拔近4000米的高黎贡山，远征军领导层竟然没有为自己的部队配备冬衣？甚至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准备。难道身处平原的他们，真的没想到高黎贡山上在下雪吗？为什么一架载有远征军重要参谋与绝密文件的飞机在战前失踪，而上至重庆国民政府，下至远征军前线指挥部，竟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此事，甚至连半点相关记载都没有？
直至片子完成，我仍然没能找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这些问题原本就没有答案，即使有，也早已无关大局了。我们所能知道并且确定的是：正是因为缺乏御寒衣物，成百上千的远征军战士在寒冷的高黎贡山被活活冻死；正是因为那架在战前失事的飞机，原本精妙的奇袭战斗，变成了血腥残忍的消耗战，近万名中国将士血洒高黎贡山。还有什么结局，能比这样的后果更为惨烈的吗？
在片子的结尾处，尹龙举老人的回忆向我们披露了一个恐怖的事件：困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在吃光了所有干粮后，开始以阵地前的尸体为食。其实，真正让我心情复杂的，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在掌握日军食人的确切证据后，美军顾问马上提议将此事公之于众，以此显示日军的残忍与野蛮。但出于某种考虑，国民政府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下令对整起事件严加保密。按照美军顾问的猜测，国民政府可能是担心一旦公布此事，自己的士兵也会效仿行之。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军粮的供应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士兵饿着肚子打仗几乎是一个常态！
反复思量之后，我还是没有将此事编进片子。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实在不愿意相信美军顾问的猜测。但我也确实无法找出比这更为合理的解释，只能将此事转述于此，孰对孰错，还是留给每一位国人自己思考吧。
编导刘元
1944年5月11日傍晚，云南泸水县栗柴坝渡口，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的官兵们，正紧张等待着渡江命令。几尺之外，正值汛期的怒江在迷茫的水雾中发出震耳的咆哮声。
“过江有木船，有橡皮舟。那些船平时藏起来，渡江的时候才拿出来。”尹龙举回忆道。
尹龙举是云南大理人，黄埔军校第十二期学生，1944年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参加滇西缅北反攻战役。那一年，他28岁。
“当时蒋介石直接给我们师打电话，没有通过集团军，电话是我接的。他说，开始过江以后，如果一官一兵退过江来，就军法从事。”尹龙举说，当时他把宪兵队全部安排在江岸，如果有谁撤回来就要被枪毙。“部队当时下了一个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正如胡适1938年就任中国驻美大使时所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
官兵们要渡过的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全长3240公里，其中云南境内河段约650公里，流入缅甸后被称为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这条因水流湍急咆哮而得名的河流，从此成为中日两军东西对峙的界河。
1943年12月，在中国驻印军已经展开缅北攻势时，国民政府军令部拟订了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
1944年3月，盟军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策应驻印军的缅北攻势，展开滇西反攻作战。中国当局决定配合驻印军，开始既定的滇西缅北战役。
4月17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实施渡河攻击计划。该计划确定远征军的作战方针是：（1）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渡江攻击腾冲；该集团军以第一线兵团、第二线兵团，先后跟进攻击。（2）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担负怒江左（东）岸的防守；另以该集团军派出4个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350页。]同日，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页。]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为卫立煌，辖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及直属部队共16个师，由于各部队编制定员均严重不足，开始反攻时实际总兵力只有7.2万人左右。[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53页。]
4月20日，军令部下达作战指导方案，确定作战方针“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为目的”。
4月25日，蒋介石以四份“手令”，分别致电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中将）、副总司令方天（中将）、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一致强调此次渡江攻击的意义“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要求其初战必胜。[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
5月9日，远征军下令，命攻击军及防守军各加强团于5月11日渡河攻击，开始时间或拂晓，或白昼，或夜晚，由各单位依当面情况自行决定。[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4页。]
怒江东岸，厉兵秣马，中国军人们立誓：过河去，杀鬼子。
预想中的血腥抢滩战并未发生
防守滇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经营该地区的防御设施又达两年之久，在高黎贡山和腾冲、龙陵等地的据点内都筑有抗力强、隐蔽好、射界广的坑道式火力点。[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4页。]
5月中旬，正值雨季到来之前。
一进雨季，怒江随即展宽，喜马拉雅山的洪水汇成怒涛，浊水注满大峡谷，卷动着旋涡直泻而下。因而此时开始大战役，的确困难重重，怒江即是一大障碍。怒江流经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穿开一条深谷，江面虽不甚宽（旱季约80米，雨季约300～400米），但水流深急，水温极低。
两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受挫，撤退过怒江时，主动破坏了江上原有的两座桥（惠通桥和惠人桥），两年来怒江上再无桥梁。[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7页。]
“那里是一个大峡谷，我们先下去到了怒江边。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过江了。”尹龙举说。
5月11日晚6时整，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接到渡江命令，官兵们登上橡皮舟，向暮色笼罩下的怒江西岸进发。几乎就在同时，原属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军、现配属第五十四军的预备第二师也开始渡江。
当时在预备第二师的张体留回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船，只用竹筏，每次只渡10个人，多了不敢渡。后来干脆每只竹筏渡一个班。”
与那些划着橡皮舟过江的一线部队相比，预备第二师这支部队的来历有点特殊。
老兵卢彩文回忆：“1942年5月10日，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打进了腾冲城。我是当年6月份参军，进入预备第二师，感觉这支部队有规模，有条理。”
1938年初，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在贵阳组建，所属官兵大多来自贵州各地的保安团等非正规武装。腾冲沦陷后，预备第二师奉命进入怒江西岸开展游击战，成为唯一一支深入滇西敌占区的成建制部队。在此期间，该师在坚持游击作战的同时，就地吸收了大量滇西本地人员。1943年春，预备第二师被调回后方休整。由于该师对滇西敌占区地形的熟悉，这支杂牌军成为滇西反攻战役的先锋部队。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华生回忆起渡江的情况：“乘竹筏悄悄地渡过去，渡过去了两三个连以后，就不怎么怕了。”
有点出乎远征军官兵意料的是，渡江顺利得出奇。尹龙举说：“我们当时以为日本人还有部队守在江边，但是没有。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就过了江。”
5月11日深夜，距离部队开始渡江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抵达怒江西岸的中国军队越来越多，预想中血腥惨烈的抢滩战斗并未发生。作为先锋的各加强团“均未遭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迅速击破其警戒分队”。[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5页。]
据卢彩文回忆：“我们那天晚上没有遇到日本人，后来听说日本人也不是经常在那儿驻守，他们是流动性的。要是碰到他们就糟糕了。”
军事作家余戈分析说，日军没有在怒江西岸滩头设防，是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日军把拦击阵地设在高黎贡山顶的各隘口，这对远征军来说无疑是幸事。“当他们抬起头来时，黑黢黢高不见顶的高黎贡山，猛然压迫在眼前。他们尚不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精锐部队正以邀击态势，扼守着各个山头和隘口。”[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4页。]
5月12日拂晓，成功渡过怒江的远征军已超过两万人。根据情报，驻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兵力不会超过两千人。
卫立煌之子卫道然提到远征军研究过的一条渡江后直达腾冲的捷径：“传说中诸葛亮走的那条路，地图上没有。听说走这条路，从保山到腾冲，一天可以到，但是查来查去，三代土著都没有走过。据说之前曾经请美军侦察飞机拍照。”他说，远征军第一三〇师于5月底踏上这条路，成为一支奇兵。
翻越高黎贡山到腾冲的马帮古道有三条，由北向南分别是北斋公房、南斋公房和红木树道。其中北斋公房山口海拔3230米，通向它的路是三条古道中海拔最高、最难走的一条。
5月12日上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开始沿着三条古道抢攻高黎贡山。一场日后被称为“二战期间海拔最高的陆上战役”正式打响。
奇袭变强攻，尸积如山
5月12日，向北斋公房山口进发的第一九八师攀爬至冷水沟阵地时，隐藏在半山腰的日军暗堡突然开火。
第一九八师老兵番发安回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想弄清楚子弹从哪个方向来，怎么可能呢？敌人机枪一直响着，有的战友死了，眼睛还睁着，有的战友吃饭的碗掉到了地上，身体也倒在地上。”
尹龙举说：“牺牲很大。山沟里面的水都成红色了，尸体上蛆虫、蚂蚁在爬。冷水沟顶上的敌人死守不退。敌人当时还有一些营妓，也抬着枪和我们打。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营妓尸体上都有枪眼，不知道是自杀还是被他们打死了。”
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团长陶达刚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再攻，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200余人。”
5月15日深夜，第二十集团总司令霍揆彰收到了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受阻北斋公房冷水沟阵地。四天之内，三个营长一个阵亡一个负伤，九名连长七人伤亡，团长陶达纲也不幸负伤。
时为远征军军医的何绍从回忆：“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团，重伤的没有抬走，轻伤的抬下去几十人。上千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了。那么多死人，哪个去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