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元旦，由日军统治的南京“自治”政府成立。随着交通、水电、邮政等设施纷纷恢复，这座几乎被焚毁殆尽的城市终于又慢慢运转了起来。死里逃生的张秀红终于能够一瘸一拐地行走了，她甚至没有想过要继续躺着直到把伤养好。春天到了，只有站起来，才能活下去。
张秀红又下地干活了。她说：“田里全是死尸，我们把死尸拖走，埋起来，再栽秧。”
此时，南京城的街上贴满了安民告示，活下来的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已沦为亡国奴。
佘子清记得，“马路上都是日本人了，夫子庙还有个宪兵队，看到中国人，不高兴他就打你两个嘴巴。”
一个日本兵让张秀红下河去抓鸭子。“我不敢下去。他马上一脚把我踢到河里去，呯，掉下去了。我再上来，他用枪对着我：‘你逮，你逮，你不逮我马上用机关枪打你。’”
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等人在日本的扶持下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一家家日本工厂迅速进驻南京。两年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此时，佘子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进入一家日本工厂做工。“那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日本工厂做纱手套，我就想进行破坏，做好了手套再拆掉，拆掉再做，主要是进去混饭吃。菜是没有，但每顿有一大碗饭。”
此时，对于南京城里的普通百姓来说，抗日救国的梦想已十分遥远，他们首先要活下去。
他们时时面临日本人的勒索。吴殿飞记得，日本兵常到老百姓家里来要东西，一般不要粮食，要鸡鸭，要火柴、蜡烛。还有要“金表”的。吴殿飞愣了：“老百姓哪有金表啊？老百姓都是穷鬼，寻常的表都没有。他（日本兵）说日本话里钱叫‘金表’。”
甚至还有要老百姓家的咸菜的。“后来我们也不腌咸菜了，腌了他们就来拿走了。”张秀红说。
在傀儡政府统治下，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没收私人财产被合法化。与之相比，这些打劫咸菜、蜡烛的行为就有些微不足道了。看着家里总是有日本人突然闯入，张秀红决定把头发剃光，扮一个男孩。
“做男娃，跟男娃在一块儿，倒霉了，日本兵叫你挑东西，他把抢农民的藕、鸭子、猪非叫你挑。你不挑，他就用刺刀在你后背捣。我这个后背已经给他捣烂掉了。捣得你挑着走不动啊，他就用刺刀抵着你。我没得办法，把担子一摔，说我不挑了，你拿刀把我杀了吧。”张秀红觉得自己活不成了，与其这样被一下一下地戳死，还不如直接死掉。“他哈哈笑起来了，他不用刺刀戳你了，用枪拐子打你。”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活着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听天由命。
随着饭店、商铺重新开张，南京的街道上有了些生气。不过，人们走在街上，依旧提心吊胆，他们除了要防日本人，还要防汉奸。
佘子清曾经碰到过汉奸在大街上把姑娘拽走的情况。“我们就在背后骂：‘强奸妇女同胞，你不是人，你是跟日本鬼子学的。’”
汉奸拥有执行新政策的权力，他们肆无忌惮。他们到百姓家里敲诈勒索，声称不拿钱出来马上向日本人报告。“我们嘴里头骂，但是不敢跟他打，害怕吃他的亏。”佘子清说。
据佘子清回忆：一天，他在拆手套的时候被日本监工发现，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出工厂，生活一下子又没了着落。他借本钱做起了小生意，卖糖果、香烟。
走街串巷叫卖的时候，佘子清时不时会碰上日本人。“面对面，眼睛不敢翻，害怕被他发现了要挨打，但错过身了，掉过头来要对他翻翻眼。”
和佘子清一样，张秀红也逐渐学会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护自己了。她遇到一个日本人，“他对我说，你不是男娃，你是姑娘，要塞咕塞咕（亲热）。我说我打你的嘴，你看我是不是男娃。他哈哈笑起来了。你越害怕，就越倒霉。”
随着日本军队逐渐撤离市区，日本商人及逃难的百姓纷纷进入南京。此时，烟土贩卖已经合法化，挂有“官土”招牌的鸦片烟馆开张，一些人在此醉生梦死，有人花掉所有的积蓄后，服毒自杀。
南京城里幸存的人们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张秀红继续无奈地做一个男孩，佘子清的小生意仅仅够他吃上饭。听天由命的日子虽然难熬，但在人们眼中，南京终究还是南京，生于斯，长于斯，也将老于斯。活下去，就是希望。
劫后余生，永不分离
1945年8月10日傍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两位技术员偷听到了重庆方面传来的日本军方正式向盟军提交投降书的消息。趁日本主管不在，他们将日伪广播突然中断，几秒钟后，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响彻南京上空。
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片。日本士兵开始哭泣，酗酒，而大多数百姓却因为担心是假消息而躲在家中。直到5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百姓才相信，胜利，真的已经到来。
多少人百感交集，多少人喜极而泣，多少人欲哭无泪。
接管战俘的中国军队进驻南京。谷寿夫被判处死刑。佘子清回忆：“枪毙他时，他坐的大卡车开得很慢，我们在后面追着骂。”
等待审判的其他日本战俘被分配到城市各处劳动。有一批战俘被安排挖秦淮河道，岸边常有人看，骂他们，有小孩扔石块砸他们，他们不敢还口，也不敢还手。“你敢凶啊？你凶就有人打你。大家都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佘子清说。
不过，善良的中国人，做到了以德报怨。当年还是少女的熊秀芳记得，一些战俘被罚扫地，时间长了，看着可怜，有些老太太就倒一大碗开水给他们喝，甚至有老太太把战俘拉到一边，给他饭吃。日本人被感动了，有的甚至跪下来表示感谢。
已定居在南京的日本商人虽然没有被关押，却也不敢回到日本——很多人担心日本再次遭到美军的轰炸。吴殿飞看到，有些走投无路的日本人拿自己的手表甚至鞋子换烧饼、油条吃。
刚胜利没几天，佘子清家附近响起了迎亲的鞭炮声——他的邻居娶了一位日本老婆。佘子清说，在大家印象中，日本女人贤惠、温顺、能生育，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南京男子娶了日本女人，特别是蹬三轮车、拉黄包车的车夫。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在南京。3年后，解放军占领南京。佘子清结束了沿街叫卖的生活，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娶妻生子，过上了安稳日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年，张秀红已经23岁了，按照当年的习惯，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秀红的家人着急了，四处托人帮她介绍对象。
张秀红结婚那天，才看到了她对象的模样。
婚前，张秀红一度非常担心对象介意自己曾被日本人侵犯的经历。她听家长讲，对象的一家人都被日本人杀掉了，他也是死里逃生。“他同情我，我也同情他。我们结婚后，两个人从来没吵过嘴，什么事情老头都原谅我。”
张秀红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她说，同样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更能互相体谅，更懂珍惜对方。“因为我下体的老伤，我们同房少，所以我就只生了一个孩子。生这一个，生了四五天才生下来。”
在张秀红生产的四五天里，丈夫一直陪在她身边。“可怜啊，他也在那儿哭啊。我推他，叫他走，我说你不要看我。”
丈夫没有走开。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方，甚至死亡，都没能把他们分开。
“我家老头就讲，你好好地给我活，我走了，你要更加好好地给我活。老头死了十六七年了，我就一个人过。我家儿子叫我去，我没去。”老人静静地坐在床边做着手里的活计。丈夫在照片中微笑注视，一如从前。
曾有好些日本人到张秀红家里，向她赔罪，向她所说的“我们这些人”赔罪。“他们有罪，他们是错误，我说错误。”老人强调“错误”这个词。善良的老人，为当年的加害者留了反省、改正的余地。“现在主要是什么啊，日本这些小青年，要跟中国和好，老一辈算了。”
一句“算了”，老一辈就这么打发了那段苦难岁月。
吴殿飞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佘子清当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张秀红依旧一个人生活。2000年，夏淑琴将质疑自己南京大屠杀证人身份的日本右翼作家告上了法庭，2004年胜诉。也是在2004年，李秀英去世，享年86岁。头一年冬天，她在“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6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上敲响“和平大钟”，钟声悠远，久久不绝。
南京安全区
1937年11月22日，留驻南京城的一些西方人决定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26个难民营，其中25个在安全区内。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有25万人，难民营直接管理的难民最多时有7万人。
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当年5月关闭。
《拉贝日记》节选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2月17日：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到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口构成
南京大屠杀刚结束，金陵大学美国社会学教授史密斯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目的对南京及周边县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战后，国民政府为了调查战争损失进行了专题调查。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南京大屠杀中，97%以上的遇难者是平民，男性遇难者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农村女性遇害比例高于城区女性。遇难者中80%～90%年龄为20～60岁，而在农村，超过20%的遇难者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锄奸
亲历者
叶于良——时为北平抗日杀奸团成员
郑需凡——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锄奸部组长张晋——时为八路军太行第五军分区参谋
本集节目中的口述人有三位，因为时长关系，只能取其断面管窥，无法展现更大范围的图景。我个人认为，关于锄奸这个话题，最值得再次说说的是叶老提到的抗日杀奸团。这期编导手记，个人的感想、触动，都不如那些生动的，却不为人知的抗团故事来得鲜活。如果有可能，特别想把当年天津和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故事，写成完整的一期台本，甚至发展成一个电影剧本。
下面就来说一说抗团吧。
抗团起于天津，资料显示，抗团成员的年龄跨度，从14、15岁到21、22岁，最小的甚至还没有上中学。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
抗团成员身份特殊，多是达官显贵、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郑昆万，孙女郑昆仑；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因节目时长关系，没有更多交代叶老的活动。实际上，行动前两天，李振英组织的会议定下的行动计划，是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新民报》主编吴菊痴；另一组由叶于良、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时狙击《新民报》副主编陈辋子。而另一些抗团成员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