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日本兵们也会思乡。河村太美雄记得家乡的模样，记得家里的温暖。“尽管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但是每天的晚饭时间大家都特别高兴。虽然贫寒，但是母亲总是想法儿做些合乎季节的饮食：年糕山豆汤、豆馅儿年糕、咖喱饭、鸡素烧、猪肉汤等等应有尽有。她还常常围着饭桌跑来跑去帮着布菜。此外，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在擦得油光光的灶房木架上看到六七个装好了的饭盒，并在开有天窗但没有铺地板的房间看到整齐地摆着一排草鞋、木屐等。”[［日］河村太美雄：《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可这景象，已经不再。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怀孕的姐姐们，还有那些没长大的侄子侄女，日子变得冷清。
金子安次记得，战时，日本政府鼓励妇女多生孩子，生10个以上的可以得到政府奖励——生了男孩，长大成人可以当兵，也可以成为壮劳力，而女孩长大以后又可以生儿育女。政府宣传说，现在是充满危机的时刻，日本人不能过多去考虑其他的，而应该和反对日本的国家，英勇地作战到底。
“但是，等我们到了中国以后，日本的政策一下子都变了。他们命令我们屠杀妇女和儿童，因为，妇女可以生孩子，而儿童长大了以后会起来反抗日本人。上年纪的人由于失去抵抗能力，可以放过他们，但是，要把妇女和儿童统统杀掉。”金子安次说。
同样是女人，同样是孩子，在那边是亲人，在这里却要被自己亲手杀死。家乡的孩子，成了异国的鬼子。
家乡在万里之外，母亲和姐姐们的样子渐渐模糊。鬼子们知道，除了胸佩勋章回去，别无退路。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如此解读日本士兵的心理特点：
日本人全然不惧于他们个人的末日救赎——也极少有人形于颜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美］多诺万·韦伯斯特：《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265页。]
军事作家余戈分析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他认为：“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5～296页。]
当然，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士兵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病态和可怜，他们一只手将刺刀刺入孩子的身体，另一只手则伸向女人。
金子安次说，他曾和老兵把一个漂亮女人抓回兵营，并与七八个日本兵一起轮奸了她，有人还极其下流地问她感觉如何。此时，女人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奄奄一息。
金子安次还讲到自己参与的另一件残酷罪行：一个老兵强奸一名妇女，女人拼命反抗，老兵命令他和其他几个士兵把女人按住，老兵把浇了汽油的棉花塞进女人的阴部，点火，火苗一下子蹿得很高，活活把女人烧死。
同样犯下累累罪行的铃木良雄，如此剖析当年自己的心态：“我本来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但是临近战败的那一年，我已经意识到日本已经不行了，日本军队已经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反正是战败，早晚会战死，作为一个男人，在死之前豁出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因为疯狂的强奸和轮奸，不少日本士兵都染上了性病。铃木良雄说，当时日军内部有个规定，一旦被军医发现患有性病的话，下级军官要连降两级，士兵则绝对不能晋级。得了性病的士兵不敢找军医治病，就到城里的医院高价买来针药，偷偷地自己注射。针药太贵，单靠军饷是不够的。“当时中国人总是随身携带一些现金，日本兵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抢劫行人的钱财，再去买药治病，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当年，不光是铃木良雄，几乎所有的鬼子都一样，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林语堂在《为什么日本必败》中说：“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他认为，“日本人过于坚定，过于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弃靠轰炸、残杀、蹂躏中国而使其抛弃反日态度这样一个丧失理智的使命，并且不到他们把自己弄得实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尽的时候，不会停止这些行动，何其可悲！”[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389、391页。]
“谁把我们变成鬼？谁也不喜欢变鬼。”
1945年，日本战败。
金子安次和其他战俘一起，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劳改5年。“为天皇而战才成为俘虏，以为天皇一定会来救我。但是，过了3年、过了4年，他还没来。我可受不了营养不良和强逼劳动，几乎命都丢了呀。”
1950年7月，作为被遣返中国监禁的969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战犯们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据金子安次回忆，中国政府基于“把犯人当人看待，尊重他们的人格”的方针，严禁管理所职员对战犯的一切体罚及侮辱性言行。很多职员的亲人都被日军杀死，面对仇人，却没有打骂对方。战犯们的膳食比职员更高级：职员吃高粱饭，战犯吃大米饭。
对于中国人的人道主义立场，“那时我心中最感激这一点，我们没人会否认。从没想过他们会这么对待我们。我们真的感到，中国人温暖的人情一丝丝渗进来。”金子安次说，不过，在这里，他一次也没有真正正视、从心底反省自己的过去，没有坦白说出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
1956年7月，作为被释放回国的328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回到暌违16年的日本。同时回国的，还有曾经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铃木良雄。
回到自己的国家，战犯们心底凉了半截——金子安次说，周围的人都用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些“红色国家”回来的人，认为他们被洗脑了。“大约两年，一直都有警察监视。大家都是。”他的工作因此丢了。警察监视与社会偏见中，很难重建自己的生活。
金子安次做小生意，成了家，终于安定下来。
小女儿5岁的时候发烧住院，夜深人静时，金子安次想起当年那个跳进井里的孩子，这回忆挥之不去。“我当兵时，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呀？那时才如梦初醒。”
金子安次开始受到良心谴责。“在中国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的。我对自己的孩子和太太没法提起在中国所干的这些事情。”他说，“当后来自己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又想起那个井边的孩子。反正每当看到孩子，就想起这件事，非常的痛心。”
过去的种种深埋于他的内心，一切仿佛无人知晓。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妻子，并未过问。
其实，妻子明白一切。记者到金子安次家采访时，妻子避到小房间，跪在佛像前诵经。
而铃木良雄的妻子直到丈夫初次接受采访，才知道丈夫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后来，每当丈夫接受采访，妻子都会因为难堪而躲出家门。
铃木良雄缓缓说：“长时间以来，这种因良心发现而产生的负罪感一直深深地折磨着我。我干了坏事，虽然当时不认为自己干了坏事，但过后，我觉得我真是干了丧尽天良的事。”
“我和铃木的心情一样，如果他们（战争受害者）在面前的话，一定要向他们谢罪。”金子安次低下了头。
2000年12月，东京的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上，前陆军曹长（上士）铃木良雄和前陆军伍长（下士）金子安次坐上了证人席，就当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性暴力罪行、强召慰安妇等情况作证。金子安次最后说：“同样的错误不可再犯，要防止重蹈覆辙，只有靠仍然活着的我们说给所有人听。”
一位曾被迫当慰安妇的老人听完后说：“现在，我可以原谅日本士兵了，终于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而活了。”
2001年11月，东京，曾被日军强迫当慰安妇的刘面换老人的证言大会上，金子安次发言：“我是战犯，那时早已准备被判死刑。无论怎样，我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民、强奸、放火，当然应该判死刑。但中国只字没提死刑。我们为了赎罪，一定要把日本当时的侵略战争实况公之于世，所以在各位面前剖白自己的罪行。”
金子安次说：“我们的的确确是极恶坏人。受害者见到我们就像见鬼。但是，谁把我们变成鬼？谁也不喜欢变鬼。”
一些当年的鬼子死不悔改，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一些当年的鬼子沉默不语，把耻辱带入坟墓。一些当年的鬼子后半生用行动赎罪，重新成为一个人。
1937年8月应征进入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东史郎，以出版战争日记作为赎罪方式。
东史郎参与了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后回日本。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阵中日记》、《手记》，同年12月，以其日记为蓝本的《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出版，其后又在中国出版，也就是《东史郎日记》。在书中，东史郎揭露了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向中国人民谢罪。他写道，“日本军队加害于中国人民的事实昭然若揭，理应反省。”“东史郎或许永远都会被中国人所憎恨，但我相信澄清事实真相，并深刻反省，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这就是我公开日记的原因。”
自1987年12月东史郎从日本赶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起，东史郎先后七次赴华谢罪。在日本，他受到右翼势力围攻，骂他“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罪该万死”。
鬼子，阴魂不散。
还在世的侵华日军老兵们，都已老态龙钟。
70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张入伍明信片，有人还保留着。河村太美雄的那张明信片上写着：“入伍通知：限于昭和十八年（1943年）四月一日上午八时到中部第三部队报到。”一个个字眼穿越时空，仿佛夹杂着硝烟、血腥和叹息。
“从这一天起，我和我的一切就交给了这张一分五厘钱的明信片了。”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道，“入伍那天，天气非常晴朗。当来到营门前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使我停下了脚步。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营门前站着威严的哨兵？或是从营房里传出来的呐喊声，或是因为眼前这座桥是通往死亡的大门？”[［日］河村太美雄：《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8页。]
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报告里日军训练的口号不能有情欲
要忘记你的家人
从不流露感情
以最艰苦的方式做每一件事
不要让你自己轻松舒适
惩罚你自己对舒适、食物和水的欲望
默默经受疼痛和艰苦的考验
这样你就会成为上天之子[［美］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7页。]
1941年日本陆军省《战阵训示》之一
生时不受俘虏之辱
死时不留罪恶污名[［日］熊谷伸一郎：《回头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华回忆》，香港精英文化动力2007年版，第106页。]
侵华日军奸污中国妇女概况
据《晋冀鲁豫边区八年抗战中人民遭受损失调查表》记载，晋冀鲁豫边区被奸淫妇女达36.3万人，其中12.2万妇女患上性病。
日军在南京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妇女的大规模强奸罪行，在不到5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有2万多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当时日军第一一四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供称：“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关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至20个人玩弄。”“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女人强奸完了就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