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学生生活公约
身为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坚持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的荣誉信条，也不纵容他人违反，立志成为允文允武、术德兼备的军事领导人才，具备领导管理、解决问题、语文沟通及持续学习四大能力，信守国家、责任、荣誉、牺牲、团结、勇气、自信的核心价值，发挥亲爱精诚校训，确定我是最好的认知，贯彻尊师重道、存诚务实的要求。
姐妹
亲历者
侯巧莲——时为山西盂县西烟镇夹掌村村民
刘面换——时为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村民
黄有良——时为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村民
文字表达的深刻性优于影像，但并不都是如此。
不管是侯巧莲的字字泣血还是刘面换平静的回忆，甚至是黄有良那些令人难懂的黎族方言，这些平凡影像背后的真实如利刃一般犀利，戳得人疼到骨子里。
我没有直接跟这些受害的女性交流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就像是欠了她们一笔债。
在创作的始终，眼前总会出现一张张脸。我不敢过多地去注视这些面孔，尤其是她们的眼神。我始终难以解读出这些眼神中透露出的含义，即便是在完成了本集节目之后。
另一面我也在想：如果我真的跟她们面对面地接触过，我是否还有勇气面对这些女性背后的曾经发生的事实。她们是最普通的中国妇女，也是最普通的中国人，战争没有给她们带来背井离乡的灾难，却在她们心灵和肉体上刻上了一道伤疤。
在中国人的心里，对于战争遗留的问题，有几件事是永远不能释怀的，比如南京大屠杀，比如细菌实验，比如“慰安妇”。
但不能释怀跟不能遗忘是两回事。在影视剧里，“慰安”一词已经可以以调侃的方式博取笑料，这又算得什么？
如果“不能遗忘”是这样一种表现形式，那彻底的遗忘反而是最好的关怀吧？
什么才是悲剧呢？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这些遭遇屈辱的中国女性根本不是《广辞苑》中定义的“慰安妇”，她们完全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这不仅仅是对概念上的解读，同样是对这些受害者本身的理解和同情。只是可惜，这个解读时隔多年才被重新定义。
刘面换曾经说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在一般的处理中，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可她的内心却无人能够体会。她能接受采访，能够再次回忆起那些惨痛的经历，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同样的道理，在涉及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伦理道德上，她们能够站出来又需要面对怎样的心理纠葛？
我难以体会刘面换的心理，但我相信她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只是她坚强一面的表达，而不是全部。她一生都在面对一种眼神，这眼神是可以杀人的。所以她才有“其实我不如人”的感叹，所以她才要一直对日诉讼讨要说法。
中国女性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坚韧，这坚韧延续了千年，她们在危难困苦之际表现出来的生命力顽强而又充满希望。假如真的有日本政府对性暴力问题低头认罪、道歉赔偿的那一天，像刘面换一样的众多受害女性是不是仍然能够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受害者侯巧莲的墓地已经难以辨认，像她一样，这些受害者生前没有历史，死后没有墓碑。
我眼前总会出现一张张脸，后来那些面孔不见了。
编导张冬
1999年5月，山西盂县西烟镇夹掌村71岁的侯巧莲去世了，每一个了解她经历的人都深深叹气，默默流泪。人们记得她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的话：“我的一生，只有14年。”
侯巧莲生前说：“想起以前的那些事儿吧，我实在是痛苦，我当时还是一个14岁的娃娃，我不能受那罪啊。”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侯巧莲、郭喜翠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诉讼是两人于1996年2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2001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她们诉讼请求的判决。2002年3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当天，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中日正义人士打出写有“不当判决”和“恢复尊严”等字样的声援横幅。侯巧莲的老乡郭喜翠坐在轮椅上，手里捧着侯巧莲的遗像，一脸悲戚。
遗像上，侯巧莲皱纹密布的脸上写满沧桑。
这个女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她们，抗战时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经历了怎样的屈辱，造成长达一生的磨难？
村里3个姑娘被抓进炮楼
1942年4月的一个清晨，山西盂县进圭村日军据点的鬼子外出“扫荡”。这个据点，当地村民们习惯叫它炮楼。炮楼里的日军不多，只有日军独立混成旅第四旅十四大队一中队不多的几个人驻守，其他的多是伪军“清乡队”队员，村民们叫他们“黑腿”。
距离进圭村不远的羊泉村一座普通民宅里，15岁的刘面换一家正准备吃早饭。花季少女刘面换，此时已出落成方圆十里数一数二的俊俏姑娘。
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鬼子来了。
刘面换回忆：“记得那天是阴历三月二十几号，我们都已经脱了棉衣。鬼子包围了羊泉村。”她说，鬼子进村“扫荡”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家里人并不是特别意外。过了一阵，外面稍微安静了一些。突然，两个“黑腿”踹开了她家大门。
“他们进了家，叫我出去开会。谁敢跟他们出去开会嘛！我就不出去，他们就打我，一边打一边往外拖。”
“黑腿”不理会刘面换家人的苦苦哀求，把她拖出大门。刘面换看到，门外，几个日本士兵押着同村的两个姐妹，一边高声叫骂，一边踢打她们。刘面换突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吓坏了，反抗起来。
“那我就不走嘛，他们就拿那皮带打我脸，又打又拉。拉了一段，我又不走，他们又打，我也不走。他们就拿绳子把我捆着了，要我走，我还是不走，你打就打吧。”刘面换回忆，“我躺地下，他们又把我抓起来，拿铁锹打我，把我的肩骨都打断了，直到现在也疼得不行，天气一变尤其疼。”
刘面换是家里的独女，她原本有几个哥哥姐姐，但都夭折了，父母按照当地的风俗，给她做了个面人替身，埋在地下，意思是告诉鬼神，孩子已经不在世了，并给她取名为“面换”。年幼的刘面换躲过了传说中的索命鬼，活了下来，长大后却没能躲过现实中的鬼子。
在羊泉村这个不足300人的小村子里，包括刘面换在内的3个姑娘被抓进了炮楼。
这一年，离羊泉村不远的夹掌村里，一个叫侯巧莲的女孩也被抓进了炮楼。已经无人知道侯巧莲被抓走的确切日期了，只是有一点可以确认，侯巧莲生于1928年，被抓走时还不满14岁。
15岁的慰安妇，40万个悲剧人生
1942年4月，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黎族少女黄有良和村里的其他4个姐妹被抓进了鬼子的慰安所，成了慰安妇。被抓走时，黄有良徒劳地抗拒着，她只有15岁。此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慰安妇”这个词，后来她才体会到，这个词有多么沉重。
按照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所下的定义，“‘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被奴役记录。”[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慰安妇制度始于1932年初的淞沪事变。当时在沪日军达4万人，发生了多起强奸战地妇女的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强奸事件，防止官兵中性病的蔓延，并由此影响日军的军纪及战斗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设立一些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来自日本长崎的一批妓女被送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将她们送到前线阵地，在吴淞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战后，冈村宁次承认：“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最早设立的慰安所是上海“杨家宅娱乐所”。1938年1月2日，第一批慰安妇共104人乘船到达上海吴淞码头，其中包括多为妓女的24名日本妇女、80名被诱骗而来的朝鲜妇女，开了日军强征、掳掠良家妇女为性工具的先河。
此后，慰安所在中国各处大量出现。1938年6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向所属的几十万部队发出了设置慰安所的指示。1941年7月，关东军制订了征集2万名朝鲜慰安妇并运至满洲的计划。至于强征战地中国妇女的行为更为普遍。从此，几乎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妇的身影。
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又把慰安所推广到东南亚。
苏智良研究发现，就慰安妇的国籍而言，除了日本以外，主要是朝鲜、中国，也有一些东南亚各地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太平洋一些岛屿的土著居民和华人及欧亚混血儿等，还有少量俄罗斯妇女。“我推断，有40万以上的各国妇女成为这个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他说，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其中，“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苏智良认为：“扼要而言，战时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慰安妇的来源，除少量妓女外，主要是掠夺各国的良家妇女；第二，多数慰安所实行避孕措施，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每周或两周为慰安妇体检一次，当然其目的并非是保护慰安妇，而是防止性病在日军中蔓延；第三，慰安妇被强制充当日军的性工具，以满足日军官兵的性欲，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处于饥寒交迫、超负荷劳作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状态，尤其是朝鲜和中国妇女，受尽暴力虐待，不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随时可能被杀害。”[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日本学者浅野丰美认为：“慰安所成为日军组织的一部分，最高目标是调整士兵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为战争服务。日军关于中国战场前线的慰安所要保证每个下士官都能率领部队定期前往慰安所的规定，就能说明这一点。即使在面临前线即将被敌军袭击的情况下，起初在和平条件下设立的‘慰安妇’也不能寻求避难，而是被强迫与即将进行‘玉碎’的士兵们一起继续待在战斗前线。在前线形势越来越危险的时候，似乎默认将‘慰安妇’作为他们死亡和战场失败的离别礼物。”[［日］浅野丰美：《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1944年9月3日，松山战役期间，美军顾问团中的随军记者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左侧是一位持枪的远征军士兵，他身边是4名被俘的日军慰安妇，衣衫褴褛，憔悴不堪，其中一名慰安妇已怀孕。这张国际上最具震撼力的慰安妇照片，让很多人知道了慰安妇的存在。
在当年的松山，末日来临前，日军对慰安妇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处理方法：那些朝鲜籍慰安妇，有的被逼迫吞下升汞片自杀，有的则被集中在一个战壕里投入手榴弹炸死。一个慰安妇因为拒绝服用毒药，被日军残忍地用拐棍从口腔捅入腹部杀害。[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70页。]
根据一个从松山逃出来的日军士兵的回忆，在他逃跑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总部一个下士官让我“杀掉所有慰安妇”，并给了我十包汞粉。他说：“杀掉所有女人，给她们吃下了毒的饭团。”我回答说：“那太愚蠢了。无论如何她们都是会活下来的，如果她们被联军俘虏了，谁又会在意呢？”他说：“那就让你死。”我没有毒死这些女人，将汞粉袋扔进了一口装了水的锅里。一个朝鲜“慰安妇”说“变成俘虏会好些”。当时有许多我无法理解的命令，比如“杀掉所有女人”。[［日］浅野丰美：《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被抓进慰安所的黄有良成为日军掳掠的20万中国慰安妇之一。其实，一年前，黄有良的悲惨命运就开始了。
一年前，14岁的黄有良已开始帮家里干农活。春天的一个早上，黄有良挑着稻谷走在乡间路上，听到身后有人要她站住。
黄有良回忆：“我回头一看，是日本兵，准备要跑，结果四面八方都有日本兵过来包围我，跑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