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认为，日本法庭宣布的两条败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日联合声明》，条约签订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而没有包含中国公民放弃赔偿，所以不能成立。关于时效问题，时效只对国内法有效，这是战争犯罪，是对人权的践踏，没有时效的问题。”[吴娟：《小学教师编写口述史披露：“慰安妇”老无所依》，《时代周报》2011年7月11日第137期。]
野人
亲历者
刘连仁——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中国劳工夸田清治——时为日本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猎人木屋路喜一郎——时为北海道别町议会议员
席占明——时为日本北海道华侨总会负责人
刘焕新——刘连仁之子
当《野人》这一集首日上映点击率突破100万的时候，我并不兴奋。至于原因，说不清楚。
2011年5月，在山东省高密县火车站，我见到了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与几年前在电视中的采访相比，他苍老了很多。我总觉得这几年的时间，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多故事。
那个下午，采访开始没多久，刘焕新就哭了。我有些于心不忍。
刘焕新是刘连仁的长子，父亲被强掳到日本时，他尚在母亲腹中。40天后，刘焕新出生了，在童年的记忆中，他只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整整14年的时光，充满了屈辱与委屈。
我试图努力地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倾听者，尽量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他内心的伤痛，但坐在摄像机面前，我很矛盾。
这是另一种意味的战争，没有子弹，没有军令，没有屠杀，却足以让一个本应过着平静生活的平民百姓，变成一个野人。穴居山野，茹毛饮血，整整13年。
1958年，刘连仁被一名日本猎人发现，在历经了整整14年的苦难后，刘连仁回到了祖国。他虽然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当年在日本做劳工和逃亡的经历，依然让他备受折磨。那些恐惧，总是在睡梦中出现，使他一夜夜的无法入睡。
当战争中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小人物的故事，如此真实的呈现在我面前时，他刺痛的不仅仅只是我的神经。
2000年，刘连仁走完了一生，那一年，他89岁，直到去世前，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答复和公正的宣判。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是什么支撑他走完了艰难的一生？在生不如死的煤矿里，在气候恶劣野兽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在与不可挑战的权威的对抗中。
在刘焕新身上，我试图去寻找刘连仁的影子。除了采访，我们接触并不多，但有两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
2011年6月，刘焕新来到北京，一起进餐时，他点了一瓶啤酒和三个菜：小葱拌豆腐、拌苦菊，宫保鸡丁。他说不用什么大鱼大肉，这样的菜吃着舒服可口。
随后，他从包里拿出两张照片，是摄制组在山东采访时，他为我们拍摄的工作照。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他对于摄制组的赠言。这份久违的朴实，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叹了很久。
刘连仁去世后，刘焕新遵照父亲身前的遗愿，开始了漫漫的诉讼之路，但是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便不再受理。
那天晚上，看着刘焕新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我想起了刘连仁临终前的遗言：“我打这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全国劳工，也不是为了这4万多劳工，是为了中国争口气啊，你要记住，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有这‘三气’就能正身。”
编导赵慧
1958年2月8日，日本北海道石狩郡的深山里寒风刺骨，猎人夸田清治在追踪一只野兔时，发现雪地上有一串零零碎碎的人的脚印通向山林深处。
顺着脚印，夸田清治找到了一个隐藏在雪地里的洞穴。
夸田清治回忆：“最初我以为是个狐狸洞。在洞边用脚踢了一下，雪都掉进去了。几十厘米大的一个洞吧。我仔细一看，这个洞很奇怪，不像是狐狸洞。我想，难道这儿有人吗？”
这座山离居民区七八公里，山上树木稀少。
夸田清治不由得握紧猎枪，对着洞口，高声呼喝。
“洞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来，真让人吓了一跳，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啊。一个野人在洞里探出身，抬起头来就那么看着我，我对他喊，你出来，但是，不管怎么喊，他也不出来。”
杳无人烟的深山中传来了野兽的吼叫声。天色渐黑，在没有回应的沉默中，惴惴不安的夸田清治对着洞口扣响了手中猎枪。
“那可真是活地狱呀”
1944年12月，北海道冰天雪地，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里，一个名为刘连仁的中国劳工在黑暗的矿洞里劳动。
“当时一天干12个小时，一天吃一个窝窝头，工作挺累啊，干不动，日本人就用棍子打。”刘连仁生前如此回忆。
刘连仁是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1944年9月2日中午，31岁的刘连仁刚刚走出家门，遇到一伙伪军，他们端着刺刀，不由分说就将刘连仁用绳子绑了起来。撕扯中，刘连仁甚至没来得及跟一墙之隔的妻子打个招呼，就被匆匆带走。此时，他的妻子已有7个月的身孕。
刘连仁被押送到高密城。和他同时被抓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不幸地成为了将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
日本自侵占东北后，就采取诱骗、抓捕等手段，将数百万中国人送往伪满洲国，在煤矿港湾及军事工程等处从事苦役。据当时伪满劳工协会调查统计，从1935年到1941年，被日本“大东公司”和“满洲劳工协会”有计划统制骗招的入满华工共486.35万人。[居之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日本男性投入战场，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状况严重。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的事项》的决议。这个决议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掳掠中国劳工的用意及目的：“鉴于内地劳务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动力显著不足之现状，兹根据下记要领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以便使其协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43年3月至11月，侵华日军将1411名中国人“试验性地移入”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经过一年的试行后，1944年2月28日，日本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执行细则，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员计划》中的为3万名。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无代价地大量抓捕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43年3月到1945年5月，日本共强行移进169批、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李震国：《中国劳工在日本》；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根据日本田中宏等人编著的《强捕中国人的记录》一书记载：“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中国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劫运前已死亡2823人，强掳中国人实际应为41758人。他们当中多数为青壮年，15岁以下的儿童为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李震国：《中国劳工在日本》；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刘连仁知道，一旦被送到日本，加入被称为“死亡大军”的劳工行列，凶多吉少。“那时，我的地还没种完，要我给小日本干劳工，不行！一定得跑！从高密火车站被押往青岛码头的途中，乡亲们瞅着机会就跑。鬼子用马队堵，拿刺刀挑，死了不少人，可也有许多人逃跑了。我脑袋顶上挨了一枪，没跑掉。可怜我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眼看就要生了，我却被日本侵略者抓走了。”
这次差点送命的逃跑，让刘连仁头部留下了一条手指长的伤疤。“那颗子弹要是再朝下一点，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据刘连仁生前回忆：他和难友们被送到青岛，在伪“劳工协会”关了六七天，又病死了一些人。后来，日本人逼迫他们换上军装，照了相，在文件上按了手印。加上其他地方被抓来的人，一行800多同胞，被当成俘虏兵，在大港码头上了货船，劫往日本。“去的时候想，没有回来的那一天了。”
船行6天，在日本西南端的门司港靠岸。这批劳工被分为两部，包括刘连仁在内的200人，经辗转到了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进入雨龙郡沼田村的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对中国劳工的生活条件，日本方面的内部指令是：“不必有仁慈爱护之心；用不着洗澡设备；宿舍方面，坐下后，头上有一两寸的空隙即可。”[张志孝、李储坤：《“穴居野人”话今昔——近访刘连仁》；何天义主编：《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刘连仁生前回忆说，北海道的冰天雪地里，中国劳工们穿着在青岛时发的一身单军装，腿脚冻僵了。下矿干活，矿洞里没有照明，没有安全设备，空气脏臭。数不尽的棍子，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矿顶。日本人口头上说“每天工作8小时”，实际上规定了过重的生产定量，要完成定量，16小时能干完就不错了。完不成，轻则挨打挨饿，重则生命难保。日本监工扬手是皮鞭，抬腿是马靴，中国劳工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矿洞里的煤块不时坠落下来，砸伤中国劳工。煤屑腐蚀伤口，溃烂流脓，无人治疗，也不准假休养，很多人因伤致残。层出不穷的煤矿事故里，很多人遇难。刘连仁回忆，有时，他被叫去挖死尸，挖出来的人脸涨得发紫，龇着牙，眼球突出，看了使人寒心。
饥饿、劳累、毒打、病痛、塌方像魔鬼一样夺走一个个同胞的生命。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下70多人。“那可真是座活地狱呀！窝窝头只有鸭蛋那么大，还掺上木粉、橡子面。不过，我们可不是软蛋，吃不饱我们一起抗议，谁病了大家都来照顾，一有机会就逃。”刘连仁说。
5个中国人逃入北海道无人深山
1945年6、7月，北海道深山中的积雪融化后，昭和矿业所的中国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日本人准备在煤矿周围拉上电网，木桩已经全部钉好。
此时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早有逃心的刘连仁的逃跑。
7月31日中午，刘连仁遭到日本监工的殴打。“他打俺，下家伙了，后来冲突起来了，打就打吧！”刘连仁说，他奋起反抗，“打这个杂种的，他不中用啊，咱也是一命啊，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三个五个更好，反正就豁上脑袋不要了。”
此时，其他监工正在午休，刘连仁打倒了这个监工，和同乡难友陈宗福、邓撰友、陈国启和杜贵阳一起逃出了这座吃人的活地狱。
随即，尖厉的警报声响起，驻扎在附近的日本宪兵立刻集结，开始搜捕。
刘连仁和难友们向西北方向奔逃。他们曾听说，穿过那边的森林，就可以踏上一条通往中国东北的小路。不过，他们一深入到连绵起伏的大山中，就迷失了方向。刘连仁回忆说：“东西南北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吃什么？吃树叶。人又不是牲口，树叶不好吃，吃尝着不苦的。找些草，找些野菜，吃得脸都肿了。”
镇定下来后，他们凭着大树上绿苔的多少以及太阳的出没，辨明了西北方向。他们攀山越岭，穿过森林，却又止步于茫茫大海。在传说中的西北方向，没有回家的路。
此时，在大海另一边的祖国，刘连仁家里，他还没见过的儿子已经9个月大了。孩子是刘连仁被抓走40天后出生的，日日盼夫的妻子给孩子起名为刘盼（后改名为刘焕新）。
刘焕新说：“在我记事以后，我没听人说过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只看见我妈妈坐在炕上，默默地流泪，别的她不吭声。我奶奶搂着我，也是以泪洗面，我看到眼泪滴到我身上。”
一出生就没看到过父亲的刘焕新，与母亲相依为伴。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只是一个会给他带来羞辱的称谓。“有时孩子间打起架来，你这个孩子没有爹，他侮辱你。我八九岁以后，就问我母亲，父亲上哪儿去了？她说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刘连仁和难友们苦苦挣扎。
1945年9月，北海道早早入了冬，气温常在零下40摄氏度，刘连仁和难友们身上的单衣早已经破烂不堪。为了能够活下来，他们在雪地里相互依偎取暖。他们跪拜苍天，结为兄弟，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患难与共的兄弟，不久就被迫分离了。刘连仁回忆：“过了20来天吧，叫人冲散了，抓了两个去，剩下三个。过了一冬，又抓了两个去，剩下我自己。”
实际上，刘连仁的四个兄弟并没有都被日本人抓去。据陈宗福回忆，他在几个人跑着躲避日本人时，和其他人失散了，其后在北海道深山的山洞里栖身，当了将近3年野人。1948年初他被日本猎人发现，带到警察局，警察把他当做间谍，关押了4个多月，在当地华侨的干涉下出狱。1948年春节前夕，他回到山东高密家乡。[刘炳文、孙兆峰、邱向阳：《我在日本当了三年的野人》，《齐鲁晚报》2002年6月14日。]
兄弟失散之后，刘连仁独身一人在漫天雪花的深山里东躲西藏。令他绝望的是，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出去，都只能看到大海，没有船，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到祖国。
刘连仁陷入了绝境中。“没人做伴，没人说话，山里野兽要吃俺，日本鬼子要杀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