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湖南邵阳西郊的军营里，庆祝胜利的游行还没结束，营门外，第一〇〇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排长饶平如被一位姓王的副团长紧紧抓住了双手。
“他说，我这次去，吉凶未卜，不知道怎么样，假如我一去不回，请你帮我记上一笔我怎么牺牲的。”饶平如回忆说，王副团长要去的地方，是四五里外的邵阳城。驻守在邵阳城内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已经与第一〇〇军对峙了整整两个月了。
饶平如回忆：“军长李天霞下令让一八八团派一个信使，去告诉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指挥官，让他们马上向我们投降。”
王副团长和一个班长奉命前往邵阳城，要求日本人缴械投降。
饶平如说：“他们找了一根竹竿，把一块白色被单扯开了，做成一面白旗。白旗在军队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投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军队的使者。为了比较像样一点，他们找来一匹马，王副团长骑马，那个班长举着白旗。”
饶平如记得，从军营出发，过一座山就是邵阳城。“他们到城边了，突然之间，两旁树林里埋伏的十几个日本兵一拥而出，把王副团长拉下马来，用布把他俩的眼睛蒙住，带他俩进了城。”
整整一夜，饶平如没有合眼，他一直在等邵阳城内传来的消息。
“第二天，他们回来了。王副团长说，他看到有的日本军官发脾气，拿军刀在桌子上东敲西敲，嘴里叽里呱啦的，不晓得讲什么，有一个日本军官切腹自杀了。有人通过翻译跟他讲：‘你到我们司令部来过了，你看见我们的情况了，照理我要把你的眼睛挖掉，现在顾念你是一个使者，算了，你回去。我们不是投降的，不必投降的。’”
饶平如不明白，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为什么邵阳城内的日军还是不愿缴械？
“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这番话，是当时日军中的普遍心态。
芷江洽降：今井武夫没说一句道歉的话
1945年8月21日上午，冈村宁次的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从武汉飞往湖南芷江，洽谈投降事宜。8年前的“七七”事变，时为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今井武夫是亲历者。
芷江是湘西雪峰山区一座古老小城。当年4月，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抗战中的最后一场会战——湘西会战打响，经过55个昼夜激战，日军战败，伤亡2万余人。
这一天，是芷江人扬眉吐气的日子。时为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第五大队机械师的陈海梧回忆：“住在芷江城外十多里路的人都来看，芷江机场站满了人。我们站在跑道旁边。”
上午11时15分，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坐的飞机出现在芷江机场上空，机尾上绑扎了两条长达3米的红布，以示接洽投降。在日本飞机的上方，还有3架中国飞行员驾驶的战机。
陈海梧说：“我们的飞机在上面押着日本人的飞机。到了芷江，它先在机场低空转了两圈，以示敬意，我们的指挥台叫它落地，它才落地。”
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自己乘坐的飞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页。]
陈海梧记得，今井武夫获得批准下飞机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他不敢抬头，上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上插了一面白旗。”
此时，围观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参与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二、三课上校课长万金裕后来在文章中回顾：“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日本战犯’的口号，声浪高昂，响彻云霄。今井等听到如此愤怒的口号，表面佯作镇静，实际上骇得面如土色，不敢仰视，端坐车中，让大家猎取镜头。”[万金裕：《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第906页。]
今井武夫一行离开机场后，围观人群意犹未尽，索性把日本飞机机尾的两条红布扯下来，分成许多小块，每人留一块作为纪念。[邹若军：《日军投降目击记》；孙景峰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九卷（抗日战争）下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922页。]
陈海梧说，从机场到洽降会场的路上，有很多宪兵维持现场秩序。“只隔大概两三丈就有一个宪兵。”
下午3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今井武夫及其随行参谋二人。陪同接见的有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国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
陈海梧回忆：“在那个礼堂里，日本人坐下面，我们的长官坐上面，要他们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们老老实实，没有多少话讲。”
今井武夫呈交出日本在华兵力配备图后，静听中方以高声朗读近千字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里一个接一个的‘投降’字眼猛烈冲击着日本代表的神经，很快，今井武夫头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双唇紧闭，如坐针毡。今井武夫后来这样描述作为投降使者的心境：‘战败的我们，犹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尽的。’”[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在陈海梧印象中，洽降仪式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整个过程中，今井武夫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芷江洽降6天后，冷欣飞往南京，开始准备即将在南京举行的正式受降仪式。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上三五破旧飞机，停于凄凄蔓草之中，倍觉荒凉。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南京受降：冈村宁次深深鞠了一躬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继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之后，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在此举行。
这天一大早，新六军第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赵振英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一营奉命承担受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任务。会场内外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并经过再三演练的。
“我的新军装是在南京临时做的。打仗的时候，哪会带着马靴呢？你要到这个大场合，就不能穿着草鞋或者布鞋去。”赵振英回忆说，“士兵们都戴着钢盔，背着背包，带着枪，只是子弹没上膛。这么一个仪式，好的装备都用上了。”
上午8点50分，大礼堂里的四盏水晶灯亮起来，赵振英马上紧张起来。他看到日军的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7人分别从3辆汽车下来，跟在中方人员后面，“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走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们不可能再趾高气扬，不可能了”。
包括中国高级将领、盟军军官、中外记者在内的1000余人参加了受降签字仪式。万金裕的《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一文描写了仪式的具体进程：
当日8时56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军官4人入场，中外军官、来宾均肃立致敬。何应钦就座于受降席之中央，其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其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其正中置一个时钟与一套中国文具。8时58分，我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等出休息室入会场至规定之位置，以立正姿势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应钦上将，行45度之鞠躬。何氏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等乃依照规定（发有“备忘录”规定），分别就座于投降席内，冈村宁次居中，面向受降席上的何应钦，举首可以望见会场上面的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和巨型的金色“V”字标示（即胜利之意）。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等，依次就座于冈村宁次之左侧；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译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则依次就座于右侧。日军投降代表共7人，均遵照《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之人员规定出席；均着戎装，未佩军刀。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冈村乃取出证件，交付其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与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当即将该证明文件留下，将日军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由肖毅肃参谋长递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当即起立，以双手接受，日军小林总参谋长在旁为之磨墨。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在两份降书上签字，毫无犹豫之状，并于右衣袋中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签名之下端。此时中外记者争相摄取这一难得而瞬息即逝之镜头，一时投降代表席顿成电影机及照相机之焦点。案头所置降书和笔砚及冈村置于案上的军帽，均成为记者大感兴趣之镜头。冈村签字、盖章后，一面令其小林总参谋长将降书呈递何应钦上将，一面点头，表示日军业已完成了投降仪式。小林乃将两份降书谨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递呈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即在日军的降书上签名盖章。旋以其中一份令肖毅肃参谋长交付于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递肖毅肃参谋长转冈村。冈村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命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应钦上将。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座，并向何应钦上将一鞠躬，然后退出礼堂，整个仪式仅经过20分钟结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第913～915页。]
亲历受降仪式，赵振英百感交集。对于一个经历过八年抗战的老兵来说，20分钟实在是太短了。尽管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一行人向中国受降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但在赵振英看来，这样的歉意表达显然无法抚平八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屈辱、伤害和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