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荣心比较强的人，一般都很爱面子，对他们来说，面子对他们很重要，所以当一件事情关乎荣誉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愿意花很多的精力来做好。当一个人肯下苦功朝一个方向努力，可以说这个人很少会不成功。有许多名人都是由于别人的一句赞美而走上了成功之路。
有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流浪到巴黎，期望父亲的朋友能帮自己找一份工作。“精通数学吗？”父亲的朋友问。 青年羞涩的摇头。 “历史地理怎么样？” 青年不好意思地摇头。 “那法律呢？” 父亲的朋友连连问话，青年只能摇头。 “那你先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吧，我总得帮你找份工作呀！” 青年惭愧地写下了自己的住址，急忙转身要走却被父亲的朋友拉住：“青年人，你的名字写得很漂亮嘛，这就是你的优点啊！” “把名字写好也是一个优点？”青年在对方眼里看到了肯定的答案。“能把名字写好，就能把字写得叫人称赞，就能把文章写好！”受到鼓励的青年，一点点的放大自己的优点，兴奋的脚步都轻松起来了。 数年后，青年果然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
有虚荣心的成功欲比较强，只要有人给他们指出一条适合他们发展的道路，他们会非常乐意去努力，并且很专心的努力下去，直到成功。而这些指引者，就是表扬和赞美他们的人。也许这些表扬他人的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表扬对别人造成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他们因为这一句表扬，成为了别人心中最想感激和一生最难忘的人。
有一个叫马可的职业作家，现在已经48岁了，在过去的24年的作家生涯中，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说了一则关于他自己的真实的故事。
马可说，小时候他是个非常胆小害羞的孩子，他没有什么朋友，对自己也很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上中学时，有一天，他的语文老师给全班的同学布置了一道作文题。马可回家后认真完成了作业，然后交给了老师。现在他已记不起当初他写的内容和老师给他的分数了，但他仍清清楚楚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老师在他的作文本里的空白处写的那四个字--—“写得很好！”这四个字，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我读到这四个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将来我能做什么，”马可说，“直到读了老师的评语，我才找到了信心。那天回到家后，我又写了一则小故事，这是我一直梦想着去做却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之后，在读书的业余时间，他又写了许多小故事，每一次他都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学校，交给这位语文老师。而老师对这些稚嫩的作品则给予了鼓舞人心的、严肃而又真诚的评价。“她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当时的我所需要的。”马可说。
在第30届中学同学聚会时，马可回到了当初所在的学校并且拜访了已经退休的语文老师。他向老师诉说了当初写的那四个字对他一生的影响：正是那四个字给了他信心和勇气，他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
故事中马可的虚荣心给他带来了动力，当老师表扬他一次后，虚荣心使他想一直拥有老师的表扬，于是他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写作上，他努力使自己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这样他就可以不断的得到老师的表扬。
一日一心得：
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都喜欢别人表扬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如果通过实际的努力，取得成绩来赢取别人的赞扬，这种行为值得肯定。但如果既爱慕虚荣，又想不劳而获，只想着怎么投机取巧来换取表面的光彩，则应该贬低。
“把毁誉置之度内”
季羡林语录：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季羡林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看起来似乎不够豁达，但季羡林又并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这一点从他对待在文革中曾经迫害过他的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季羡林自己解释说，把毁誉置之度外，虽然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他觉得不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谪毁加以分析，只当成一阵风，不去究“毁“之来源、动机、内容，可能使人变成一个糊涂的人。不利于一个人总结人生经验，提高自己的识人、识物、识人生的水平。
历史上苏东坡是一个非常旷达的人，他在诗文方面有很同的造诣，但在官场却一生不顺。苏东坡性格耿直，为人真纯，在复杂的官场中，虽然一心为民，但缺乏斗争策略。在他为官的道路上，他一直是起起落落、坎坷不断，屡遭小人的谪毁，多次被贬到京外，在京城与外地之间流转，最后也是死于回京的途中。
我们来看看苏东坡一生在官场中的沉浮：
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实行新法，苏东坡由于不满王安石新法给人民增加的负担，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他连续上书皇帝，然而却没有什么作用，自己却成为了新派的眼中钉，最终被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后又调任湖州。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不满，他把这种感情写进了诗文中。他的诗文使当权的人无法忍受，新党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旧党领袖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东坡由于反对新党，所以旧党对他很有好感，苏东坡的官场生涯有了转机。苏轼于这一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但是当苏轼看到复苏的旧党对新党势力拼命压制后，他认为司马光一派与王安石一派不过是一丘之貉，于是他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这使得苏东坡又遭到了司马光一派新党的谪毁，至此苏轼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杭州。
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再次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新党再度执政，他又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来徽宗即位，苏东坡又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直到元符三年大赦，苏东坡复任京官朝奉郎，但是此时的苏东坡已是花甲之年，在北归途中，他死在了常州。
对于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贬到外地，苏东坡也很无奈。有一次，苏东坡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其中一个回答：“是文章。”还有一个回答说：“是见识。”苏东坡都摇了摇头，只有苏东坡的宠妾王朝云笑道：“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到这句话后，夸赞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苏东坡的性格豁达大度，豪放不羁。对于别人的谪毁他视若过眼烟云，但是自己却因此而受了很多苦，如果他能吃一堑长一智，分析一个谪毁他的人，分析一下官场的规则，是不是可以少受一些冤枉罪呢？
所以面对别人的批评、批判、甚至谪毁，不能一概不闻不问，当成过耳秋风，这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也不能使一个人变得成熟起来。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做糊涂的受难者。要分析别人的“毁”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对方的为人。还要分析“毁”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是真有其事，那么虚心改过，如果是无中生有，则不用背这个黑锅。
毛泽东有一句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指的是善意的批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应该虚心接受，并且还应该向别人表示感谢。但是对于恶意的谪毁，就不能傻乎乎的当成好心了，对这样的人要有防备之心。对于那些严重污蔑别人，捏造事实的，法律上还有“毁谤罪”，这种情况，就算当事人想置之度外，法律也不会容许。
一日一心得：
人常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态度用在光明磊落的大侠身上会比较合适。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恶意的小人，他可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这种时候，就不能过于大度了。认真对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特别是那些不好批评和批判，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