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建筑史》，满心佩服的同时又满心都是遗憾。遗憾的是，书中提到的不少建筑实例，时至今日已经荡然无存，这些消失的建筑或被侵华日军轰炸摧毁；或被拆掉充当了新建建筑的建材；或是修铁路的时候被拆掉；还有些古石桥，保留石柱，桥面换钢筋混凝土……不一而足。事实是，目前全国各地对古建筑的保护，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大都市，住着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至今仍在大拆特拆，四合院、小胡同也渐渐地消失了，更遑论其他的城市的情况了。
我脑中闪过几个事件，满心的遗憾竟无处躲藏。
事件一：2011年12月，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在未经有关文物保护部门报批的情况下被基本拆除。开发单位自称是为防止发生火灾、倒塌、治安等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对房屋进行了抢险维修性拆除。
事件二：蒋介石重庆行营也被“保护性拆除”。
蒋介石重庆行营建于1935年，旧址200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蒋介石重庆行营目前已被拆除屋顶，仅剩砖木残体。据悉，蒋介石重庆行营所在地已规划为教育用地，2012年8月将在原址进行文物复建，预计2013年10月竣工，修好后的行营将作为抗战历史陈列馆，对公众免费开放。
事件三：2012年2月，北京市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和“百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每年投入10亿元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将恢复6大标志性历史建筑，包括北京外城西南角楼、永定门箭楼及瓮城、地安门雁翅楼等工程，进一步恢复北京“凸”字形城市轮廓整体格局。
（四）建筑之术，师徒传授，不重书籍。” (2)
以上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发生的背景，详细了解之后不禁让人痛心疾首。据2011年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536001处，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没有保住这些文物。
梁思成曾说过：“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然而新建城门和城楼，甚至于修旧如旧，就能解决问题吗？巧夺天工的工艺，以假乱真的技术欺骗得了谁？游客？目不识丁的人群？可谁都知道，那些新建的城门和角楼终究是新建的，那些包含其中的历史和记忆已经永远逝去了。如今恢复重建的巨大投资也是旧时拆迁逞一时之快所酿下的苦酒。我们可以迅速地建设起一个个地标，可这些地标的历史文化内涵却大打折扣。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悲剧依旧在许多地方上演。
历史古迹建筑物承载的不仅是自身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历史记忆。它们是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既包含着中国文化共性的要素，又是附有地域性、差异性的表达。因此，对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仅是尊重过往的人、事、物，也是保留和延续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梳理民族共性和地域差异性的文化脉络。而对历史建筑的野蛮拆迁，是对文化的亵渎，是将文化脉络生生切断，甚至是一种“文化自杀”。我们要树立一种观念，砖瓦有魂，保护它们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记忆。
翻着书籍，除了遗憾，剩下的就是满心的担忧了。西方列强用炮火强行将我们推向现代社会，长期的封闭所造就的城市面貌与国民思维，怎来得及缓慢跟上？急速的变化，像奔驰而来的汽车，碾过旧有的事物。改良？No，No，No，慢了慢了，一切推倒了新建。21世纪的今天，国外数不胜数的新观念、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涌入中国，如何接受新事物，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梁思成对于中国古建筑为什么都是木结构而很少用石结构的解说。很多学者的解说总是不能说服我，因为他们有时候喜欢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宣扬这样的结论：木作建筑体系是优于石作建筑体系的。梁思成的解读则客观得多：
首先，中国的各项技术历来重视传统经验的传承，及所谓的“经验论”，师傅带徒弟，在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里已经得到证实。
其次，中国古代匠人对于石质力学是缺乏了解的。如牌坊、石勾栏等所见，大多凿石为卯榫，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木材料的做法，而不懂利用石材的压力去垒砌，其结果就容易得出“石材不如木材好用”的结论。
再次，中国工匠在应用石材时，垫灰品质的恶劣也是一大因素。
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国建筑是世界上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与砖石结构相比，终因其不易保存而留存甚少，千年以上的更是屈指可数。所以要了解中国建筑数千年之轨迹，文献便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料。但古来正史，记建筑典章制度者多，具体而切实者少；词赋诗文又多务为大言，铺陈华丽，而疏于实指；两部古代建筑官书和诸多民间术书，又多专注于技术做法，又且时过境迁，多数古代建筑术语，在昔往往耳熟能详，至今却恍如天书。所以，文献虽浩如烟海，能够直接应用于总结历史规律者却十分稀有，由此亦可见征引之困难。《中国建筑史》显示了梁先生在文献应用上的深厚功力，除征引浩博外，凡所征选，皆属精当，文字却十分精练隽永。
广西地理位置偏南，但仍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顺应了中国古建筑木质结构的发展特点。因此，来到广西，在领略广西少数民族独特民族风情的时候，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侗族的建筑是不能略过的“风情四绝”。而柳州市三江县的程阳桥尤值得一提。
程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程阳风雨桥，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县城古宜镇的北面20公里处，砟林溪马安寨林溪河上，是广西壮族地区众多具有侗族韵味的风雨桥中最出名的一个，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阳桥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同时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木建筑中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钢梁诺娃上的沃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
程阳风雨桥是典型的侗族建筑，这座横跨林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始建于1912年，历时12年。整座桥长77.6米，宽3.75米，高20米。桥下部分为青料石垒砌的二台三墩，桥墩为六面柱体，上下游均为尖形，迎水角68度；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中间部分为密布式悬臂托间柱支梁木质桥面，共19间桥廊；桥上部分为木质梁柱凿榫衡接构成重檐翘角，桥的两旁镶着栏杆，桥中有五座塔阁式桥亭。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建筑惊人之处在于整座桥梁不用一钉一铆，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憩息，游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林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缓转灌溉。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
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居住区盛产杉木，杉木分布面广、蕴藏量大、产量多，因此侗族人们就地取材，喜用杉木做建筑材料建造住宅——干栏式木楼和公共建筑鼓楼、风雨桥。穿斗木结构建筑是中国南方传统建筑中常用的结构形式，在山区的民族地区中使用尤其普遍。屋面多用悬山顶或歇山顶，盖小青瓦或杉木皮。用杉木的圆木和条方搭结构架，建筑墙体用杉木板材。程阳永济桥桥亭桥廊的建筑便是采用了这种结构，它既有古代百越族干栏式的建筑色彩，又有汉族宫殿式的工艺成分。值得重视的是木结构廊桥这种桥梁形式在其他地区逐步消失的情形下，该桥仍保留有如此之好的木结构廊桥，应值得高度重视和保护。重檐是侗居特有的建筑形式，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高低错落的重檐也产生了明暗深浅的变化，质朴清雅，浑然调和。三江侗族的风雨桥大多架设寨子的入口处以及寨尾，于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故人们称之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
程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寻高。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学把犁锄事体劳。”
侗族的建筑工匠是天生的艺术家，建筑才能十分高超。他们建造楼、桥和民居时不用一张图纸，整个结构烂熟于心，仅凭简单的竹签为标尺，靠独特的“墨师文”为设计标注，使用普通的木匠工具和木料就能制造出样式各异、造型美观的楼、桥，设计之精巧，造型之美观，均令人叹为观止。楼、桥上的各种图案及雕梁画栋寄托了侗族人民祈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和美学追求，是侗族文化特性的集中体现。和中国其他的技艺传承方式一致的是，他们也奉行建筑技艺师徒制，代代相传。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由于侗族建筑工匠后继乏人，木材来源匮乏，加之木构建筑防火能力极弱，易损毁而难再生，因此侗族木构建筑及相关技艺存在着延续的危机。只有加强抢救和保护工作，才能使绝妙的侗族木构建筑技艺世代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