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前沿编(6)

二

印刷媒介的出现，使书面语的作用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信息传播更为广泛和迅速，促进了书面语的规范化和通俗化。

广播和电视的先后出现，使有声语言的作用发生了提升性的变化，信息传播更为快捷和生动，更为广远和多样，促进了有声语言的示范性和可听性的强化。

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有较长时间、较多节目都是由报刊书面语转化而来，染上了较为浓重的报刊书面语色彩，有人称之为“报刊的有声版”，提出“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广播电视理应自己走路，不应依附于报刊，“剪刀加糨糊”是缺乏自主性、独创性的表现，采取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什么是“自己走路”呢？取消报刊书面语，一切自己来么？那么，政府声明、法律条文、权威社论、专稿特稿……要不要播出？新闻要不要播报？专题要不要解说？这些是不是书面语的“有声版”？

所谓“有声版”，不过是把文字变为声音的意思，带有明显的贬义。文字变为声音，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两极是：简单地念字出声，是一种字音的拼接，谈不上表情达意，这是一极；另一极是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是一种有声语言再创作，不但能表情达意，还可以言志传神。这两极之间，就有多种层级的差异。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应该以后一极为目标，并坚决摒弃前一极及其相关层级。因为它是大众传播，迥异于小学生念书、庠生谈八股文，也不同于生活中的念念信、读读报。正因为如此，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即使是由文字语言转化而来，那作用也是不容轻视的。这里可以略举一二：

有声语言可以改变文字语言的语意和意向。正面的意思可以变成反面的意思，反面的话可以说成正面的话，而一个字也不增删更改。这一点竟有许多人不知道、不了解，于是以为既然文字语言审定了，播出去肯定不会有错。殊不知，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掌握着生杀大权，决定着传播的“正面宣传”的内涵。

有声语言增减着文字语言思想感情的色彩和分量。文字语言中的褒贬爱憎，从视觉判断中可以体味到。但是转化为有声语言之后，却可能变味儿。热情的赞扬，也许显得言不由衷，或者平淡冷漠；凝重的愤怒，也许显得敷衍了事，或者轻飘肤浅。生活琐事会播得有声有色、气势磅礴；国家大事会播得有气无力、与己无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视觉上的黑体字，听觉上却成了小七号，这不是对文字语言的扭曲么？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凝聚到文字语言中，行使着话语主动权，是外力无法直接干预的，也是文字语言本身所不能完全左右的。

有声语言还可以伸缩文字语言的美学尺度，这更是容易解释的。有声语言创作者的美学理想、审美能力会给文字语言以美化，当然也可以丑化。当为文字语言的风格加以有声语言的内省阐发的时候，创作者独特的人生感悟、具体感受和习惯表达样式，总要融入其中，并在有声语言的表达中给以个人风格的观照，形成稳定的艺术特色，为受众提供美感享受。

以上解说，不过是一种浅显的启蒙读物；但仅此也就可以证明“照稿念”、“念稿员”之类的认识，是怎样的可悲、可笑。

原来，书面语的“有声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走路”是须臾不可离开它的。

三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口语也可以先诉诸文字再转化为有声语言，也可以把书面语改得更符合口语要求。不形成文字语言，从语言主体的内部语言直接外化为有声语言，似乎更是“自己走路”的重要表现，要不口语为什么备受青睐呢？

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蓬勃兴起的谈话性节目，日益重视口语化。不论是访谈、热线，还是综艺、体育，大量使用口语，有不少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节目，也模仿即兴口语的样子，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一时间，“自然谈话”、“说自己的话”、“人际交流”等等成为时尚。

但是，广播电视传播毕竟是大众传播，无论怎样“人际化”，也不应违背其传播规律。首先，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单向性传播、限时性传播，不可能不产生对传者的约束性、对受众的强制性。而信息的准确和密集、时间的高效和短暂、交流的虚拟和反馈的后置，都改变不了“我播你听”的格局。这就必然要求提高传播质量，其中重要的是语言质量。

其次，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舆论导向、思想倾向、价值取向，不能不发挥传者的引导作用，不能不增强受众的提升效果。“真、善、美、新、雅、精”的宗旨，必须落实到当代的人文关怀中，竭诚为受众服务，远离乡音俚语，杜绝粗制滥造，拒绝“西化”，埋葬媚俗。

再次，广大受众自有民族性、延续性、增长性、积淀性的文化期待，投射到广播电视，不能不产生反馈诉求的紧迫感，逼使广播电视去粗取精，舍末逐本，除旧布新，选优汰劣。

这里，重要的是“大众传播”，而不是什么“人际传播”。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任何虚拟的人际传播，都被大众传播所整合而徒有其表。

大众传播的真谛在于“大众”二字。大众的真实存在，笼罩着传者和受者，或隐或显地承受着它的动力和压力，无可逃遁。

以话筒和镜头为代表的传播场，使传者和受者的意识中充满了“我在对千万人说话、行动”的预设。传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要把节目做好；紧张状态要放松；出口要有分寸；举止要有风度……虽然其中的“好”、“放松”、“分寸”、“风度”在认识上并不一致，但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却是相同的。因此，话筒一开，镜头一照，传者便有意识地强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而受者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么多广播电视节目是为各类人群办的，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老年的……搜寻到自己需要或喜欢的节目便停留一会儿，不满意就换台，没一个满意的就关机。一旦打进热线电话，甚至进入播出现场，便预感到“大众”在听、在看，而尽量坐好、走好、说好。潜意识中“别让人笑话”竟成了最低要求，其实这时的身份已不在受者之列而进入了传者之中。大众传播场根本不同于人际传播场，直播现场的精细、录播现场的加工，都会使人排除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失态，并油然而生自律感。凡是违犯禁忌、草率拖沓、冗杂粗俗、雄辩不休、失语不发等状，都会在转景或剪辑时删去。

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必须植根于大众传播的理念：面对大众传播，为了大众传播。把大众传播混同于、降低到人际传播的水准，是对大众传播的异化，是对电子传播媒体功能的贬损，更是对大众期待的亵渎。

四

在主张“口语至上”的人们的心目中，只是把语言当做一个空壳，他们更强调思维。这本可为一家之言，因为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关键在于不应重思维而轻语言，把语言作为思维的附庸和侍从。新颖的思维方式、精确的思维过程、良好的思维状态、出众的思维成果，在广播电视传播的各个环节都是需要的，而那表现的领域却不相同。管理、采访、编辑、策划、广告、科研……自有其特点，唯独语言传播中有声语言创作主体，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力。

语言功力，并非只是“语言”的功力，它包括运用语言所必需的功底，如语言积淀、语言素质、语言环境、语言机制等。它还需要运用语言所涵盖的能力，如观察力、辨析力、捕捉力、感受力、表现力、调控力等。被狭义理解的语言的功力，只不过是表层语言的操作技术，并非切实的语言功力。但语言是为表达而存在，总要进入“由己达人”的程序，各种能力必定凝结于、落实于、体现于语言（包括副语言）上。

世界上思维精细而语言粗疏的人很多，只有思维精细而语言精到的人才有条件进入语言传播。而思维的活跃，往往造成其多向性、复杂性、模糊性、个体性等问题，语言功力才能使其走上选优性、简约性、明晰性、畅达性的传播之路。那种认为思维有什么语言必然显露什么，因而只管思维的新颖独特而不论语言表达得是否准确，把语言需要的表达自觉降为语言本体的表述自在，是对语言功能的弱化，对语言功力的漠视。

思维的满足同语言的萎缩制造了崇尚口语的幻觉，其目的在于把受众的注意力引向某种修辞方法，把受众的听觉阈限囿于隐喻解读，用貌似高深的句式转换，出奇制胜的词语拼合，力图解构遣词造句的常规，颠覆深入浅出的质朴，从而使口语失去存在的价值。

如果有一定的语言功力，便不致于在有声语言中以固定语势、加快语速去着意凸现思维的态势，这样做的结果却走向了反面：掩盖了思想的闪光，稀释了感情的浓度，堵塞了美感的通道，屏蔽了个性的魅力。有时竟怀疑：语言主体的作为究竟为了口头的表达，还是为了写作的文采？有时更怀疑：与其听这一席话，还不如去看这一篇文。听说话，稍纵即逝，如不明白，就不容琢磨；看文章，历历在目，如不理解，反复阅读或求教于人，仍能连续下去。“怎么想就怎么说”是不行的，大众传播要求的是为大众想，更要对大众说。思维的个体性不被人知，只有学会正确的表述、准确的表达，才能被大众感知、被大众理解。写作是如此，有声语言更是如此。而这，从思维活动的起点就要把握住，并延续到表达的终点。广播电视传播，必须善于聚集全人类的精华，必须善于把它们传播给期待着的大众。任何个人的思维都不过是个狭小的领域，单枪匹马打天下，行之不远便会夭折的，因此，企图用思维的满足营造口语至上的氛围，无法推托使语言萎缩的责任。21世纪的语言哲学正以不可抗拒的排山倒海之势，从思维阶段转向语言阶段，从说（写）什么转向怎样说（写），并将迎来美学的新世纪！

五

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有声语言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创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严格的、艰苦的训练与磨砺。

在训练中，首先是现阶段所学、所思、所见、所闻的融会贯通，以此为基点；其次要打开思想感性的运动通道；再次要进行语言技能和语言技巧的学习积累；最后要逐步解决情、声、气的综合运用问题。

这种训练，既不是简单的语言训练，也不是机械的技术训练，实质上是人文精神音声化的陶冶和锤炼。

这种训练，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训练的难度和严格程度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没有普遍适用的“练习曲”，也没有人人必学的“楷体字”。因为“情无定型”、“语无定势”。

这种训练，必须超越日常语言的当下性和个体性的自然状态，进入电子媒介的规范性和审美性的传播状态。

这种训练，必须结合时代性和敏感性、民族性和新闻性反复进行，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的节奏必须融入语流之中，语言的生命活力必须旺盛。任何“纯语言”、“纯技巧”的命题，只会窒息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能动性、独特性。

对口语的推崇，对日常口语的神化，正是口语至上的核心。可惜这不过是一种迎合和媚俗，是为了哗众取宠，同时也是对广播电视传播语言的轻蔑和贬斥，对艺术语言和语言功力的否定和拒绝。

口语至上主张人人皆能，甚至以半生不熟的口语——港台腔为偶像，五体投地。这种论调使人联想到“想吃葡萄而不得，就说葡萄酸”的尴尬，也使人想到妄图把汉语改造成印欧语系的“革命派”的张狂。对此，只能用原典的集萃和传统的精华启发之，以便尽量弄明白，语言的幽眇难知、奥妙无穷；还要用“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讲解之，以便尽量搞清楚语言的示范作用、美感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