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赞将新元素加入传统安全论述中是有先见之明的；之后一些作者的作品也加入到这种讨论中，比如理查德·厄尔曼（Richard Ull-man）和杰西卡·图赫曼·马修（Jessica T uchman M athew s）的著作，他们都试图“重新定义”安全。然而，对于我们的叙述目的而言，还是布赞优先对“（安全）分析层次”的划分更加有意义。尽管他的书名似乎意味着“人”——人类个体——可能成为安全最终的指涉对象，但他是以赋予国家特权而结尾。他的理由是“最终国家安全政策还是要国家来决定”。既然“安全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国家的工作，那么关于国家安全包含了所有其他以个体和系统层面为基础的安全考虑，就有着很重要的实践意义”。【329】
除了将其关注点放在美国国家安全上，厄尔曼1983年“重新定义安全”的论文在提升“人”作为安全指称物的重要性方面比布赞走得更远。【330】厄尔曼认为从冷战一开始，华盛顿就将美国国家安全限定的“非常狭隘并且只考虑到了军事方面”。【331】对于厄尔曼而言，这种对国家安全单边的定义造成了一种对“现实的错误印象”。【332】这种印象使国家只错误地关注于军事威胁，而忽略了其他潜在的更具伤害性的威胁；他们同时也使国际关系军事化，这无益于提高全球安全。厄尔曼认为，存在将安全扩展到涵盖非军事威胁范围的迫切需要，以此来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理念。
厄尔曼同意托马斯·霍布斯的一个观点，即安全可能是国家应当提供的最基础的东西。但是他不同意霍布斯认为的安全是一种绝对价值这个观点。安全通常在紧张局势中和自由共存，而在自由民主中，这两者的权衡是一件值得协商的事。在一篇极具预见性的文章中，厄尔曼认为：
自由和安全的彼此交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几乎每一个社会，个体和组织都在寻求与国家相对的安全，就像他们要求国家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国家的损害一样。因此，人权和国家安全被紧密联系在一起。【333】
厄尔曼发现，鉴于国家资源的不足，国家安全不仅潜在地蕴涵在与自由的冲突中，还与其他可珍视的资源相冲突。他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以使其能优先于其他价值：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以下事件的一种行为或是结果：（1）在一个相对简短的时间内剧烈降低国家公民生活质量的威胁；或者（2）缩小向国家政府或者私人的，国内非政府实体（个体、组织、公司）提供的政策选择范围的重大威胁。【334】
厄尔曼在罗列第一类的威胁时几乎没有问题：外部战争、内部叛乱、恐怖袭击、封锁、联合制裁以及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和传染病）。而在列举暂时没有造成生活质量快速下降的第二类威胁时，他遇到了较大困难。在他提供的例子中，比如重要能源流的中断、环境退化、第三世界的贫困及其不满都缩小了可供选择政策的范围，同时也降低了生活质量（尽管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厄尔曼定义的两个条件引人注意：其一，就像以上例子所表明的，他的再定义范围非常广泛；其二，他的国家安全定义倾向于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地位相互平等。
就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安全途径来说，还远没有被普遍接受，厄尔曼的文章可能是其最早的开创性声明之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将继续用国家安全的术语来表述他的分析。但是通过对文章的细读，我们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不同的安全概念：第一，它想象以个体人作为安全主要指称物。国家安全的目的不是去保护那些抽象的实体——国家和民族，而是国家的“居民”。第二，不是那么直接地，他观察到了外国的不安全和镇压行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件，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全世界的人的安全问题都被视做是一个理应关注的问题，即使不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必需。
在“重新定义安全”问题上第二个具有影响的探索，是杰西卡·图赫曼·马修发表于1989年的文章《对外事务》。马修的文章以宣称“20世纪90年代要求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组成”开始，【335】主要研究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事务，认为“当代的全球发展预示着还需要？ ？将国家安全的定义扩大到包含能源、环境以及人口议题方面的需求”。【336】她的分析导向是人口统计学上的趋势：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世界人口可能从50亿增长到60亿，90 %的新增人口都将在发展中国家。这可能会对地球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水、石油造成强大的压力；对这些资源不假思索的开发可能导致环境退化。
厄尔曼寻求包含新的威胁种类来提升国家安全的总体内涵。与厄尔曼不同，马修的主要目的是将“环境”加入到现有的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中。她注重阐述环境灾害背后的因果关系，而正是她对这些因果关系的了解，使得她的文章有了一种急迫的语气。比如热带森林，作为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它非常容易被破坏。采伐森林干扰了生态链，导致土壤不再肥沃；植物和动物物种在这样的栖息地难以生存，其中一些可能灭绝。采伐森林的另一个结果是，土壤受到了侵蚀，这会使得下游河流堵塞，带来洪涝和干旱。因此，“追溯它对农业、能源供给和水资源带来的影响，热带森林砍伐的影响使得1亿人变得贫穷”。【337】对于马修，正是由于第三世界人们的大范围贫困，导致环境进入了安全领域：
环境的衰退有时候会直接导致冲突的发生，特别是必须共用匮乏的水资源时。但是，总的来说，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经济倒退，因此，也威胁到了政治稳定。骚乱的潜在原因常常被忽略；政府反过来把其造成的处理贫困和不稳定等结果作为原因探讨。【338】
对于贫困和不稳定的关系，马修没有进行详细的阐述，但她警告现存的外交模式已经过时，因为其假设国家主权与国家边界相关联，而环境问题通常是超越国家疆界的。在一个生态上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世界生态圈的紧张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出乎意料的影响，马修看到了“一种新型外交？ ？新的公共机构和管理政体”的需要。【339】没有这些新的想法和工作方式——其中重新定义安全只是第一步，人的生存本身会受到伤害。
如果不提及主要以美国为主的慈善基金组织，我们对冷战晚期的安全再概念化的分析将不会完整。在冷战期间，类似福特基金、卡内基基金以及洛克菲勒基金这样的组织，在赞助国家研究发展中国家、核防御、危机处理和对美国敌对国家的认知和心理问题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随着冷战逐渐结束，许多基金转变了它们之前的角色，开始投身于不那么关注国家和军事问题的安全分析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变化世界中的和平和安全项目”，该项目是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展开的。与布赞、厄尔曼以及马修等作者的预言式研究一致，麦克阿瑟项目试图鼓励年轻学者，超越传统分析方式来研究安全。经过颁布一系列有分量的两年博士和博士后文凭，麦克阿瑟基金会帮助培养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安全分析家，其中包括那些通常不被认为是从事“安全研究”的那一部分人，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学者。【340】
意料中的，在超越只对军事硬件或者战略的单纯关注上，这些非传统安全分析家做得很好。他们更关注规范、理念、女性和毒品的非法交易以及对组织真相的考察，他们认定这些为安全问题。在1984年到2000年间，麦克阿瑟基金投入了将近1500万美元用于该项目。当项目结束对其成果进行整理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国际和平安全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认为，该项目的一项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使‘安全’术语更恰当了”。作为证据，他指出一位重要的传统主义者在名为《战略研究应当存在吗？》的论文中，不情愿地将“安全研究”术语从根本上让位于“更广阔的领域”，并重组那些在战略研究或者国际政治军事研究标题下只关注军事战略的人。【341】
在这些将安全重新概念化的尝试中，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之前，他们就已加入了对安全的讨论中。他们的行为被通常认为是对里根政府的极端军事行为所作的反应，还是对一个新的安全理念开端的期待，这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目的。可能两个因素都很重要。更切合要领的是，这些作者所作的概念化探索，促进了之后大多数人以及国内、国际决策者对安全新概念的接受。事实上，厄尔曼和马修是拟定对外政策的正式成员，这使得他们的观点在学术和政治圈内都被很严肃地对待。他们主张一个更为广泛的安全途径，允许决策者将20世纪90年代普遍的人权和国内冲突，看成是需要回应的严重安全问题。一旦公民和难民潮之类的事务成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引起安理会的关注，并在恰当的时候被安理会形容成“对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威胁”。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条款为国际组织提供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武力的使用，以“维持或者重建国际安全和平”。正如我们之后将看到的，包括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海地和塞阿里昂，第七章引发了大部分的联合国干预行为。如果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主要还是像伊拉克—科威特战争这样的（跨国战争），那么“重新定义者”提供的用词不会取得如此进展。
第二，安全议程的延伸与“人的安全”理念发展的相关性是明确的——这些新的问题都首先是对个体的最大威胁。虽然在以上提及的作者言论中，这一点都是暗示性的，不过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对个体是最终需要被保护的对象这一点进行详述。布赞的言论包括了将个体作为一个安全指称物，但最终还是将其置于“国家”概念之下。厄尔曼可能最接近于赋予个体以优先特权，而马修则注重于国家间的多边合作。但是，他们在扩展安全观念使其超越军事范畴方面的努力，使人忍不住会将关注点放到个体身上。显而易见，当问题是保护一个人的国家免受军事侵袭的时候，个体和国家或者军事的安全是一致的。而当问题是地震、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经济困难的时候，被保护的对象是否是国家就变得不确定了。况且，国家甚至不会将这些看做是安全问题（正如厄尔曼批评中所说的），或者就算它看到了，他本身也没有能力做很多（马修关于孟加拉国问题上的观点）。国家的渎职可能会使其公民更容易受到这些威胁的伤害。换句话说，一旦国家安全的概念扩展到与军事无关的因素，个体较之于国家将变成强有力的竞争者——成为最终需要保护的“东西”。冷战结束以及其政治动能的释放，使得保护个体的需要更为急迫。
冷战结束与国家能力
如果相对于个体来说，冷战的迫切性对国家有利，它所强调的是军事安全而不是其他安全维度，那么，在1989年冷战力量的瞬间崩塌，似乎证实了那些敦促安全指称物从国家转换为人，并将安全关注范围扩展到由内战导致的社会剧变——经济贫困、饥荒、生态破坏和难民方面的言论。冷战的覆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和军事被两个超级大国其中一方所控制或支持——扶持或团结了许多弱小国家。当这种覆盖在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时，许多国家内部开始分裂或者运转出现危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来提供最基本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必需品。
在这种意义上，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冷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个主要国际事件，与其说是对将来的预兆，更像是跨国战争事件中的最后一次喘息。这是一个国家（伊拉克）对另一个国家（科威特）赤裸裸地使用暴力的案例。当美国主导的盟军成功将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驱逐出科威特的时候，老布什总统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到来。布什总统的声明受到了很多攻击，但他的论述中有一点是正确的：像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这样的跨国战争将不被允许主导冷战之后的世界。让布什总统和国际团体包括联合国在内感到惊讶的是，之后几年出现的混乱，这其中许多都与非洲、巴尔干地区和亚洲发生的内战有关。
索马里战争是冷战之后最先爆发的国内战争之一，它比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具有象征意义，对之后发生的事件造成了消极影响。索马里政府垮台和秩序混乱的缘由已在别处有探讨，在此不作赘述。很多人都记得曾从电视中看到的无政府状态，大卫·拉廷（David Laitin）提供了一个最简洁的描述：
到1991年晚期，不只有控制索马里的党派之争，还有控制摩加迪沙的党派之争。整个南部，特别是在摩加迪沙，军阀？ ？声称控制了拥有良好武器装备的青年队伍，他们拥有装备了武器的越野车？ ？盘踞在城市和道路上抢劫、勒索、杀人。到1992年末，因为内战，整个国家的基础建设都被摧毁，许多人被杀害，剩下的人饱受饥荒以及疾病的折磨，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代表整个国家，而国际救援人员几乎和索马里人一样容易受到攻击。【342】
联合国于1992年4月批准了宪章第六章维和行动（联合国索马里1号行动，UNOSOMⅠ），旨在向内战的受害者们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然而，直到几个月以后，第一个分遣队才展开部署，而此时情况已经进一步恶化。在1992年12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794号决议，批准一个由美国牵头的3 .8万人的军队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统一特遣部队（UNITAF）最终由美国军队2 .6万人和来自其他22个国家的军队1万人组成。统一特遣部队又被称为重塑希望行动组，被授权使用武力以保证对索马里人民的人道主义救援。随之发生的是1993年5月的联合国索马里2号行动。那个夏天，党派领导人穆罕默德·爱迪德（Mohamed Aideed）的支持者伏击了联合国军队，杀死24人并使50名巴基斯坦战士受伤。作为回应，联合国号召美国突击队员追捕这些犯罪者。在10月的一次交火中，追捕爱迪德和他的支持者的行动达到高潮，据报道有18名美国人死亡，另有78名人员受伤。【343】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基地组织协助了爱迪德军队的攻击，但从那时起，美国军队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中的伤亡足以说服克林顿总统，使他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344】他命令美国军队从索马里分批撤出。这在后来被称为摩加迪沙效应，即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过程中，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愿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就此而言，不愿参与类似这样的军事行动。
索马里战争宣告了困扰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内战时代的到来。这些内战常常是由于弱小（或者“失败”）国家的分裂所导致的，其结果是政府与敌对党派和团体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暴力竞赛。索马里的例子与宗教或者民族分歧并不相关，这是因为，索马里从文化上讲是单一的：人们有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说着相同的语言索马里语。然而一旦权力中心形成真空，无政府状态就成为主导并演变成一场混战。敌对组织以他们自己所属的党派来作区分，即便如此，同样存在着党派内部的权力争夺。正是这种争战所产生的人道主义后果困扰了我们。索马里悲剧的代价，显现了20世纪90年代人的不安全的新形态。无辜的平民在党派或者民族的交叉火力中死去，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家开始流亡，还有数以千计的难民希望逃离战火和迫害，5 .5万人在这次内战中死亡。正是这种大范围人类不幸的局势——存在的不安全，如果某人想使用术语的话——每晚都通过CNN和国际媒介提醒和告诫国际团体，他们应当有所作为了。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克罗地亚、波黑、卢旺达、车臣和科索沃的内战——这些仅是一些最突出的例子，除了对权力或者领土的争夺，还存在另一个核心分歧，使他们的行为更加凶残和致命，即宗教和种族分歧。如果在索马里的“他方”是根据党派的不同，其他地区的“他方”则是根据民族和宗教的不同。正如我们作者当中的一位在最近对当代军事干预的专论中所说的那样：
平民死亡以及大规模流亡的爆发多与广泛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这一事实紧密相连。此外，在多民族社会？ ？这样的战争不仅仅牵涉到政治和军事组织，还涉及到整个社会和他们的民族成员。战争的目的常常包括了对土地的征服以及对政府的控制，还有破坏和杀害敌方人口？ ？结果即使不是大屠杀的话，也已经产生了人道主义危机。【345】
鉴于这些涉及身份认同和种族的战争频繁地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许多问题甚至危及到了邻国，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为代表——常常面临是否干预的抉择问题。联合国在海地、柬埔寨、塞阿里昂和东帝汶的干预行动被认为是成功的。然而，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如在卢旺达和斯雷布列尼察（Srebrenica）的干预是最为声名狼藉的。【346】在卢旺达，安理会拒绝加强联合国卢旺达协助团（UNAMIR）的力量，尽管它于1994年初已收到可信报告，声称胡图政府正计划对少数图西人口施行种族灭绝。该计划在那一年的4月和5月被执行，美国和英国最初拒绝将屠杀描述为种族灭绝，并且安理会“经常召开秘密会议？ ？因摩加迪沙因素而退缩，这阻碍了行动，使实际死亡人数最终超过了80万人”。【347】
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在阻止绝大多数大规模暴行时出现的失误，也出现在斯雷布列尼察例子中。这是一片主要处于塞尔维亚乡村包围中的穆斯林领土——被安理会第819号决议设定为“安全区”并且被联合国军队所保护（这次是荷兰军队）。但是，这并没能阻止1995年塞尔维亚军队在拉科托·木拉迪克（Ratko M ladic）将军的带领下对它的袭击。没有遭到北约空袭（荷兰政府拒绝选择这样的行动，担心会造成其维和部队的伤亡或被沦为人质）或者联合国维和武装的阻力，木拉迪克将军的战士在1995年7月占领了城市。从联合国军队的角度看，他们杀死了7000名穆斯林青壮丁，并且驱赶了2 .3万名妇女和儿童。【348】罗伯森对斯雷布列尼察的陷落作了如下解释：
斯雷布列尼察事件之所以被允许发生，全是因为摩加迪沙因素：出于人道主义动机的国家干预拒绝以他们战士的生命来换取干预的有效性？ ？荷兰政府情愿违约丢脸并允许穆斯林人死亡，也不愿意让多一个荷兰人伤亡。【349】
自二战以来，已经见证了25次跨国战争和大约122次的内战。跨国战争的死亡人数大约是330万；内战的死亡人数是1620万。【350】冷战结束以后，跨国战争变得更少；内战占据了伤亡人数的最大份额，其中的绝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平民身上。生命的逝去显露了这些战争中最令人心痛的一面，而同样地，战争难民和由这些战争产生的国内流亡人口也达到了一个令人惊骇的比例。一项研究表明，世界难民在1975年（240万）到1995年（1450万）间以六倍的速度增长。相似地，在1982年共有120万内部流亡人口，分布在11个国家；到1997年，国内流亡人口达到2000万，分布区域超过了35个国家。【351】
因为绝大多数内战（全部是发生在第二世界或者第三世界）是由于国家分裂所造成的，国家作为保护者的承诺遭到极大破坏。“国家安全”这些情形下很具有讽刺意义：国家和暴力机关忙于强取豪夺，各团体劫持了国家机器并利用其掠夺公民（“错误”一方的公民）。结果就是内战爆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国际团体进行干预来阻止人道主义悲剧的蔓延。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战争的盛行和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帮助冲破了在国家具体化周围构筑的最后防线。大约在最近10年，国家主权更取决于其保护公民基本安全的能力；当国家难以生存或者当他不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时候，国际干预就顺势出现。对国际团体努力的主流描述是人道主义干预。显而易见，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个体的权利或者他们的安全，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的安全”这一词汇才被广泛使用。
结论
在这一章，我们试图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我们考虑了全面战争、战略轰炸以及大屠杀的经历，是从哪些方面使人们对国家以其保护人类个体为基础的安全宣称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在国家再也没有能力保护其领土内的公民免受攻击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至高无上的理由将不再明确。而当国家杀害其大量公民时，国家自身也成为对个体安全的威胁，这一点也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注意到了将个体权利放在国际关系中重新思考的结果，这对安全话语中的集权主义重心构成了一个重要挑战。鉴于两个集团的敌对状况变得严重，其存在理由似乎成为他们大部分政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对这种挑战的所有意义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没有被注意到。无论怎样，标准的发展还在继续，人权成为一些主要国家（如在卡特领导下的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方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构成了限制。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的跨国人权活动组织，也开始质疑政府对待个体的方式，而这些组织的影响力也在增强。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科技和环境发展进一步对国家能力提出了质疑，这种能力是指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和提升国内个体的安全。针对安全讨论中对个体（或者全人类）直接或者间接地构成威胁的特权，这些质疑又都被一系列对国家安全普遍思考的具有影响力的批评所接受。然而，两极对立的广泛覆盖抑制了所有重大政策的调整。
冷战的结束移除了这种覆盖，并清理了重新以个体优先的安全讨论的道路。与此同时，内部冲突事件的急剧增加以及人民深陷其中所带来的惨痛后果，使国际关注进一步转向了对“人的安全”的需要。索马里事件形象地说明，失败了的国家是如何让他们的居民任凭帮派和匪徒的处置的；而在波斯尼亚的例子则显示，在国家崩溃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冲突是怎样危及弱势群体的生命，并凸显出掠夺国家（塞尔维亚）的贪婪。没有国家的行为，国家安全就不可能被置于危险境地。分析最后指出，安全的指称物除了人将别无其他。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现在分析所依靠的一种动态的“人的安全”话语体系以及对国际规范和实践的进一步调整。
注释：
【1】 Boutros Boutros-Ghali，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Report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 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31 January，1992（General Assembly document A/47/277 and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S/24111），17 June 1992，para.17 .
【2】 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edited by 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cp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71 .
【3】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关于国家现实主义的主导作用，还可参见Michael Doyle，W ays o f W ar and Peace：Realism，L iberalism，and Socialism（New York：W .W .Norton，1997），42。
【4】这个问题我们放在这一章，与丹尼·菲利普特（Daniel Philpott）的处理方式类似。他对主权发展的分析是：“我的任务就是在于理解：如果你的主权国家论失败了，它将变成什么样子？”Daniel Philpott，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3 .
【5】 SeeRobertJackson，TheGlobalCovenant：HumanConductinaWorldof St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2；and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6】文森特（Vincent）认为国家应具有以下属性：“持续的高于统治者及被统治者的公共权力”、“对于地理上确定的领土拥有管辖权”、“一个地区内优于任何协会、组织或团体的统治权力”、即对立法力量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已没有内部的竞争对手和作为其他独立单元承认的主权要求。最后，国家的法律“来源于强制规则的含义”。Andrew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19-21 .
【7】正如马丁·威特（Martin Wight）所指出的，西欧最早以国家而分的做法可追溯到中世纪，那时的学生组织以学生的国籍划分。这一分类于15世纪初被康斯坦丁的教廷应用，还招致了不少争议。Wight，Systems of States，edited by Hedley Bull（Leicester，U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131 .
【8】 Emma Rothschild，“What Is Security？”Daedal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 f A rts and Sciences 124（Summer 1995）：61 .
【9】 Sophocles，Antigone，translated by H .D .F .Kitto（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9 .
【10】这些也是战争中的中国和印度王国历史中的先例。
【11】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Penguin，1954）.
【12】 Ibid .，I：6-7 .
【13】 Aristotle，Politics，translated by William Ellis（London：J .M .Dent，1947），3 .
【14】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经典希腊政治思想中，几乎没有把个体作为主体的。个体在希腊传统中是不合传统的：“城邦优先于任何个体。”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s，13；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的类别不包括妇女和奴隶。
【15】 Sophocles，A ntigone，24 .
【16】 Laws III，para .691 .c-d，in 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1286 .See also Laws IV，para .713 .c，1304 .
【17】 L aw s IX，para .875 .b-c，1434 .
【18】 Plato，The Republic V，para.469-471，in 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708-711.
【19】总的来说，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和理查德·哥尔弗（Richard Guelff）认为：“希腊和罗马已经合乎习俗地注意到了人道主义原则是当时战争法的基本原则。”Adam Roberts and Richard Guelff，eds .，Documents on the Laws of War，3rd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3，citing Coleman Phillipson，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Custom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vol .1（London：Macmillan，1911）.修昔底德（Thucydide）客观阐述雅典摧毁米洛斯城邦的著作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结论的片面性。
【20】马丁·威特认为，柏拉图关于国际关系的评论只占300页著作中的3页，这表明城邦之间的关系不是柏拉图和希腊其他作家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Wight，Systems of States，51 .
【21】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s，48 .罗马对于统治者权力的看法是绝对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22】 See the exchange in Matthew 22：17-21（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3】 I Peter 2：13-14（Revised Standard Version）.Bigongiari interprets this as an in-junction to cooperate in the efforts of governments to repress violence with violence .A ugus-tine：Political W ritings，edited by Henry Paolucci and Dino Bigongiari（Chicago：Regnery Gateway，1962），xix .
【24】 Natural Law and Civil Rights，in Augustine：Political Writings，162 .
【25】在他带有明显的契约主义理论中，奥古斯丁宣称：“联邦共和国不就是财富共同体吗？因此，它的利益是共同的利益，它们是国家的利益，所以国家不就是一群因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人吗？”“The‘ Just War’，”in Augustine，Political Writings，74 .
【26】”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他人，也不要讹诈他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Luke 3：14（标准译本修订版）。
【27】 Contra Faustum，in A ugustine：Political W ritings，163-165 .
【28】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83 .
【29】 Contra Faustum，in A ugustine：Political W ritings，164，182-183 .
【30】 D .C.Lau，“Introduction，”in Confucious，The Analects（London：Penguin，1979）.
【31】 Confucious，The Analects，XIII .11，120 .
【32】 Ibid .，XII .2，XV .24 .
【33】 See 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 .1，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59-61，73 .
【34】 Chrétien de Troyes，Perceval，or the Story of the Grail，translated by Ruth Harwood Cline（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3），51-52 .
【35】 Torbj？rn Knu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anchester，U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1 .
【36】 J .M .Wallace-Hadrill，The Barbarian West，400-1000（London：Hutchinson Publishers，1956）.
【37】 Knutsen，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12 .
【38】”Civil Society and Government under Islam，”in Islamic Political Ethics：Civ il Society，Pluralism，and Conf lict，edited by Sohail Hashmi（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14 .古典希腊文学中不乏类似的特质。
【39】如Kelsay所认为的那样，乌力马以及相关领域的活动旨在“提供并保护公民表达社会政治以及宗教事务意见的机构背景”，是以洛克式的传统方式表达了对保护的异议。Ibid .，9-10 .
【40】 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translated by Franz Rosenthal（Princeton，N .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46-47，107-108 .
【41】 Ibid .，12-13 .
【42】 Koran 2：189-192（London：Penguin，1999），29 .
【43】 Ibid .，47：3-4；76：8-9（357 and 413-414 in the Penguin edition）.
【44】引自Sohail Hashmi，“Interpreting the Islamic Ethics of War and Peace，”in Hashmi，ed .，Islamic Political Ethics，211 .他指出，对非武装人员的豁免权问题在伊斯兰法律传统中一直饱受争议。
【45】 William H .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63 .有趣的是，McNeill对早期封建主义演变的分类带有强烈的契约论意味：当地人民为军人阶层提供粮食，以换取保护免受“外界的威胁”。
【46】 George Quester，Of 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New York：John Wiley，1977），32-35 .
【47】 Galbert of Bruges，The Murder of Charles the Good，Count of Flanders，trans-lated by James Ro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291 .
【48】 Knutsen，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21 .
【49】关于这点，可参见John Finnis，Aquinas：Moral，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229，231，235。该段引自第247页。
【50】 Ibid .，252 .这符合当时伊斯兰传统对于国家权力在私人领域的限制的理念。
【51】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83-84 .
【52】阿奎那（Aquinas）主张以立宪限制皇权，防止暴君政治。Finnis，Aquinas：Moral，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261 .
【53】 Henry de Bracton，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translated by Samuel E .Thor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54】 The Magna Carta（British Museum translation），para .61，available online at：www .bl .uk/collections/treasures/magnatranslation .html，accessed 5 October 2004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is clause was removed from later versions of the charter .
【55】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86 .
【56】 Richard Kaeuper，Chivalry and Violence in Medieval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8 .
【57】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认为，骑士制度对于“1066年骑兵编制进入英国”有很大的限制性作用。Law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Normandy，edi-ted by George Garnet and John Hud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For a more jaundiced view，see Kaeuper，Chivalry and Violence，169-175 .
【58】 Gillingham，“1066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valry，”85 .以此看来，屠杀平民、抢掠财产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敌方的威力仰仗于此。
【59】 Kaeuper，Chivalry and Violence，179-180 .
【60】 Se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ehavior of followers of Robert of Bellême and William of Mortain in Orderic Vitail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jorie Chibnal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1980），VI：96-97 .
【61】如托马斯·马勒里爵士（Sir Thomas Malory）的著作《亚瑟之死》中圆桌骑士的誓言。Eugène Vinaver，ed.，M alory：works，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75 .
【62】 See Chrétien’s Lancelot，translated by Kathryn Gravdal in Gravdal，Ravishing Maidens：Writing Rape in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 and Law（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1），66 .
【63】 Kaeuper，Chivalry and Violence，24-28 .
【64】 Vitali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VI：97 .
【65】”In 1474，Sir Peter von Hagenbach was convicted by a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on charges of rape during a military occupation .”Thom Shanker，“Sexual Violence，”in Crimes o f W ar，edited by Roy Gutman and David Rieff（New York：Norton，1999），323 .此事涉及布莱萨克（Breisach）的骑士地位，据说他是首个失去骑士身份和性命的人。关于这点，可参见Eduardo Greppi，“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835（1999）：531-533，available on-line at：http：//www.icrc.org/Web/Eng/siteengo.nsf/iwpList106/911763 EAA 63170 C0 C1256 B66005 D85 D0，accessed 15 December 2004。
【66】 Suarez，as cited 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125-126 .
【67】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78 .
【68】该进程从1494年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一方面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侵略，一方面是路易十四世的死亡。See Wight，Systems of States，111；and David Kaiser，Politics and War：Euro-pean Conf lict f rom Philip II to Hitler（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2 .
【69】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171-173 .
【70】约翰·鲁杰指出，这个转变是“这个千年中最有渊源的重大变化”。John Gerard Ruggie，“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1993）：137-174 .
【71】正如阿奎那指出的，没有人怀疑他写作时的状态。“Chacun est ma？tre chez soi：personne n’est ma？tre hors de chez soi”（Each is master of his own house：no one is master elsewhere）.Wight，Systems of States，135 .
【72】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70：see also 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122 .
【73】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个理论：“国家专制主义是内战的产物，也是为弥补内战造成的损失而作出的努力的产物。”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48，52 .
【74】正如让·博丹所说：“主权在那个时候不受权力、功能以及时间长度的限制。”Jean Bodin，On Sovereig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3 .
【75】这种观点在“充足神力天使”和“不受法律约束的君王”等罗马法典中显而易见。
【76】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和卡尔文主义者在这点上的观点随着时间有所变化，他们捍卫当统治者背离了宗教正义时反抗统治者的权利。
【77】契约论者总体而言否认契约是历史的产物；而认为契约的概念是一种比喻，反映了统治者与他（她）统治的人们之间关系的本质。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曾经说过，由于缺乏与神权的对照，“某些社会契约的原则必须以合法性为基础”。在缺乏把君主和臣民联系起来的网络和封建制义务的时候，神权的性质显然是任意的，“国家必须退回到社会契约的诉求上来，无论是外在的还是隐含的”。Mac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155-156 .
【78】 Thomas Hobbes，Leviath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11.Italics added.
【79】 Ibid .，84 .霍布斯（Hobbes）关于武装冲突中的平民的描述与当代的同类问题依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80】 Wight，Power Politics，29 .
【81】 Simon Chesterman，Just War or Just Peace？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5-16 .
【82】 Jackson，The Global Covenant，115 .
【83】 Lentulus，quoted in Niccolo Machiavelli，The Discourses，in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New York：Random House，1950），527 .
【84】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62 .
【85】正如博丹所说：“如果王子禁止对杀人犯处以死刑，他是否也不受他所定法律的约束呢？我说，法律不是他的法律，而是上帝的法、自然的法。他不能被元老院和人民所豁免，他永远要接受上帝法律的质询。”Bodin，On Sovereignty，31 .
【86】 Ibid .，21，40-42，81 .
【87】 Mac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133-134 .霍布斯认为，若统治者无法保护忠诚的属民，那么共和国就要解散，个人都有保护自身的权利和自由。L ev iathan XXIX . 23 .See also XXI .21 .
【88】 See Francis Deng，Sadikiel Kimaro，Terry Lyons，Donald Rothchild，and I .William Zartman，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Conflict Management in A frica（Washington，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and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2001）.
【89】 Ernst Troeltsch，“Naturrecht und Humanit？t in der Weltpolitik，”cited in David Southern，“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in Germany，”in Liberalism，Anti-Semitism and Democracy，edited by Henning Tewes and Jonathan Wri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73 .
【90】 See Doyle，W ays o f W ar and Peace，214-2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