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太原时就开始注意结交英雄豪杰。如李世民岳父长孙晟的族弟长孙顺德，因为逃避隋炀帝的辽东之役，躲藏到太原，李世民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刘弘基原先是个流浪之徒，与游侠任气之人相往来，不事产业。他亡命到太原后，李世民也和他结为好友，出门时与他坐骑前后相连，进门时则同卧并起，关系非常密切。还有一个名叫窦琮的男子，因杀人而逃避仇人，躲到太原，一次因故与李世民发生纠纷，二人结下嫌隙。但当李世民得知窦琮是个豪侠之士时，他又不计前嫌，并且亲自邀请窦琮一同饮酒。窦琮心怀疑惧，以为李世民要乘机报复自己，但李世民始终以礼相待，终于使窦琮释疑，二人遂成为好友。窦琮后来为李世民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世民在太原的活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担任晋阳令的刘文静。刘文静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有才干谋略，善于分析天下大势。李渊到太原出任留守后，刘文静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李渊心怀“四方之志”，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于是和李渊进行交往，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刘文静在与李渊的交往中，又发现李世民虽然年仅二十，但其见识和才能却非同龄人可比。他经过仔细观察，认为李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对晋阳宫副监裴：“李世民非常人也。其宽容大度类似于汉高祖，英明神武同于魏武帝，他年纪虽然轻轻，却有天纵之才。”
不久，刘文静因为与瓦岗寨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结为儿女亲家，被隋炀帝以勾通乱党的罪名禁囚在太原监狱里。李世民也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图谋大事的奇才，便私下到狱中去探望他。刘文静见李世民亲自来看望自己，心中明白他为何而来，便对李世民说：“当今天下大乱，非有（商）汤、（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这样的才能，不能平定天下。”
李世民回答说：“您怎么知道没这种人呢？我只是担心常人不能识别啊。我现在到狱中来看您，并不是为了儿女之情来打扰您。现在天下形势已是如此，所以特来与您相商举义大计。还望先生妥善筹划其事，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便将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今李密长期围困洛阳，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遍山泽，多达数万，的确需要真命之主来驾驭天下。如果真能应天顺民，举义旗登高大呼那么四海也就不愁不能平定了。现在太原百姓躲避盗贼的都来到晋阳，我担任晋阳令已有多年。与其中的豪杰之士经常往来，一旦举义旗，只需打一声招呼，聚集者可达十万人。你的父亲又有数万军队，只要他一开口提出此事，谁不会随从？那时再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就帝业可成。”
通过这次狱中倾心交谈，李世民与刘文静结为密友。在李渊称帝后，刘文静担任司马，地位仅次于裴寂。当裴寂在朝中成为太子建成的强有力支持者时，刘文静则与萧、陈叔达等共同支持李世民，使李世民在与太子建成的夺权斗争中找到了坚定的拥护者。
可以说从晋阳起兵之前起，李世民就开始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见隋室大乱，暗中立下大志，于是倾心交结贤能之士，得到他们的支持，为建立自己的基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用人点拨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作为领导者，如果总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下属永远不知你在想些什么，听不到一句心里话，那同谁也交不上朋友。
只有向下属敞开心扉，把心交给下属，同下属心心相印，无话不说，下属才能亲近你，与你交心。领导者应当把本单位面临的形势、工作上的打算、遇到的困难和自己的苦衷，诚恳地坦率地告诉下属，让大家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放宽政策收买人心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与臣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经过密谋后，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当天，高祖下诏书大赦天下，并下令“国家军国庶事，皆由秦王处分。”
三天后，高祖又下诏立秦王为太子，诏书称：“自今军国庶事，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八月，高祖又下诏，正式传位给太子世民，自己退居太上皇。从此李世民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是为唐太宗，次年正月改元“贞观”，开始迎来“贞观之治”的新时期。
李世民执政之初，局势并不容乐观。建成、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一朝被杀，但是他们以太子、齐王身份为自己经营筹划多年，在朝廷内外和地方都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因此他们死后，原东宫、齐王的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处于与新皇帝敌对的位置。如何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不安定因素，成为玄武门之变后摆在李世民面前的首要问题。
对于东宫和齐王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的态度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起初，李世民对这两大敌对势力实行高压政策，在玄武门之变的当天，就令部将把建成的四个儿子、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死，斩草除根，消除后患；又下令绝其属籍，家产全部抄没。为了迎合李世民仇恨建成、元吉的心理，一些部将甚至打算将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全部斩杀，李世民没有反对，而是以默许来表示赞同。
对李世民这种株连政策，大将尉迟敬德坚决反对，他力排众议，大声对李世民说：“罪在二凶（即建成、元吉二人），他们既伏其诛，如果再连及支党，不是求得安定的良策。大王如果想得到人心，千万不可株连过多过广。”
尉迟敬德主张不扩大打击面，这对当时安定局面来说，确实是一条良策，因此李世民很快就醒悟过来，立即制止了部将滥杀无辜的建议，同时向高祖请求下诏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止于建成、元吉二人，其余党徒，一概不问其罪。”
可见李世民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转而采取宽大政策。
这一政策的改变果然立即收到成效。就在六月五日，也就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二天，曾率领东宫、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秦王势力的建成心腹将领冯立和谢叔方就来向李世民自首请罪。
在招降东宫、齐王府余党的同时，李世民对其中的一些才干出众者更是另眼相看，将他们和秦王府臣僚同样重用，有的甚至引以为心腹。如被流放到崔州的原东宫属官韦挺，在召回之后，李世民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在身边当自己的顾问，而对原太子洗马魏征，李世民更是倾心相交，在对待原东宫属宫中尤为突出。
在对原东宫、齐王府党徒实行宽容政策的基础上，李世民终于化解了敌对势力，还为自己网罗了一批文臣武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
李世民礼葬太子建成，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宽心”谋略。李世民杀建成，毕竟有违封建伦理道德。为了消除这方面的不良影响，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冬十月刚即位不久，就下旨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刺”，借此表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和李世民的仁爱之心。然后，李世民又下令以礼安葬隐太子建成，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的后嗣，亲自送建成棺柩到千秋殿西门，。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接受魏征等东宫旧属的上表，允许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属官前往送葬。李世民这一招运用得非常巧妙，因为魏征等人的上表一方面肯定了建成的被杀是罪有应得，玄武门之变是正义之举；另一方面又从封建礼仪上论述了送葬的道理，认为这样做既不背人臣之礼，又有利于消除原东宫、齐王府臣属的仇恨情绪。
对此李世民当然乐意接受，于是原来十分激烈的秦王府与原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也借此机会得以消除，李世民也进一步取得了各位臣僚的忠心支持和拥护。
正是依靠这种宽心策略，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之内，就迅速缓解了原东宫、齐王府臣属对自己的仇视情绪，并对他们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原秦王府臣属共同辅佐自己，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用人点拨心胸宽广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良好的个人魅力。对于领导者来说，尽弃前嫌、心胸博大、目光远大，既是给别人以机会，也是给了自己以进步的机会。
一个领导者是否具有不计前嫌的胸襟，直接关系到他能否纳才、聚才和用才，而且也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前途。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对于有才华的反对者就应以宽广的胸怀和大度的气量主动去接近、团结并启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才之心和容才之量，从而使他们改变对你的态度，并愿意为你所用；同时，也让你更富有吸引别的优秀人才加盟的个人魅力。
尽可能多地发动下属的力量
李世民认为，即使君主自己贤明，但是臣下如果不进直言，同样会使国家陷于危险的境地，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
不过，李世民所主张的“君臣事同鱼水”并不等同于君臣之间的绝对平等关系，而是将其置于君主的专制统治之下，即他所说的“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如果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将君臣合力治国的关系提到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实现君臣共同治理天下，李世民非常注重选用人才。为了广开才路，李世民推出了士庶并举、官民同申、新故同进、汉夷并用等政策，网罗了一大批人才，魏征、王洼、马周等由此进入李世民部属的队伍，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同时，李世民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他不仅从历史人物身上，而且从平常生活中发现个人的不足，并由此得出“自知者明，信为难矣”的结论，指出：“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正由于帝王不是“尽善”之人，所以李世民主张依靠臣下，集思广益。他曾对大臣魏征说：“美玉通常隐藏在石头中，不经良工琢磨，与瓦砾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如经过良工的精心琢磨，去掉石、瑕，就可以成为传世之宝。朕虽然算不上美玉，但还是希望你们这些良工来费心琢磨。”
李世民将自己比喻成在石之玉，而把辅佐自己的大臣比作良工，实际上是公开承认自己还有不少缺点，希望臣下帮助自己去除，使自己成为美玉。这样，李世民通过比喻，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期望，即通过君臣合力将大唐王朝治理好。
李世民深知要实现君臣之间的合力，就需要自己善于容人纳谏，改正自己的缺点，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如贞观八年，宰相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就问他宫中正在营建什么工程。窦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太宗大怒，认为房、高管得太多，就叫来二人斥责说：“朕只要你们管好朝廷大事，至于宫中事情，何苦你们关心？”
房玄龄、高士廉见太宗脸有怒色，不敢作答，只能谢罪辞退？这件事马上被魏征知道，魏征随即上奏说：“臣不理解陛下为何斥责房、高二人。也不知二人为何谢罪？他们二人既然是宰辅大臣，也就是陛下的左膀右臂和耳朵，有什么事情他们不应知道的？陛下斥责他们是何道理，臣实在难以想通。且营建工程需要多少费用，这些工程有无必要，宰相都应有所了解。如果有必要，他们应该帮助陛下完成；否则就应该上奏请求撤除。这是君主任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的常理。如果房、高二人过问得对，陛下就不应该责备他们，他们为什么还要谢罪呢？恐怕是陛下不识大臣之职吧？”
魏征这番话将李世民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李世民口口声声强调要君臣合力，共治天下，那么宰相就应该担负起重要责任，而李世民现在责备两人，显然有悖于君臣合力共治的原则。因此，魏征的话说完之后，李世民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向房玄龄、高士廉二人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意。
到贞观五年，唐朝就出现“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的景象，而李世民将这一切归功于众臣，说道：“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
李世民这种重视君臣合力共治、推功及人的谦让精神，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用人点拨
领导者再有本事，充其量也是一个人。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当尽可能多地发动下属的力量，才有成功的希望。靠的绝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整个领导集团。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领导者进行决策是严肃、科学而又极其复杂的事情。因此，领导者在决策时必须善于发扬民主，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在决策过程中，要广泛而深入地搜集群众的意见，提倡“百家争鸣”，集思广益，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开“诸葛亮会”的办法就是一种好形式，它能够使领导者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使“三个臭皮匠”起到“一个诸葛亮”的作用。
满足下属不同的心理需求
做了皇后的武则天，一点也不甘于平淡，为了实现政治野心，急需培植自己的一帮势力。她的手段是发展科举，让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到官僚队伍中来。在其执政的５０多年中，取进士达１０００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李世民时增加一倍以上。过去考试贡生，考卷都要用纸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废除糊名制，这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
由于武则天放开手脚，广开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层贫民，涌进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队伍，甚至出现了官职贬值现象。
当时，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李义府卖官。李义府是外廷中最早投入武氏集团核心的人之一，被贵族们视为小人，但久居相位，是唐代历史上第一个大贪官。本人卖官，他三子一婿，全都参加卖官活动。他卖官的目的自然有捞钱的意图在内，但政治方面的意图却是主要的。这种意图就是“多引腹心，广树朋党”。李义府的这种活动，如果没有得到武皇后的支持是说不过去的。李义府的朋党，自然也就是武皇后的朋党；将“杂色人流，不加铨简”与卖官二事合而观之，我们就可以看到武皇后意图所在，这就是广树腹心，以摧毁长孙无忌这一派的势力。
武则天是如何控制军队的呢？一个重要措施是建立《姓氏录》的新门第体系，取代旧《氏族志》体系。《氏族志》是李世民钦定门阀的士族谱，它虽然对魏晋以来传统的门阀观念有所突破，但重点维护的是打天下时的基础班底关陇贵族的利益。武则天在夺宫胜利后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她要粉碎来自长孙无忌等人的复辟挑战；第二，她要长久地巩固夺宫成果。完成于永徽夺宫之前的《氏族志》，既没有记录下夺宫的成果，更不可能对这个成果起任何巩固作用。于是，《姓氏录》便应运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