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当张曼娟还是一个文学硕士班的学生时，曾经获奖的她，陆续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时候，有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可以出一本书。那时候，半懵懂状态下的张曼娟将手边的几篇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了小说集《海水正蓝》。“《海水正蓝》对我的人生是个意外，对整个台湾的出版界也是一个意外。短短半年就开始畅销，影响了台湾读者的阅读品位和口味。”
“那时候的我，是一个伤感的人，《海水正蓝》也就充满了泪水与悲伤。”多年后，张曼娟用这样的笔触形容24岁时发表处女作即轰动文坛的自己。
3年后，《海水正蓝》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所谓盛名之下，应者云集。这部领跑各大书市排行榜的作品也令她备受煎熬。长期以来，人们对通俗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有误解，或是轻视，或是故意忽视。而一个初出茅庐的在校女孩，她的一部看似不经意的作品竟能震撼整个出版界。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女孩，她为什么能独领书市风骚？”
催人奋发的力量在那些岁月里形成，这时候的张曼娟选择了一种看似洒脱的自我保护方式。她决定继续深造，读完硕士再读博士，心中只为求证一个答案：“我是否真的如此浅薄，仅仅只是运气好？”
念博士很辛苦，身为畅销书作家的张曼娟常常会遇到老师、家长好意的劝诫。有一次，一位古诗班的师长对她说：“在台湾从来没有一个畅销书作家是博士，也从来没有一个博士是畅销书作家，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我劝你休学，回去写你的小说吧！”每当遇到这样的挑战，张曼娟总是淡然一笑，内心越发笃定。个性低调的她向来认为做比说好。“因为没人做到过，假使我没做到，也没什么丢脸的；假使我做到了，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做到。”
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她度过了4年的求学生涯，顺利取得了博士学位。
时至今日，张曼娟已经出了40多本书，本本畅销的奇迹，令无数业内人士刮目相看。她却说自己内心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痛苦。“自我突破是最大的困难。有时也许你的书是很畅销，但它们是否能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呢？这才是创作者痛苦的根源所在。”
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这对于张曼娟的写作有着特别的意义。在此之前，她要强地以为：“外界的评论不重要，我是一个可以写，也可以不写的人。”
但当灾难真的赫然眼前时，到处余震不断、灾情频传、人心浮动，仿佛世界末日的感觉，而张曼娟依然端坐在书桌前，把正在经历的地震写出来，然后用邮件发给海外的媒体同行。“当时台北的电力供应受到了影响，会突然断电，稿子写得很辛苦。我住在16楼，都说下一次地震会更大，妈妈大叫让我不要写了。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算我死了，我也一定要把稿子写完。性命攸关的时刻，我突然发现，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清楚地知道——原来写作是我最爱做的事情，是我在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刻，还是要把它做完的一件事情。”
身为女人，张曼娟有一颗娟秀而细腻的心。2008年12月7日，她到北京的五道口签售新书《妖物志》。有一位从10年前开始读她文字的清华大学的读者，轻轻地对她说了一句：“我要是能和你做朋友该多好。”这简单的一句话让彼此都湿了眼眶。
“我并不认为一直在一起，才是朋友。分享了彼此的心事，见证了彼此成长的过程，哪怕只是一面之缘，也是朋友。”
此后，她与那位读者互相留下联系方式，至今依然联络。不过张曼娟更希望的是再去北京，可以和那位读者见一面，并且知道她一切都好。
恋师者：成为老师是此生最美好的际遇
“现在看来，那几年枯燥、孤寂的学业，确实锤炼了我的性格。拿到博士学位，不但是对自我的肯定，而且可以让我很自然地留在学校教书，成为一个老师，是我人生里最美好的际遇。此后，我得以遇到很多很棒的人，经历很多的事情，这些，都是在教学生涯中发生的。”
1987年，张曼娟在准备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时，被老师通知去台湾的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任教。1988年，她正式执教台湾的东吴大学中文系。
1997年8月，她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并同时在香港电台主持两档普通话节目，并帮香港的教育局录制有声书。此后一年，她回到台湾，继续执教台湾东吴大学。在那里，她主要教授“古典小说”、“现代小说”、“旅行与饮食散文”、“大众小说”等课程。
做一个有启发性的师者，这是她对自己的期望。
“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我是一个作家，我希望让我的学生了解到现代文学其实并不边缘化。现代文学所代表的，正是我们现代的生活，而我们才是现代生活的创作者。李白、杜甫的作品确实好，但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我希望可以教给学生多一些来自现实世界的思考。其次我要让学生觉得学习是一种体验。在课堂上，我很少武断地给出结论。考试的时候，我向来鼓励学生们把所有的书本资料都带进来，让他们开动脑筋、翻阅资料作答，从而进一步巩固知识。”
因为她独特的教学方式，她的课堂常常是学生爆满。上她课程的同学，从来不会有所谓的一家之言。
张曼娟从教22年，现在许多的同事，包括“张曼娟小学堂”的很多老师都曾是上过她课程的学生。对于师者张曼娟而言，能够看到自己的学生都成为很好的老师，对学生有帮助、有爱心，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人心了。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以前的学生来看望张曼娟，有时他们会带来亲手制作的小礼物，或者鲜花，感谢老师对他们的激励和影响。“我很感激这份上天赐予我们的缘分，也正是因为这份感恩，鼓励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意义的。”
在一条既定的河流上行进，张曼娟是快乐而自如的。2005年夏天，她升职为教授。这时候的她，萌发了要栽培儿童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想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饮水思源，我需要做的是带领已经渐渐失去中国本土文化的孩子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根脉，让孩子们找到自我和存在感，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对古典诗词的喜欢，是来自父母从小的栽培。还记得当年母亲拿着《唐诗三百首》，教我和弟弟背诗，帮我们打发了一个个在月光下吟诵歌谣的夜晚。”
于是，她一手创立了“张曼娟小学堂。”
她最喜欢的称呼，仍是“曼娟老师”。“它是很中性的词汇，摆脱了性别、年龄的限制。传道授业解惑，叫起来感觉很亲，喊着‘老师’两个字，马上就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恋自我：单身是生命中的意外之旅
回到本身，张曼娟笑称自己是“三高女人”。
至今单身的她，曾遇到过许多世俗的压力。来自父母、来自周围，林林总总。有一段日子，身边人仿佛一窝蜂似的，都联合起来给她介绍。只要是身体健康、身家清白、有工作的男士，都可以成为她的结婚对象。
女大当嫁，大家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张曼娟博士刚毕业时，有位长辈给她介绍了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那个男人不管年龄、身高、客观条件，各方面看起来都跟她很相配。可等到真正交往之后，她发现他是一个有强烈控制欲，并且非常吝啬的人，可说是少见的吝啬，甚至还规定她以后如果结婚，每个月的花费不可以超过台币2000元！这当下就吓到她了，张曼娟心想：这是婚姻生活还是集中营啊？
渐渐地，身边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总是难有适合的停留。偏偏张曼娟是如此独立又聪慧的女子，她对男女之事看得如此通透：“通常条件愈好的男人，就愈没时间，那么女人就该多多配合啦。问题是，现在很多女人不愿意，也不是不愿意配合，而是把‘多多配合’改成了‘彼此配合’。所以，单身是有原因的。”
也不是没有过美好的爱情，不过那些都成为了过往烟花，绚烂在了遥远的夜空。许多的情愫，也在张曼娟的文字里若有若无地点缀，柔软了她自己乃至读者的心境。
而包括张曼娟自己，在那以前，都从没有想过要单身。后来她出了书，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之后，每次去参加笔会时，有些男作家上台演讲，就开始拿她开涮，说是“三高女人”最愁嫁：学历高、知名度高、身高高。谈及此，张曼娟更是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如今，原先的压力、异样的眼光，都已经慢慢过去。父母对张曼娟的单身选择了宽容，渐渐地，一些男性也不再以调侃的态度来对待她了。
因为随缘而安这份释然，张曼娟率真地喊出“单身快乐”的宣言：“作为一个单身的人，我们应该快乐，因为我们值得。单身的人常常得独自面对生活的难题，所以，在可以追寻快乐的时刻，要更加勇往直前、不落人后。”
2009年的圣诞节，张曼娟独自一个人过。她先去为自己买了一棵小小的圣诞树，再买来一些闪闪亮亮的灯饰，装置在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地方，她把礼物包装得很漂亮，放在圣诞树下。张曼娟还买了个烛台，几支细长漂亮的蜡烛，准备吃单人晚餐的时候点燃它。末了，她还去唱片行买回一张大减价的圣诞歌曲CD，以增添过节的气氛。一切准备就绪时，她还为自己张罗了一顿简单美味的晚餐，然后穿着漂漂亮亮的衣裳，喝一杯红酒。那天晚上，张曼娟放着圣诞歌曲，拆开心爱的礼物，举杯对自己说：圣诞快乐。
以前的张曼娟是多愁善感的人，而现在的她虽善感但不多愁。“我是苏东坡的信徒，我读了很多他的文字，他一直告诉我们从人生的痛苦里挣脱出来，我们不能逃避痛苦，但可以把痛苦变成燃料。”
“人生本来就是痛苦，但痛苦有时会变成一种养分的来源。人生有一点点欢喜的时候，都要把快乐延长，让快乐取代痛苦。”
在张曼娟看来，最理想的爱情，不一定每一天都要在一起，但一定要有两心相属的感觉。“如果有一天，我决定结婚，那么对方一定是一个可以理解我的各种想法，并拥有足够自信的人。”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多，但张曼娟的工作却安排得井井有条。和普通的上班族一样，她每天有8～10个小时在工作，会积累一段相对长的假期去外地旅行。在旅途中，她会大踏步地行走或奔跑，孩子气地四处张望，仍像一个等待爱、呼唤爱的大女孩。
很多人惊叹，40岁的张曼娟依然保持有如少女般曼妙的身材，皮肤光滑白皙，她娓娓道来自己的独家秘诀：“工作如恋爱，恋爱如工作，对身心有帮助，使我充满活力。”
9．江霞：诗意栖居，优雅生活
江霞：湖北楚天广播电台主任播音员，楚天卫星台节目总监。湖北省及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武汉作协视听创作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荣获“金话筒”中国百优广播节目主持人称号。曾先后主持“广播文艺杂志”、“生活空间”、“名家讲坛”等节目，其端庄、儒雅、亲切的主持风格受到大众喜爱和专家好评。2004年以来，由其一手策划并主持的广播访谈节目“名家讲坛”，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被广大听众盛誉为“老百姓的快乐学堂”。
采访江霞，难得地惬意和放松。她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更懂得应该怎么要。所以她争取时执著，放手时坚决。如今，她固守自己的城池，静守一片诗意的天空，日子过得娴静舒适。她的可爱、她的优雅，被她一一诉说时，值得你细细品味。
播音也是有灵魂的，它是一门可爱的艺术
我出生在湖北潜江。爸爸是当地农机局的一名普通干部，妈妈是市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
从小，我就对广播充满了好奇。那时候，我常常托着腮帮，对着广播喇叭好奇地想，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装得进人呢？我断定，必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播音员住在里面。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我在同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小伙伴们总是拽着我去读毛泽东语录牌。我也就学着喇叭里播音员的样子，有模有样地朗读。三年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语文课本上的《贫民张大爷》这首诗，并为操劳了一天的妈妈朗读当催眠曲。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会改变了我的一生，而这些潜意识的爱好和兴趣，会让我渐渐培养了这种与广播结缘的才能。
那以后，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我不断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四处转学，但无论转到哪里，我都会迅速被学校的广播台发现。而每一次学校表演节目，必有我的朗诵节目。那时候的诗歌，经常都会有“啊”音，最后，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干脆给我起了个绰号——“啊”。
想起来可笑极了。那时候，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播音，也不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广播艺术。当16岁时的我第一次站在播音员岗位上的时候，都有些手足无措了。按我当时的理解，我是特别想当记者的，因为在我的观念里认为，记者才是富于创造性的工作，而播音，却只不过是机械的声音工具。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要去做播音的时候，还痛哭了一场。直到一个月后，省电台举办了播音员培训班，我被作为唯一的县广播站播音员代表去参加培训，听到那么多优秀的播音员前辈的讲解之后，我发现，播音也是有灵魂的，它是一门可爱的艺术。从那以后，我深深地爱上了播音。
很快，短暂的播音培训就结束了。我回到了潜江，继续在过去的岗位上工作。那时候，我发誓一定要把普通话练习标准，培养普通话的语感和兴趣，要做一个最棒的播音员。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爬到广播站3楼的天台上练声。因为我是地道的湖北人，隶属南方语系，身边又没有说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所以在很多音节的吐词发音上面，我存在先天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我把所有与普通话音调有差异的字和音节全部做了批注，然后努力地去练习、调整。果然，3个月后，我的普通话有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很多听众都竖起大拇指夸奖说，我是历届播音员中普通话说得最标准的。
虽然工作上很努力，但我在内心不断对自己说，我不是属于这里的，我相信自己还能拥有更广阔的天空。那时候，我在练习发声甚至连诵读广播稿的时候，都是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开头去念的。那时候，父亲还常笑话我，小丫头片子，人小鬼大呢。的确，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大的发展，我不能永远属于这一块故乡的土地。
终于，依靠不懈的努力，我等到了最后的机会。1984年3月，我终于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武阳老师发现，得以以借调的名义进入省台工作。不久，我就收到了录用通知。可是，当我得知我原来工作的潜江广播站的站长罗以成（时任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调入武大并组建新闻系，而潜江正好有两个招生指标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到潜江备考。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最后，1985年5月，我以当年武汉大学新闻系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考入，并脱产学习了两年。
毕业后，很多武汉当地的新闻单位都邀请我，可是潜江台不放人。于是，我只得再次回到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