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持的私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在“两会”上发表言论云：“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显然,第三者和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共同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因此，这位研究脑科学的学者提交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议案，其中最具有新意的是这个：支持婚姻中无过错方向第三者索赔。
婚姻这件事算是庶政中的重点，1949年建国之时，首先颁布的就是《婚姻法》，可算是对这种社会构成的基本成分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虽然一直是大家的私事，但所有国家都曾经走过一条很有共性的路，基本上都是从国家的允许到自愿结合的报备制度。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当年有段时间交个男女朋友都要向组织汇报，结婚也要开介绍信之类的东西，以便取得国家机构的许可。后来才变得简单了许多，两人拿上身份证户口本基本上就可以了。
之所以如此，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为了简化手续，而且自从改革开放后，一直以来的单位制度已经寿终正寝，想去找个单位开介绍信都未必能找到地方，而新型的公司也与当年那些从食堂到宿舍一应俱全的单位不同，并没有义务关心员工的私人婚姻生活是否值得证明一下。
但更深的含义并非如此简单。我们知道，婚姻这件事基本算是私人领域当中最重要的关系，由于其需要社会规定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调节，所以才有国家承认婚姻合法性这个手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想想看，你想与某个人共同生活的话，关国家啥事体？简化手续，把婚姻从国家的允许变成到国家机构那里报备，是对于私人领域的一种尊重。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权力的退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找“小三”要赔偿的说法，就是为国家权力再次进入私人领域而张目了。婚姻这件事所牵涉到的权利义务，与财产等东西并不相同，由于牵扯到个人的自由意志，把这种因为感情而结合与承诺的相互拥有等同于拥有一间房子、一辆车子，也就等于把人的意志降低到了物品的程度。个人感觉，这实在算是一种侮辱。
一直以来，我们这里是没有多少私生活的，包括现在看来天经地义应该归属于私生活领域的事，其实也不过真正成为自己生活没有几天。而就是这么点儿难得的个人生活，也还是有那么多人惦记着，稍微一不注意，就有人用正义无比的强调把我们个人的情感问题归结到了器物的层面上，弄得我们这些据说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都跟某些坛坛罐罐似的。这种自我放弃尊严与权利的行动，你都不好说是脑子进水，还是被公共生活这个大帽子压得太久以至于变态如斯。
更可怕的是，在这条议案后面的讨论中，绝大部分发言的网友都强烈赞成国家应该把这个写进法律，并且强力进行执行。我有时候总是在想，先贤说的话真是有道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有期待着国家权力强势进入私人生活、把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问题的人民，就别怪掌握权柄者把手伸到你生活的其他领域，甚至包括你的钱包与其他的合法权利。
什么叫做自找倒霉？除了拿脑袋撞墙之外，就属这种完全不能分清什么是道德领域、什么是法律领域的行为最为可怜而可恨了。我们这里始终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界限，从这小小的一点上就能找到原因。
肘子与生活
小时候家里不富裕，对于肉食有着崇高的渴望。那是一个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来东西的年代，倒是有不少小人书，里面总是有所谓好坏人的区别。好人当然是心向往之，但恶人的图片当中，却总有大吃大喝的景象。做好人是很难的，但做恶人总是可以手持一个大肘子啃来啃去，这让我等情何以堪嘛。长大以后我怀疑，那时候的“胃亏肉”症状其实也潜移默化到了绘画者的笔下，但因为政治不正确的缘故，只好把肉放在了恶人的手中。
年岁稍长之后，对于肉食的生理欲望总算是能够得到满足了。在越吃越是精细的今天，对于那种大肉的渴望变成了一种潜意识当中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都还能看到桌子上有一盘大肉，这道菜往往是肘子。
肘子之好，根据考证是可以美容的。但某位著名的科普人士则说，其实被视为美容圣品的胶原蛋白其实无论是吃下去还是抹上去，基本都不会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皮肤上。但这并不妨碍总能见到某位花枝招展的女士，用优雅的方式弄下肘子上的皮放在嘴里，更有甚者，捧着一只猪蹄吃得喜笑颜开。
肘子的做法在国内以“东坡肘子”最为著名。东坡先生诗文俱佳，据说烹饪也是有一手的，而且作为一个文人，他并不避讳自己最俗的那一面：喜欢吃肉。当然，与此同时他还比较喜欢美色。在前后辈的诗人以及文豪们都标榜“梅妻鹤子”之时，他就在说自己是雅俗兼备：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
而“东坡肘子”大致是“东坡肉”的一种变体，其标准为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鉴定其是否已经到了火候的标准之一，是用筷子一挑骨肉即可分离。但实际上所谓肥而不腻其实已经是一种说出来的口号而已。当年那是没有肉吃，炖得稀烂的肘子还能算是肥而不腻，现在要说这个，恐怕多少都有一点名不副实了。而原本用柴锅炖煮的东西，用了高压锅之后，自然也是风味减少了很多。大部分餐馆对于这种做法都是放上一堆酱油，看上去既不鲜亮，又让人少了胃口。
“东坡肘子”的至高境界应该是那种在盘中完整而鲜亮，表面上红艳放光、衬着皮下面的那一层白色的肥肉以及暗红色的瘦肉，整体形态不失。当你伸出筷子轻挑慢捻的时候，整个结构随着筷子的运动而崩解，绝对没有把筷子当做锥子用的时候。这就是以“东坡”为名的肉食最可珍贵处：火候与功夫，让肉质成为一种嫩如豆腐的物质。
而水晶肘子则是另外一路功夫。如果做得够好、胶质析出足够多的话，其晶莹剔透之处还是颇有可观的。但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下这样的功夫了，以化学制剂或者芡粉充数而达到半透明的效果。水晶肘子是不能单吃的，而是要配上料汁才能体现其香气。最好的料汁其中必然有蒜。
至于国外做肘子的功夫与我天朝上国的做法有异，最有名的自然是德式烤猪膝。其实对于国人来说，德式烤猪膝虽然有外焦里嫩的特点，尤其是那层脆皮最易下酒，但实际上肉质发死、油腻，那层皮如果烤得不好，几乎堪比橡皮。德国的啤酒当然是好的，但德国的菜式当中，烤猪膝名声很大而不觉得如何，倒是香肠以及酸菜确实是不错。
北京有一家以德式美食著称的餐厅，在凯宾斯基饭店中，叫普拉纳啤酒屋。啤酒可称为全国第一，主要是自酿的黑啤实在是太有滋味了。世界杯期间经常没有位子，而逢到德国队比赛之时，足能把人挤成照片。如果是德国队胜了，一般比较严谨的德国人之热情，能够把人从照片状态直接烤成德式烤猪膝的那层外皮。
当然，现在德国队算是没有争夺冠军的可能了。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德国队的，并且认为他们这个民族着实可怕，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与意志。但其食物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个地方之所以让人怀念，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赚钱之后，带着太太、借着她过生日的由头浪费一把的地方。与当年胃亏肉而爱上肘子的情节相似，这也算是始终对它有好感的原因之一吧。
贫穷是一种罪
贫困的孩子因为没有丧葬费用，把猝死于出租房中的母亲装到麻袋里抛入河中。这件事本身所能告诉我们的已经很多了，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还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公安机关以涉嫌“侮辱尸体”而刑拘了这个所谓的“不孝子”。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心头真是郁闷难言。一个不能支付起码丧葬费用的人，竟然还有这么一条罪过在等着他，是任何思维正常的人所不能想到的。您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个公民因为贫困的原因不能生养死葬，以至于在无奈之下只能抛尸于河中之时，到底是谁侮辱了尸体？是贫困不堪的孩子，还是在贫困时无可依靠的社会机构？
记得在前段时间，有个母亲为了给孩子增加一点营养而到超市偷肉；再近一些有一个孕妇到超市偷肉。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一个道理：即使我们的社会已经比前些年繁荣了很多，但依然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些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往往也不知道如何去寻求一餐之饱、一夜之暖，无他，主管此事的民政部门大门是朝哪边开的没几个人知道，进了大门如何寻求救济，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偶然陷入困境或者长期处于贫困边缘的人，无法也不知道能够如何去寻求本来应有的社会救济。
一般来说，在一个社会里救助行为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官方的社会救济应该占到主要层面。这是由于官方掌握着最大的社会资源，这是他们必须尽到的责任。但不论什么样的官方机构，其运作当中总是有各种官样文章，其效率是有问题的。有鉴于此，很多国家都成立一些由官方主导的、可以马上提供一些生活资源的应急机构。自从孙志刚案件以来，收容遣送制度已经改变了用途，也算是建立了这样一部分的应急救济机制。
但事实证明这肯定是不够的。一个是官方机构运转起来成本过高，一个是因为其覆盖面虽然庞大，但由于其规章制度的原因，不能及时进行救济项目的调整，有很多处于突发性贫困的人群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济。所以，在很多国家里，民间慈善组织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前段时间，温州出现了施粥摊。这是民间组织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民间组织虽然掌控的资源有限，但由于船小好调头，能够及时弥补由于官方组织不能覆盖到边边角角的缺憾。此新闻一出，得到广泛的赞誉。其实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也可以看到民间组织的那种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官方的救助机构。
由于很多原因的限制，我们现在的民间救助机构始终没能成大气候。比如相关法律就规定，民间的这种组织不能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活动。这就限制了民间组织的活动范围以及自身品牌的建立，也就相当于限制其成长发育。而一个健康的社会，更多的是依赖这种公民自我组织的成熟，并不是依赖官方对于这些活动的包办。
回到这件事来说，这位贫困人士本来可能还可以勉强度日，一旦出现这种突发的状况，他的没有任何可以伸缩应对的经济状况就会把他整个生活摧垮。在这种状态下，除了原本官方机构的力量不足外，对于这种千奇百怪的贫困原因也是无法即时进行反应的。如果我们民间的救助组织足够发达而且足够为大众所知，倒是有可能作出比较合理的安排。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公安机关竟然还能把法制社会的精髓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居然能够以“侮辱尸体”的嫌疑对此人进行刑拘，那只能说明法制精神本身所赖以存在的人文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因贫穷而产生的罪过有其可以原谅之处，更何况此事并无太大的社会伤害，如果心中没有涌起悲悯之情，而只是猛然在此刻回想其法条如何规定的话，这个法律行为所惩罚的就是贫穷本身。而贫穷本身是无罪的啊。
钱成了我们最大的病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是我们社会能够运转的润滑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钱的流向以及是否健康，总是应该关心的。
说起最大头儿的钱，莫过于政府的钱。每年一次的审计总是能出各种怪事。曾公布的审计结果当中，有中央部门近亿投资按1元钱入账，有靠企业出资买车建房数千万，有举办论坛收取赞助费3千多万，有列支千余万用作装修和买礼品。想必不是各个单位里的会计业务不过关，而是就打算这么挣钱、花钱而已。比之居然还查出数千张假发票、金额1.4亿元来说，巧立名目这件事都显得多少还有些人性化了。说起来北欧还有个地方练红灯区的从业者都知道中国的“发票”，在发票声名远扬之余，这些民脂民膏的走向总会让人有观看人间奇迹的感觉。
而其他方面的钱怎么流走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能知道不正常。山西蒲县曾经的煤炭局长被查，其一直是辖下一家煤矿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北京三环内房产33套，被开出了3.2亿元罚单，而2009年蒲县财政收入为9.7亿元。古人云“富可敌国”，现代国家疆域广阔是敌不得的，但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就能利用手里的权限做到本县无敌，也不能不说是我们这里的胜景之一。
除了政府花钱花得不够明白、利用手里的权力使得自己先富起来的事情之外，老百姓手里的钱也没那么安全。北京街头出现假ATM机令市民恐慌无比，只有插卡口，没有出钞口，信息盗取后钱也被盗走，混乱的监管令人担忧。
一个社会的病灶，有时候会通过金钱的流动而体现出来。海南海口数千套海滨景区的限价房专供干部，平均面积每套123平方米，定价远远低于周边的普通商品房价格，算是另外一种金钱的流向。这种流向虽然并非是把大把的票子揣进腰包，但结果也相差不远。明目张胆地拿走现金与这种转换的形式，已经构成了我们这里最大的病。
与之同时，贵州某地对100多名涉嫌贩毒的人员举办了盛大的公开逮捕和宣布劳动教养，“游街”之事再现江湖。有意思的是，我们对于社会财富的流向始终不能一窥全豹而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倒是这种荒唐的闹剧一再地发生。在该透明而不透明的社会里，透明地侵犯人权就成为了某种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