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科院，杨小凯边工作边系统地学习经济学的各种基础理论，准备厚积薄发。当慢慢整理好了自己脑海中的知识碎片后，杨小凯逐渐产生了对经济学的独特理解。1982年，杨小凯被聘为武汉大学的经济学系讲师，主讲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理论的课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教材的极度匮乏，由于长期对西方经济学的封杀，教学中使用的大都是苏式的以宣传说教为主的政治经济教材。
杨小凯为了教学的方便，除了翻译一些国外经济教材外，还自己编写了两部教材——《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书中不仅介绍了经济学的一些基础原理，还建立了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模型。
这些教材后来成为许多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窗口，还引起了当时访问武汉大学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至庄的帮助下，1983年，杨小凯被录取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纵观中国的文化历史，管鲍之交、萧何追韩信等，从来都不乏举贤荐能的侠义之辈，有些甚至因此惹祸上身，但是这个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
当杨小凯的出国手续因为“政审”卡壳之时，邹至庄再次伸出援手，给相关人员写信求助，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汉族。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81年至1988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同样是一位极具道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他看到信后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申请。几经周折，杨小凯终于在1983年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与此同时，杨小凯的历史问题也得到了公正的评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结果终于还了杨小凯一份清白——《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
背负了十几年恶名，又因此失去了一位亲人的杨小凯，此时已经不太在意这个宣判结果了，他一直相信在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这样的结果是一种必然，强权政治注定不会长久。
正是这一磨难使杨小凯产生了更为深邃的思想和忧患意识，当这一切在历史的审判席上画下句点的时候，他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于没有接受过丝毫西方经济理论正规教育的杨小凯来说。在读期间，邹至庄教授对杨小凯关怀备至，常常给他打电话告诉其成绩，这给了杨小凯莫大的鼓励。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杨小凯就通过了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答辩，不要说几乎没有任何学历背景的杨小凯，就是一个从小学平稳读到博士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下这个学位也是很大的一个荣耀，杨小凯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可见一斑。
期间，杨小凯由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看到了自己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引发了他对那段时光的回忆。1986年，杨小凯写出了中文版的《牛鬼蛇神录》，记录了他在那段岁月中的点点滴滴。
1987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后，杨小凯到耶鲁大学做了1年的博士后。这段海外的读书经历让杨小凯对现代经济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4．经济学界的扬名
1988年，杨小凯得到了一个在纽约大学任教的机会，同时也遇到了一个需要选择的问题，事关美国的绿卡。由于他在国内的特殊经历，申请绿卡比较容易，但是杨小凯对故国父亲的挂念和对那块他诞生的土地的深厚情感，让他放弃了申请资格。
放弃了这个难得的工作机会，杨小凯与妻儿在美国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变得更为拮据。这时候，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了他一年的教职。7月，杨小凯开始了他澳大利亚的教学生涯。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后半生，也是在这里，他成为了享有世界声誉的经济学者。
刚开始上班，因为仅仅有一年的教职，所以家人对一年之后的去向比较担忧。但是很快他们便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随着在墨尔本大学工作生活渐入正轨，杨小凯开始释放他积累已久的学术力量，投向世界顶尖经济期刊的论文陆续发表，很快就获得了终身教职，并且被聘为高级讲师。1990年，杨小凯在著名经济学者张五常的邀请下，到香港大学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经济学课程讲授。
解决了工作生活问题的后顾之忧，杨小凯与黄有光[ 黄有光，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85年至今任Monash大学讲座教授。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研究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法，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合著了他的第一部英文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这是杨小凯多年来对劳动分工理论的系统总结。这本书倾注了杨小凯的很多心血，一直写了两年多才完成初稿。在这本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杨小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超边际分析法[ 超边际分析法是杨小凯提出的，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杨小凯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法，并用此方法复活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
]。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多是以边际分析[ 边际分析法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同时形成了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派，代表人物有瓦尔拉斯、杰文斯、埃奇沃思、马歇尔等人。边际效用学派对边际概念作出了解释和定义，当时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叫做稀缺性，杰文斯把它叫做最后效用，但不管叫法如何，说的都是微积分中的“导数”和“偏导数”。
]为基础而进行的，杨小凯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存在其内在的缺陷，即无法解释分工问题，而他提出的超边际分析引入了产品种类、厂商数量、交易费用等诸多主流经济学所回避的要素。杨小凯利用这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扩大了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范围，以前只是外生变量的劳动分工问题被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有些学者认为，杨小凯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提出是对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次革命，他复活了以亚当·斯密为重要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也因此掀起了一场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被学界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出版以后，杨小凯于1993年当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当年，借着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机会，杨小凯带着妻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看望了家乡的父亲。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孙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以说，杨小凯的这次回国有种衣锦还乡的味道。看到了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加深了他对这片古老土地的牵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却以另一种思路进行着思索。几年后与时任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的争论集中体现了他独到的眼光和角度。
之后的几年间，杨小凯奔波于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学进行他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和教授。
1994年，杨小凯被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聘为教授，同年成为哈佛大学国家发展中心的客座研究员。次年，被台湾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97年，成为美国著名经济学杂志《发展经济学评论》的编辑，并在第二年到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
在哈佛的日子里，杨小凯完成了他的另外两部重要专著——《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这两部著作发展了他早期对分工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超边际分析法的相关理论，确立了他在经济学界，尤其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方面不可撼动的地位。
5．不忘祖国发展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那段往事作为一代人的精神烙印，永远都不可能抹去。而付出了10年光阴的杨小凯，这块烙印更是刻骨铭心。
1978年，对杨小凯来说意味着解放，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更意味着思想意识的“解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肯定，民营经济以一种暗流涌动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在1992年，这股“暗流”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93年，出国后首次回乡探亲的杨小凯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之后的中国经济更是迸发了巨大的潜能，不仅抑制住了通货膨胀，还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展现了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巨大优势。这种优势，被许多学者定义为“后发优势”，也就是作为后起之秀，可以直接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度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