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令一些人颇为不快，却戳破了股市华丽的外衣。吴敬琏已经不是第一次尖锐地批评股市了。早在年初，注意到证券市场混乱无序，“东家”横行，网络股火热的状况，吴敬琏就对中小股民发出善意提醒，预言股市泡沫。随后互联网泡沫破裂，预言得到证实。而吴敬琏也因勇敢直言，当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被众多股民和网民评选为“中国经济界的良心”。
吴敬琏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抛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他进一步指出，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 2004年7月9日，吴敬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中国金融国际年会上提出，由于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矛头直指操纵内幕交易的权贵资本。
吴敬琏上述言论迅速掀起狂澜。时值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高层指示打击股市违法活动。随后，亿安科技、中科创业等公司被查，庄家仓皇抛盘出逃，两市股价迅速下挫，投资者损失惨重。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把矛头指向吴敬琏，称他“一言毁市”。吴敬琏成为众矢之的，面临空前压力。
改革风云激荡，身为意见提供者的经济学家势必会被牵连进各种力量的角逐过程，很多人因为惧怕是非，常常在关键时刻缺位，回避发言，吴敬琏却从来不肯撤退。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大胆直率地揭露各种弊端。大多数情况下，勇敢者注定是孤独而不被理解的。吴敬琏的直言常常为他引来麻烦，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心，遭受非议和诘难，他不仅从未退缩，反而一再出现在需要的位置，让人看到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抛出股市赌场论后不久，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 萧灼基，广东汕头人。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三时因品学兼优被推荐攻读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聘顾问。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诸多奖项。1992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吴晓求[ 吴晓求，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和韩志国[ 韩志国，经济学家、教授、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原所长。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先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从事研究与领导工作。
]五位经济学家举行记者见面会。会议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然而，结果不幸被言中，随后，中国股市进入了长达4年的大熊市，无数人倾家荡产。
经济在混乱中挣扎。吴敬琏越发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他开始思考一个现实而沉重的话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思考的结果是，依靠法治手段，建立一个清晰透明的经济社会。
以法治的观点重新打量中国的整体改革，所有改革中，吴敬琏最重视社会保障和国企改革，而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成效也最为低微。2009年8月，吴敬琏回忆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时曾说：“外汇改革最成功，财税改革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再次，社会保障改革最无成效。”吴敬琏的内心深处，对两个领域改革的拖沓忧虑重重。在他看来，社会保障涉及整体人民利益，国企改革常成为少数人攫取利益的渠道。归根结底，贫富分化拉大的根源其实都出自这两个方面。
为了修正国企改革的误区，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建立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即“好的市场经济”，从2001年开始，吴敬琏连续在《财经》等媒体发文，主张用法治手段规范经济运秩序，建立制度清晰、有序可依、民主平等的市场经济。由此，“吴法治”的称号不胫而走。
7．发展模式之争
2003年，正当法治化引起重视之际，宏观经济的变动令吴敬琏不得不分出精力。从秋天开始，过热苗头逐渐冒出。地产热促使水泥、钢铁等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并引发投机热。于是，沉寂多年的“冷热大讨论”再次展开。围绕这个问题，关于是否调控降温的争论甚嚣尘上。
吴敬琏分析当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后认为，经济已经“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的微调政策。但这种观点并未受到决策层的重视和认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只对局部过热的领域进行控制。
就在抑制过热行业投资的通知下发之际，第三种声音冒了出来。相关人士认为，根据“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的观点，中国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也不是局部过热，而是已经进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重工业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重工业化之所以在理论界广受追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霍夫曼定理的支撑，霍夫曼定理又被称做“霍夫曼经验定理”，由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提出，是指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该定理认为，工业化早期，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加工程度较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加工程度高的重工业和机械加工业必定优先发展，从而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增加，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
]。此种观点颇有市场，尤其被地方政府所认同，一段时间内，以巨额资本和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做法在全国许多省份悄然进行。
吴敬琏一时陷入深思，在他看来，所谓的“必经阶段”只是一个借口。各个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招商引资，大肆上马大型项目，根本原因在于急于求成，是迫于GDP增长压力而作出的功利选择，这些政绩工程，有百害而无一利。
伴随着重工业化呼声的高涨，全国各地都陷入盲目发展的误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量带来的资源紧张、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开始显现。与此同时，以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反而得到彻底弃用。中国经济正陷入本末倒置的危险境地。此外，各地高调招商引资的背后，烂尾楼、豆腐渣工程、无头项目等问题层出不穷，其间藏匿大量灰色空间，是权贵资本勾结的另一个场所，滋生贪污腐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逐渐出现“坏的市场经济”。
在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大量分析论证之后，吴敬琏得出结论：重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增长不可逾越的阶段[ 2004年11月末，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题目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吴敬琏呼吁：“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
]。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不是推广重工业，而是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这个观点马上遭到反驳，以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站到吴敬琏的对立面，围绕经济增长模式与吴敬琏展开争论。厉、林等人的核心观点是，改革应循序渐进，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回避任何难产和阵痛。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导的重工业曾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极大促进制造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对于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理应得到重视和推广。
而吴敬琏则认为，经济发展固然有其特定的发展阶段，但并非不可逾越，只要基础条件成熟，跨越某个阶段非但不会引来麻烦，反而可以减少发展成本。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无须恪守教条，而应顺应现实，随实际情况调整。因此，如果已暴露大量消极后果，而依然一味苛求发展重工业，必将增大改革成本。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跨越发展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应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变粗放为集约。
至于理论界津津乐道、不肯放松的霍夫曼定理，吴敬琏认为：“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要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才能迎头赶上。”
关于发展模式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06年年初，“十一五”规划纲要出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口号提出，众说纷纭的争论才尘埃落定。而在吴敬琏看来，转型之路任重道远。
8．风口浪尖的学者
模式之争期间，吴敬琏无意间被卷入另一个著名的纷争之中，被推向风口浪尖。这次论争的双方，一个是新秀经济学者郎咸平[ 郎咸平，祖籍山东，1956年生于中国台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的反响，被称为“郎旋风”。
]，另一个是企业家顾雏军[ 顾雏军，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办人，曾于天津大学任教，是顾氏制冷剂的发明者。曾任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林柯尔制冷剂有限公司董事长、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从格林柯尔香港创业板上市到收购科龙，继收购国内企业亚星客车、ST襄轴进军汽车产业后，再次收购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得以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一直以来，媒介、学界对顾雏军的怀疑未见消停。生活在质疑阴影中的顾雏军不改初衷、我行我素。顾雏军2005年1月登上了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的榜首。2005年9月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10年。
]。争论的焦点是，顾雏军的企业是否利用改革漏洞侵吞国有资产。由于话题的敏感性，争论很快上升到国企改革方式的高度。
原本与此无关的吴敬琏被牵连进来，是因为他对“郎顾之争”的表态。由于主流经济学家对论争一时失语，媒体抛出“经济学家在干什么”的疑问。吴敬琏第一个作出回应：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
吴敬琏还对《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解释说：“如果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谁也没有想到，这番话被媒体曲解，这个既不炒股也不作投资，子女亲戚都不从事商业活动的老者，竟然被描摹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帮凶”，被放到了穷人和改革的“对立面”。一时间，吴敬琏遭受空前压力。
与个人声誉相比，吴敬琏显然更在意国家的前途。年近80岁的他因此又加重了一层忧虑。
进入2006年之后，“房地产暴利”、“春运价格”、“拆迁补偿”、“CPI高涨”等因经济而生的问题滚滚而来，引发持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关于日渐紧张的春运，吴敬琏认为，应该从供求关系出发，上涨春运价格。这个观点提出后，立刻遭遇炮轰。一时间，愤怒而张扬的民意再次抛出“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疑问，将经济学家置于社会审视之下。随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更是点燃了舆论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