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周其仁，1950年生于上海，经济学教授。
早年在黑龙江插队，于完达山狩猎7年。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4年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
1989年开始为期6年的留学生活，以访问学者身份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1991年秋天，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项目，相继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6年春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相继开设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因其注重实地调查，讲课方式备受欢迎，次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
从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任教，秋季则回到北大课堂，延续多年。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
1．历史的风浪
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顿挫向前，置身其中的人们命运沉浮、悲喜由之，让后来者徒生感慨。
时光倒流，上世纪中叶，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时期，在贫困和饥饿的阴云笼罩下，许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一时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难以磨灭的记忆。
急于求成的“大跃进”[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尽管出发点是为尽快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但由于忽视了客观规律，不可能迅速地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不仅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还为之后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现实土壤。
]，几乎摧毁了我国的经济生产框架。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简称“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本是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讨论总结国内形势，被与会人员戏称为“神仙会”。但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言“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推行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随后，彭德怀被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受到抨击和批判。会议性质就此转换，引发长久的“右倾”批判。
]，不仅没有纠正以往的错误，还引发了一场更加错误的“反右倾”政治斗争。“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是使党内民主受到严重损害，“左”倾错误长时间持续下来，风潮延伸至经济领域，引发令人匪夷所思的倒退。
1957年到1960年，钢铁工业造成的消耗和浪费大量挤占了其他生产部门的资源，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在天灾人祸所共同作用下，中国经历了震惊中外的三年（1959年~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由于当时“一大二公”[ 1958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极短的一个月时间，重新改组为“人民公社”。全国有90%的农民加入公社，体现人民公社所标榜的“一大”，即追求大规模化；“二公”，指实现更进一步的公有制。
]的经济体制，农民被集体劳动的生产形式牢牢拴在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土地上，几乎不存在人口流动。大饥荒来临时，地方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封锁消息，用强硬行政手段干预饥民“逃荒”，从而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部分重灾区甚至发生了“易子相食”的惨剧。
这一切给当时刚满10岁的周其仁留下了深刻印象。身处如此剧烈颠簸的社会，任何个体都不可能逃脱形势的摆布，眼见种种荒谬现实，只能听之任之。周其仁少年时代在迷惘与困惑中度过。
1966年，周其仁初中毕业，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周其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从1968年一直到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0年间，他一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建设兵团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中国比较著名的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以军队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建设。周其仁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68年6月30日，沈阳军区党委据中共中央“六一八”批示成立。
]进行劳动锻炼，期间还在完达山做了7年的猎人，这与其现在的经济学家身份形成鲜明对比，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完达山岁月给周其仁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那时，山里只有他和师傅两人，衣食住差不多样样都是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有个现象令周其仁百思不得其解，看到师傅在倾盆大雨中点火，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比自己父母本领大许多，收入却是天壤之别。周其仁不禁在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很多人将此解释为城乡差别，周其仁不解。得不到答案的周其仁异常苦闷，陷入深深的思考。
期间，父亲不断从上海寄来书刊，给周其仁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文革”时期，大多数书籍被焚毁，市面上的书少得可怜。1973年，父亲寄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卷首全是批判性的话语，周其仁读完之后觉得又惊又喜，好像苦思不解的灵魂找到了突破口，很快被书中讲述的理论所吸引。从斯密的观点出发，周其仁得知“分工水平”乃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农民与知识分子间巨大的收入落差豁然开朗。
还有一次，周父寄来郭大力[ 郭大力，中国经济学家，教育家。1923年入厦门大学学习化学，后转至上海大夏大学攻读哲学，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7年，郭大力大学毕业，一边寻找职业，一边翻译《资本论》。几经周折，终于在1938年秋把马克思巨著《资本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译出。
]、王亚南[ 王亚南（1901年～1969年），中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大学执教30多年，教学经验丰富。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在后者译作《资本论》的基础上，接连推出修订版，并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等大批西方经典读物。
]合译的《资本论》。书很旧，纸张发黄，而且还是竖排本，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庞大的商品堆积”。周其仁那时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实践，在他居住的完达山，方圆几十里都是寂静山谷，最近的一家小杂货店开在40公里外，或许正是这样的空寂无人的环境，让他得以耐住性子，把这大部头啃了下来。
寄身山林，思接千载，心游万物，不知不觉中，少年周其仁的心灵慢慢打开。20多年之后，成名的周其仁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采访时，把此视为个人经济生涯的开始。他说：“我想马克思本人不会想到，他的著作会在100多年后被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在深山打猎的中国青年阅读，并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门，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2．命运玄关
转眼间，周其仁来东北已经10年，他从一个少不更事的男孩长成心忧天下的少年，期望到更广阔的天地中遨游。此时，时代风潮突变，命运之门为他打开一个光明的出口。
1978年早春，周其仁像往常那样，走在北大荒农场中，突然一则新闻从高音喇叭传出来。周其仁停住脚步静听，原来恢复高考了，看来邓小平一年的决定见效了。他一面听着新闻，一面盘算着自己如何填报志愿。其实此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报考心目中最好的北京大学。
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多年潜心读书，周其仁对自己的应试能力信心十足。正当他埋头复习，向北京大学冲刺时，政策又给他来了个回马枪。按照黑龙江省规定，凡25周岁以上考生一律不得报考北大。28岁的周其仁犹豫再三，最终放弃北大，第一志愿改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1978年9月，周其仁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个月后，他从黑龙江来到北京。打倒“四人帮”的激情还未退去，破除思想禁锢的强烈氛围异乎寻常，而大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场所。“大家刻苦读书，又不拘泥于书本知识”，让周其仁感到新鲜、好奇，还有一股忍不住要加入其中的冲动。
周其仁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他常常到北大、清华等学校旁听，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不时聚在一起讨论家国大事。在一次聚会上，周其仁第一次听说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条件下，把耕地农作物和某些畜牧业、养殖业和副业生产任务承包(包用工、包费用、包产量)给农户负责，实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一种做法。由于是以农户为单位负责完成整个农业生产周期内的全部生产任务，劳动的最终成果和承包户的经济利益联系比较直接，因此有利于改进技术、提高产量、促进生产的发展。
]的消息。一个亲身参与调查的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所闻：难耐饥荒的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各家，结果粮食大幅增收，因为“包产到户”不合法，农民们只好秘密进行。
这个消息令周其仁兴奋不已，在黑龙江的10年，他亲眼看到农民生活如何清苦，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方案，帮助农民过上好日子。而此刻，安徽农民的故事无疑是最好的答案。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证明对农民有利的“包产到户”，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得不到“上层建筑”的承认。
义愤填膺的周其仁与一位做编辑的朋友合写一篇文章，论证包产到户的可行性。正值论争高峰，各种观点上下翻飞，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文章写出来后没有地方发表，搁置许久才被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耕今[ 王耕今，经济学家。今河北南宫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后任抗大一分校图书馆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调查研究室科长、山东大学讲师。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处长，国家计委委员兼农林水利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顾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撰有《生态平衡与农业发展》、《研究农业生态经济的基本出发点》等论文。
]发现，推荐给全国农业经济学会，作为1980年的年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