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善缘，自己没有嗔恨心，没有贪念，所以就有善缘。当时有一个曾经是地下党的，他在旁边观察我说：“第一，那么多人都是愁眉苦脸，你一个人若无其事，你的问题也不轻巧嘛；第二，其他的人脸色都灰暗，只你一个人，脸色好看，额头还发亮。”所以，他喊我过真刚（说真话。——笔者注），我当时开不了腔。他是书呆子，学物理的，是地下党，在（重庆）渣滓洞关了一段时间出来。解放后喊他背书（交代问题。——笔者注），问他咋个出来的，他说不清楚，就给他挂个牌（批斗）。他其实是很好的人，经常和我谈儒家的东西，他劝我做诗，我不做，做不得，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诗无达诂。”没有解释的（标准），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我劝他不要写诗，他不听，差点遭，他想从儒家的东西中去了解，所以他找我也很冒险。
当时我不敢给他说自己有信仰，在念佛，怕他传出去，惹事。只好说：“因为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对方当然知道这是骗他的话，说：“我之所以夜半三更来找你，是想你告诉我的实情，哪晓得你还不给我说真话。”连续两三晚上他都来。
后来，我到都江堰（当时叫灌县。——笔者注）（工作）遇到他的时候就给他说了，我当时是在学佛。后来工作就很顺，还当了两届都江堰的政协委员。当时民革一个支部主任，曾是一个集团军的领导，他对成员动辄就骂人，管兵一样，所以下面的人就到统战部去告他。一个副部长，西充人，了解我的情况，就向他们推荐我，叫我出来做（主任），他们来找我，我推辞，坚决不去当主任。
在灌县林校的日子
1972年，四川林学院撤销。林学院的教职员工全部重新分配，分别到了不同的学校和岗位。
为了方便回成都看小孩，张耀枢在郫县和灌县（现都江堰市。——笔者注）之间，选择了灌县四川林业学校。他说：“我喜欢灌县，那里风景空气都好。”
从1972年开始，张耀枢在灌县林业学校医务室一直工作到退休。
在西昌一人生活了八年的他，对没有能照顾到自己的两个小孩心里怀着很深的歉疚。所以当他回到灌县安顿下来后，就将大儿子正平从好友陆文英家接到学校自己照看，此时儿子正平已经25岁；女儿张采22岁，仍住在三姑妈星如家，她已经在成都羽毛球厂工作。
在灌县的日子，是张耀枢最平静安稳的几年，学校给了他一套二的房子，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林校环境非常幽静，到处是花草树木，远山隐隐，正是他喜欢的“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在这里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佛看书陪儿子。在成都的姐姐、侄儿侄女、还有岳母邹辛士，都会在不同的周末，到林校看他，大家一起聊天、转山，日子其乐融融。
可是，有一天，儿子正平走丢了。学校马上组织搜救人员到附近的山上、水边寻找多次，都没有踪影。张耀枢自己也一边念佛，一边到儿子可能去的地方找寻。这样过去了几天，学校领导和同事们都一直安慰他。后来一直没有线索，估计已经没有希望再找到，张耀枢给成都的姐姐们打去电话，告诉了儿子走丢这件事情。之后，张耀枢一边念佛一边随缘找寻，他想学佛之人一切要随缘，一切要尽人事，听天命。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成都，茫茫人海中，正平竟被下班途中的表哥林成高（张毓如的长子。——笔者注）巧遇上。而此时的正平，衣衫褴褛，脏得不成人形，脚已经走烂，但是精神却很好。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从距成都五六十公里的灌县走回成都的，谁也不知道他那么多天吃什么住哪里。当家人打电话把找到正平的消息给远在林校的张耀枢时，他在电话里简单问了经过和现状，就立即坐长途汽车赶回了成都，在成都住了几日后，把儿子正平带回了灌县林校。
儿子依然是那种状况，常常像一个小孩子，饶有兴趣地和自己说话，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从为人父母的角度，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健康聪明？无奈，因果通三世，凡夫资粮不够，看不清过去的恩恩怨怨。张耀枢认为是自己应该要还的债，因此无论儿子做出什么不可理喻的行为，他都知道那是自己的因果，自己要去承受和化解。
不过张耀枢对自己境况的自解自慰，在他随手写在四川林业学校一个废旧的信封上的诗，可以感受得到：
洗儿诗
苏轼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一生仕途不顺，曾多次被贬官外任，最远甚至达到海南岛的黎族地区。苏轼虽是达人心性，对此境遇难免也有牢骚之感，他在《洗儿诗》中幽默自嘲反思自己：人到底是聪明好还是愚鲁好。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世人望子聪明，我却望子愚蠢；人聪明就该一生顺利，我却因聪明误了一生；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那些碌碌无为的人，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反思和对社会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诗言志，张耀枢对苏轼这首《洗儿诗》的欣赏，多少有境遇相同之叹。也许，就是历经人生坎坷的张耀枢当时的心境。
后来在他60岁生日时，张耀枢用诗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总结：
黄粱梦醒思悠然，屈指韶光六十年；
方悟槐轩诗句妙，恶因缘是好因缘。
观世音菩萨是喊得答应的
纵观法师的一生，他对因果是深信不疑的。“种如是因，遇如是缘，结如是果。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法师的学修总结，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如一地用这一因果规律来检验自己的行为，一直到老。2003年，昌老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朋友的一个传奇故事，并对此进行了透彻的因果分析，刊载如下，与读者分享并作为此章节的结束语：
“观世音菩萨是喊得答应的！”
这句话是一位本不信佛的人，通过一场死里逃生的人生经历后，发自内心的惊叹。
他名胡恭叔，成都市人。曾和我叔父在成都原私立大成中学任教，也是很熟的朋友。他有学识、才能。二十至四十年代，在四川军政界任职，任过灌县（现都江堰市。——笔者注）县长及成都市政府秘书长。
1950年清匪反霸运动，他被逮捕回灌县，经过群众大会批斗，被判处死刑，关在监狱里。这时，感到死在眼前，十分恐惧。他想起母亲一生非常信奉观世音菩萨，常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称念观音菩萨圣号，并给他讲过许多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事迹。他对母亲很孝顺，但他对她讲的这些总感觉是神话、迷信，生不起信心。
现在大难临头，没办法只好默念菩萨圣号，念得非常紧迫、恳切，好像落在水中呼喊救命一样。时时刻刻抓紧念，夜里睡不着还是念，有时梦中被绑到刑场也在念。有一天被告知，某天要处决他了，问他有什么遗言告诉家属。他回答没有什么说的。可到时，却没有动静。
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一次，后也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受其他中心工作影响，处决他的群众大会一再被拖延。这时他突然患恶性疟疾，病状显得严重。当时监狱没有医疗设备，但监狱出于人道主义，告诉他可以保外就医。他心想，要能病死，可以避免枪决，称得幸事。因此，他回答说，不用保外就医。但监狱当局还是通知家属前来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手续办妥后，他就跟着家属回至成都市宽巷子住宅治病。
回家后，他仍然万念俱灰，还是只有一心称念圣号，求得一点安慰。一天他偶然看报（在监狱内，只能听读报学习，不能自由阅读报纸。——笔者注），看见一段新闻中提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这个名字，他感觉很熟悉，但又想不起具体有关情节。经过慢慢回忆，勾起一桩近三十年前的往事。
那时是二十年代，胡恭叔在川军师长陈离（起义将领，曾任农林部副部长——笔者注）的司令部任机要秘书，颇受陈的器重。当时国共合作，曹荻秋是中共派至陈离师部的代表。陈的部队驻防广汉县（现广汉市。——笔者注），曹和胡年纪差不多，彼此很接近，交情颇深。后来，国共分裂，陈离接到国民党的密令，要求将曹逮捕、处决。这时，胡就给陈建议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拉命债。对上级报告就说，曹已闻风潜逃，没抓住，便算了事。胡又建议送曹一笔钱，并亲自陪他去成都，设法逃走。
回忆起这段历史，胡觉得当时对曹还是不错，但又怕对方不讲人情，写信去求曹怕不会帮忙的。翻来覆去地想，反正自己是要死的人，写封信去试一试，管他理睬不理睬。他便写信给曹，提到过去的那一段历史和现在自己的情况。
过一段时间，接到曹的复信，说，你当时做那件事是对革命立了功，不是个人友情问题。我已将情况介绍给有关部门，会作出从宽处理。后来，胡被释放，曹又介绍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退休以后，八十余岁病故。
胡恭叔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惊险经历，说明他虽然造下许多罪恶，将受到应得的果报。但由于母亲一生信奉观世音菩萨，种善因，培福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易经》语），这是远因。也由于他在大难临头时，想起母亲的教诲，有忏悔之心，能至诚恳切称念菩萨名号，求消灾免难，这是近因。感菩萨无量悲心，以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感应道交，才出现神奇般的结果，不但从死神手中逃出活命，而且化灾难为吉祥。
进一步分析一下，如果当时群众大会不一再推迟，他早已被枪决了；如果他不保外就医，不从报上看见曹荻秋的名字，他也被枪决了。这些好像巧合的偶然事件，但从因果规律讲都是缘，善缘。有因，有缘，才有果报。种如是因，遇如是缘，结如是果。吉凶祸福，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