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奇的母亲相信，正规教育会在她孩子们的头脑中灌输一种不健康的对权威的尊重，从而抑制他们学习的愿望。“我不想让他们的精神崩溃。”阿桑奇的老妈如是说。其实，阿桑奇也没有什么机会接受完整的学龄教育，这个可怜的孩子打小就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只有 15岁时，就已搬了 37次家。据一位朋友说，阿桑奇的智商非常高，超过了 170。据称智商达到 170的孩子一定会对学校提不起精神，或者有自信地不喜欢。克里斯汀说她非常理解朱利安作为一个具有“高水平天分”的孩子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非常容易就厌倦了，而一旦他得了一种类似于腺热的病，她就找机会把他带出学校。在 18个月里，阿桑奇都是在家由专业的老师进行家庭教育。他的学术生活由此起步。当他再回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自学了机器代码 ——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
阿桑奇自己写道：“有时去上学，更经常不去。自己对学校系统毫无兴趣。光顾悉尼的计算机系统比乡下的高中要有趣得多。”再加上老妈自由奔放的生活理念和教育观念，他的教育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偶尔参加一些函授班，以后零星地旁听一些大学里的课程。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间断如饥似渴的阅读。渐渐地，他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忆说：“我总是在图书馆里花大量时间，从一件事儿到另一件事儿，我仔细地在书本引言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依靠自学读了大量书籍，通过阅读，他很早就掌握了大量词汇，但是只有到了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他才知道如何准确地读出他所学过的那些词汇。
就在逃离生活中，母亲克里斯汀租下了一家电器商店街对面的一间房子。阿桑奇就天天跑到那家店里，在当时最新款的家用电脑 Commodore64（由 Commodore International公司 1982年 1月推出的一款 8位机，俗称“面包盒”）上面写程序，直到母亲为他买了一台，他们才为了省钱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了。他很快就能够破译那些著名的程序了，因为他找到了那些程序设计者留下的隐匿信息。“一个人与计算机打交道时的严谨作风是某种吸引我的东西，”阿桑奇这么说。“这有点像玩国际象棋 ——象棋是非常严谨的，你并没有多少规则，也没有随机性，而问题是非常难的。”阿桑奇如同一个局外人一样拥抱生活。他在后来写到自己和一位少年朋友的时候说：“我们是一群活泼敏感的孩子，无法适应主流的亚文化，并且无情地鞭挞那些像无可救药的傻瓜一样行事为人的家伙们。”
在后来上高中的几年里，正是计算机时代的黎明，阿桑奇越来越被方兴未艾的地下计算机文化所吸引。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而不需要亲自同那些人打交道。在他那些值得回忆的高中岁月里，阿桑奇的书生气在他的同学中为他赢得了一个“教授”的绰号。他说他喜欢学习，“并告诉别人我学了什么”，因而，“教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被大家使用的标签。在阿桑奇 16岁的时候，他在他的计算机上加了一个调制解调器（modem），将计算机转化成了一个门户。当时互联网还不存在 ——那是 1987年——但是电脑网络和远程通信系统还是充分地连接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一个隐匿的电子图景，具有相关技术能力的青少年可以自由超越。在摆弄电脑的过程中，阿桑奇成了网络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黑客，自由出入这个星球上的各种网站，随心所欲地获取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阿桑奇的黑客名“Mendax”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名言“splendide mendax”，意为“高贵的虚伪”，书中的 Mendax是典型的西方传统中的反英雄。《地下》一书描述了他心目中的黑客法则：“不要损坏（包括崩溃）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分享所获得的信息。”阿桑奇在网络世界的信条正是该书序言中引用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他自己的时候未必会说真话。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对你说真话。”他渐渐建立了一个经验老道的程序员的知名度，能够侵入最安全的网络。童年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正义感也让他不仅成为一名黑客高手，同时他也有着“罗宾汉式”的侠客精神，那就是“同情弱者、匡扶正义”，这在后来的维基解密公布美军的战争文件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是在青少年时代，他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伦理计算机黑客”。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是澳大利亚计算机发烧友和黑客的黄金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网络英雄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家用电辍学的黑客青年脑方兴未艾之时。在 1980年代后期的澳大利亚的计算机地下社区已经渐成气候，从而滋生和形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 WANK蠕虫的始作俑者。城镇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家用计算机，例如苹果Ⅱ和 Commodore64进入了寻常人家。尽管当时这些计算机并不是那么普及，它们至少是在一个合理的价格范围，使得那些计算机发烧友们有能力得到它们。1988年，就在 WANK蠕虫攻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前一年，澳大利亚正蒸蒸日上。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建国两百周年。经济正在成长。贸易壁垒和旧的管制结构正在减弱。一部拍摄于 1986年的展示澳大利亚硬汉形象的电影《鳄鱼邓迪》已经风靡世界各大影院，并成功地在诸如洛杉矶、纽约这样的世界都市提升了澳大利亚人的形象。与同一时间美国电影《第一滴血》系列所展示的肌肉男加机关枪的硬汉兰博不同，鳄鱼邓迪表现的是人情味十足、充满质朴气质的澳洲男人。人们的情绪是乐观的，他们认为这个当时只有 1700万人口的和平的国家，地处亚洲的边缘却有着欧洲式的民主制度，正处在进步的道路上。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澳大利亚人抛弃了他们文化上的卑躬屈膝，那是一种独特类型的不安定感，这在那种崇尚成功主义的文化中（例如美国）是很难找到的。
探视和实验需要信心，而在 1988年，信心是澳大利亚终于得到的东西。阿桑奇和他的黑客战友们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在电子前沿自由驰骋，信心十足地面对技术的日新月异。 1988年，澳大利亚电脑的地下社区就如同一个生机勃勃的亚洲巴扎（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一般兴起。那一年，它还只是一个空间的领域，而非实体空间。这场景就像这样：顾客们光顾他们常去的摊位，同摊贩就商品讨价还价，不时遇到朋友，挤过拥挤的道路去和熟人握个手，市场就好像商店一样是一个社交的场所。人们鱼贯而入，进入小咖啡馆或街角酒吧，亲切地交谈。刚刚进口的商品，如同大量光鲜亮丽的中国丝绸一样陈列在货柜上，作为打开话题的谈资。而且，就像所有的街边市场一样，最好的东西一定是被藏了起来，等待着货主最赏识的买主或朋友。这个地下社区的货币不是金钱，而是信息。人们分享和交换信息的目的不是为了积累金钱财富，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赢得尊重，并买到一种激动的感觉。
信息对于黑客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黑客界最尖端的领域评价标准就是你能够提供多少信息，侵入多少计算机或电话系统。
澳大利亚电脑的地下社区的成员在电子公告牌系统（也就是 BBS）上聚集。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 BBS是非常简单的，常常就是一台改装过的苹果Ⅱ电脑，加上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条电话线。阿桑奇当时的全部家当也就是这些玩意儿。但就是这些 BBS吸引了众多电脑发烧友，圈子里的诸色人等包括：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少年，上私立学校的子弟、大学生以及二十来岁刚刚在他们的第一份职业上探索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些三四十岁的专业人士也加入其中，他们周末刻苦钻研计算机手册并在空房间里动手造最原始的计算机。最常见的 BBS用户是男性。有的时候，某个用户的姐妹也会摸索着跑到 BBS的世界，常常是为了找一个男朋友。任务达成之后，她就会消失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直到她需要再回来。1988年是整个澳大利亚 BBS文化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纯真和社团的年代，一个充满活力和分享观念的露天巴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相信社区里的伙伴和 BBS的版主，那些版主常常受到圈内人的顶礼膜拜。那是一个欢乐的地方，而且，总的来说，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那些访问者在探索新思想的过程中感觉放心。也就是利用这个平台，WANK蠕虫的创造者阿桑奇雕琢和磨砺他创造性的计算机技术。这个欣欣向荣的新的澳大利亚电子文辍学的黑客青年明的中心是墨尔本。非常难说为什么这个澳洲南方城市会成为 BBS世界及其灰暗的一面 ——澳大利亚电脑地下社区 ——的文化中心。
在《地下》一书中，作者德雷福斯和阿桑奇在第一章中详细描述了 WANK蠕虫攻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计算机网络，并成功地导致了阿特兰蒂斯航天飞机的发射延迟事件，并将其视为澳大利亚黑客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事件。WANK蠕虫在 1989年通过 DECnet （ DECnet是一种基于数字网络体系结构的较为全面的分层网络体系结构，它支持大量的所有者和标准协议）网络来攻击 DECVMS （虚拟内存系统）计算机的自我复制程序。它是用数字命令语言写成的。该蠕虫被认为是由墨尔本的黑客所创造的，也是第一种由澳大利亚人发明的蠕虫。计算机蠕虫与计算机病毒相似，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计算机程序。与计算机病毒不同的是，计算机蠕虫不需要附在别的程序内，可能不用使用者介入操作也能自我复制或执行。计算机蠕虫未必会直接破坏被感染的系统，却几乎都对网络有害。墨尔本的联邦警察认为创造这一种蠕虫的黑客是 Electron和 Phoenix。而他们二人都是在阿桑奇的指导下研发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带有政治信息的蠕虫，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网络历史上第二个主要的蠕虫。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准备于 1989年 10月 17日（星期二）发射航天飞机阿特兰蒂斯号，此次发射还承担了搭载伽利略太空飞行器升空的任务。就在发射前几周，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外，发生了由反核团体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认为伽利略所使用的是基于铀的动力模式。抗议者认为如果这架航天飞机“像挑战者那样”发生爆炸，泄漏的铀将会造成佛罗里达居民的大规模死亡。
数周以来，抗议者倾巢而出，示威游行，以吸引媒体的注意，场面十分火爆。10月 7日，星期天，挥动着标语旗帜的运动者，装备了防催泪瓦斯面具，在卡纳维拉尔角（航天中心所在地）附近的街道游行。10月 9日上午 8点，NASA开始了发射前的倒计时。然而，就在阿特兰蒂斯号的时钟开始朝着点火升空滴答作响的时候，来自佛罗里达和平与正义联盟的运动者开始在发射中心的旅游接待大楼前抗议。
这些抗议确实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并夺去了 NASA此次雄心勃勃的发射计划的风头，但这并非是航空航天局最头痛的事情。真正令人头痛的是该联盟向媒体表示，他们“将让人到发射台上去进行一场非暴力的抗议”。联盟的领导人布鲁斯·加农（Bruce Gagnon）将这种威胁用俗语表达出来就是，抗议者在对抗一个巨大的邪恶政府机关。其他的一些抗议团体也对 NASA发射可能面临的核辐射污染向媒体表达了强烈抗议。但是，抗议者并非唯一同媒体打交道的， NASA在如何应付这方面也非常在行。他们只要简单地推出他们的超级明星 ——宇航员 ——就行了。毕竟，这些男女是开拓太空边疆的英雄，敢于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进入到冷冰冰、黑漆漆的太空去探索。亚特兰蒂斯号的指挥长唐纳德·威廉（Donald Williams）没有以一种鲁莽的方式直接批评那些抗议者，他只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回击了他们。“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无论是什么事，”他告诉一名采访者。“另一方面，举一块标语是容易的，而勇往直前并做点什么有益的事儿，却不那么容易。”抗议者似乎无法阻止发射。以现代美国解决冲突的最佳的传统方式，抗议者将他们的抗争诉诸法律。反核联盟和其他组织相信 NASA低估了一个钚残余事故的风险，他们希望美国华盛顿特区法院能够终止发射。10月 16日，消息传来，上诉法院的裁决站在 NASA一边。抗议者再次倾巢而出，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大门口抗议，其辍学的黑客青年中 8名抗议者遭到逮捕。一位抗议者简·布朗宣布：“这仅仅是政府准备在太空使用核武器，包括星球大战计划的开始。”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做了许多工作之后，总算扫除了影响发射的各种障碍，于是，各部门开始为发射忙碌起来。NASA为了保证发射成功，在发射现场部署了 200多人的安全警卫。1989年 10月 16日，距离发射只有一天，一切准备就绪。庞大的 NASA“帝国”在世界各地 ——从马里兰到加利福利亚、从欧洲到日本 ——的研究中心和所属机构员工都相互祝贺，检查他们的邮件，端着各自的咖啡杯，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进入自己的计算机系统，准备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与美国能源部所共享的一个 DECnet计算机网络，即太空物理分析网络（SPAN），它联接着全球约 100000台的计算机终端。不像今天的互联网，一般大众都可以进入，SPAN网络只对那些为 NASA、美国能源部和相关研究机构、大学工作的研究者和科学家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