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形成了跨越国界的虚拟组织，其目的就是“通过不可追逐的大规模文件泄密和分析”，形成“未经审查的维基百科”，这样一来，维基解密就成为一个为所有人进行文件分析和评估的自由和匿名的论坛。同样地，维基“打开政府”（open government）的口号也表现在信息流动的跨国性上，正如该组织的宣言中称：“我们相信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保证他们的政府诚实，还需要一直监督那个政府的其他国家的人民。”
阿桑奇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离经叛道者。然而，他秉承了西方文化中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传统，并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将这种传统发扬光大。这个传统来自于苏格拉底为了自己的思想饮毒鸩而死，来自于耶稣基督为了信仰殉难，来自于《圣经·路加福音》（12章 2-3节）的教导：“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室内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种传统也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解放和宪政观念一脉相承，弥尔顿、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美国国父们、托克维尔、密尔坚持的一个底线就是，让百姓有知情权才能遏制政府的可能的恶。
英国政论家、文学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于 1644年撰写了《论出版自由》一书，书中提出：“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第一次明确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权利。他呼吁：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市场”最早是由弥尔顿提出的。弥尔顿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他在书的开篇引述了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在他的一部戏剧中的一段诗歌：
这是真正的自由，当生而自由的人，必须对公众谏言时，能够自由表达，能够且愿意如此而行之人，理应得到崇高赞美；不能或不愿如此而行之人，也应保持内心平静：
难道还有比这样一个城邦更加正义的吗？
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发表之际，正值英国内战正酣之时。为了维护国王查理一世的统治，英国皇家的“星法院”规定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任何对国王的指责都是被禁止的。《诽谤法》并不保护讲真话的人，因为其使命就是禁绝一切对政府的批评。“星法院”在 1641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被撤销，但是国会在 1643年又制定了新的新闻检查法，规定未经检察官的审查批准，不许印发任何书籍和小册子。在 1647年又先后发布《印刷限制令》和《印刷令》。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1662年查理二世再次颁布印刷品检查法，强化对舆论的控制。在检查制度下，许多人因言获罪，受到人身迫害，或者仅仅因为法官一时的脾气而被罚款或入狱。1689年的《权利法案》是英国最重要的宪法性法律，该法第 9条规定：“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询问。”这虽然只是就议员在国会的言论的特许权的规定，但是连同法案中规定的人民请愿权，可以认为是在宪法上最初就言论自由做出的规定。
孟德斯鸠男爵，名夏尔·德·塞孔达（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是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认为人民应享有宗教和政治自由，并且他给出了“什么是自由”这个问题的经典答案：“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他认为决定法的精神和法的内容是每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保证法治的手段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三者相互制约、权力均衡。法律的责任在于惩罚外部行为，孟德斯鸠强调对人的思想和言论定罪是暴政。他引用了一个古罗马的例子说明：“马尔西亚斯做梦他割断了狄欧尼西乌斯的咽喉。狄欧尼西乌斯因此把他处死，说他如果白天不这样想夜里就不会做这样的梦。这是大暴政，因为即使他曾经这么想，他并没有实际行动过。”同样，如果不谨慎的言词可以作为犯大逆罪的理由的话，则人们便可最武断地任意判处大逆罪了。“语言可以做出许多不同的解释。不慎和恶意二者之间存在极大的区别，而二者所用的词语则区别很小。因此，法律几乎不可能因言语而处人以死刑，除非法律明定哪些言语应处此刑。”
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有着捍卫人的知情权的强大传统。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 1835年写成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论述美国的出版自由：“在某些自称自由的国家，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惩罚，因为它们的宪法没有给予被压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员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家，出版自由就不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这方面的唯一保障。因此，如果这种国家的统治者宣布废除出版自由，全体人民可以回答说：‘如让我们到普通法院去控告你们的罪行，我们也许同意不到舆论的法院去揭露你们的罪行。’在完全按人民主权理论施政的国家，设立出版检查制度不仅危险，而且极其荒谬。……因此，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相互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件事；而出版检查和普选则是相互对立的两件事，无法在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长期共存下去。生活在美国境内的 1200万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提议限制出版自由。”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任何一个个体将当权者的暴行公之于众是同恶势力做斗争的一种重要途径。美国建国之初的出版业（报纸、书籍、小册子）就是所谓“舆论法庭”，其作用同今天的网络异曲同工。
以美国为代表的媒体文化本身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美国建国之前，媒体就以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在美国建立殖民地之时，已经有全世界最高的识字率，“不管人们对于那些新英格兰的新居民们有过怎样的评述，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热诚而优秀的读者，他们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深深植根于印刷品这个媒介。”17世纪早期，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读书写字还都是上流社会、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专利，而在美国，情况则大为不同。“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 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虽然当时的文化普及率很难估计，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 1640到 1700年之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 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在 1681年到 1697年之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 62%）。”到了 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人们普遍认为：“公立学校是知识的源泉，学习是人们神圣的权利。”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 1776年 1月 10日所出版的《常识》一书能在 3个月之内就卖掉 10万册（按人口比例，相对于现在 2个月内卖掉 80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信息和知识的普及的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就是后来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在《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起草之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在美国，人的知识处于一种中等水平。所有人都接近这个水平，有的人比它高一点，有的人比它低一点。因此，许许多多的人，在宗教、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具有大致相等的知识。……至于一个人的智力对另一个人的智力的影响，在公民们的素质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国家里，必定极其有限，因为大家的能力非常接近，谁也不承认别人一定比自己强大和优越，大家都时时以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认为它才是真理的最明显和最近便的源泉。”除了表现在财富方面的平等外，获取信息的机会和能力方面的平等也正是美国人的平等传统之一。阅读的普及刺激了人们参与政治决策的诉求，报纸和小册子等媒体成为了大众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最好媒介。《波士顿新闻信札》出版于 1704年，它被认为是第一份连续发行的美洲报纸，此后一个世纪里，报纸的数量增加到了 180种。到 18世纪末，萨缪尔·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于英国三分之二的报纸，而人口只占英国的一半。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的各党派都是通过发行小册子（相当于今天的发帖子和博客）而不是写书来攻击对方，印刷术为各个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
由乔治·梅逊拟写并交弗吉尼亚议会于 1776年 6月 12日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了雄辨声明，最终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法律。它宣称：“新闻自由是一切政治自由的基石，任何一个民主政权都绝不应妨碍这种自由。”同样规定：“出版自由乃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绝不能加以限制；只有专制政体才会限制这种自由。”与之类似，在 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中规定：“新闻自由对于保障一个国家其他自由而言必不可少。在新的联邦政府中，这一自由不容妨害。”以此为基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式规定，国会永远不许制定妨害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法律。新闻自由制度在美国正式确立。
也许人们能够找到的对言论自由最为强有力的辩护来自于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名著《论自由》，书中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中写到：“假定全体人类统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和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密尔是将“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化的第一人。“思想的自由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观点的自我修正”理论后来称为自由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根基，也是西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论根基。尽管在 20世纪 50年代受到了来自美国社会责任理论的修正，但至今仍对西方新闻界产生着强大而持久的影响。
密尔捍卫言论自由的理由有两个：一、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二、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所试图用权威加以压制的那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要想压制它的人们当然否认它的正确性。但是那些人不是不可能错误的。他们没有权威去替代全体人类决定问题，并把每一个别人排拒在判断资料之外。若因他们确信一个意见为谬误而拒绝倾听那个意见，这是假定了不可能错误性。”如果政府或者大多数人确信某种意见是正确的，而禁止所谓有害的事，其罪恶在于可能导致不会有任何新思想的产生。“假如我们因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错误就永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那么我们势必置自己的一切利害于不顾，也弃自己的一切义务而不尽。”因而，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点就是通过自己的理性形成“最正确的意见”，然后敢于表达。“但是一到他们确信了的时候，若还畏怯退缩而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并且听任一些自己认为对于人类此种生活或他种生活的福利确有危险的教义毫无约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 密尔在书中通过四点分析让人们认识到意见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福祉的必要性（人类一切其他福祉是有赖于精神福祉的）。这四点就是：“第一点，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第二点，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
第三点，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而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者多数之抱持这个意见就像抱持一个偏见那样，对于它的理性根据就很少领会或感认。不仅如此，而且，第四点，教义的意义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并且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力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公共领域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近来，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信息。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概念下，它被认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然而国家可能仍然处罚某些具有破坏性的表达的类型，如明显地煽惑叛乱、诽谤、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秘密等等。不过，如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指出，人们对于自由地发表言论有所疑虑，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政府的惩罚，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当一个人表达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意见，他或她可能要面对其社群的蔑视，甚至遭受猛烈的反应。因而，社会习俗、文化、宗教、传统、技术手段、社会结构都有可能成为决定言论自由程度的一个因素。例如在一个传统的长幼有序的社会中，年轻人就不太敢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说话（或者说实话），而在网络匿名条件下，就不再存在身份观念，诸色人等自由表达、讨论的空间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