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对修改后的提纲中提到的几条经验，邓小平认为“意思都好”，看看摆在什么地方讲。但是，邓小平还是向在座的中央负责同志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很显然，他还是在抓起草决议工程中的重点。
在这次谈话中，他又讲了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我们党和国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讲了正确的方面，也讲了错误的方面；讲了前进，也讲了挫折，特别是讲了毛泽东的功绩和失误。
根据邓小平“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的明确指示，决议起草小组日以继夜，终于赶出了决议的草稿。
不料，邓小平仔细看了决议草稿后，觉得草稿不行，要重新来。认为这篇草稿没有很好体现原来的设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虽然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但是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总之，邓小平感到整个草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个决议。所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告诉起草小组负责人，这些重要文章都要写到，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从而给人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在座的几个人明白，邓小平对决议没有把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上，特别是没有讲清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感到不满意。所以，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强调：“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他以商量的语气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比如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到对“两个凡是”要进行批评的问题。
决议起草小组又对初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下发到有关部门，在党内4000人的范围内进行广泛讨论，征求进一步修改意见。讨论中，一些同志对这次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些意见，有的甚至相当极端。
邓小平看了有关情况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觉得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应该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正是这个时候，邓小平接受了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谈了那番真知灼见。
随后，邓小平又找到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交谈。他们把邓小平同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作了宣读，并组织大家讨论。干部、战士们都觉得这样讲好，能够接受。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极端意见，邓小平觉得必须予以澄清。
10月25日，他召集胡耀邦以及负责起草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明确地阐述自己对这些极端意见的看法。他对几位同志说：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紧接着，他肯定地讲道：“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看着在座的几位，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其实，从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阐述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
在此，邓小平重申：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为了引起大家在修改讨论稿时对写好毛泽东思想的高度重视，他又接着讲：“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这番话确确实实道出了邓小平的心里话，给大家很大的启示。
对一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的意见，邓小平讲：“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他举了中央苏区打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等事例，说明“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毛泽东干的。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当“非毛化”的嘈杂声此起彼伏时，邓小平面对风浪，不动声色，不知不觉中，航向已经被他拨正了。
光阴似箭，决议起草工作已经越过了一个年头。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看完送审的决议修改稿后，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他肯定建国头七年的成绩，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主要成绩，嘱咐“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并表示赞成决议稿写出后要多听听老干部们的意见。
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陈云住处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即写全党的60年。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认为这些意见很好，遂于3月26日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把陈云的意见转告了起草小组。并说：“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就在同一月份，陈云也推敲着决议修改稿。他连续4次同邓力群同志谈话，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
陈云还表示：“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
4月7日，邓小平又找起草小组负责人邓力群谈话，对讨论决议修改稿时的一些具体意见作了说明。
为了修改好决议稿，邓小平连月来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的确，自决议草稿产生那天起已经历时一年多了，其间经过了多次修改，特别是1980年10月组织4000人进行讨论，提出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1981年4至5月，又由40多位同志进行讨论、修改，起草决议的20多位同志也下了苦工夫，终于拿出了一个好的稿子。
邓小平觉得，这次修改稿是根据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缺点是长了一点。最后要求25000字，现在有28000字。实际上，多三五千字也没有关系。他指出，修改工作不能等，要抓紧。
邓小平设想，再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和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些，改得更好一些。之后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在纪念建党60周年时公布。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关于决议中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他先用提问的语气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
建国20多年中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随后，他用论断式的语气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召开预备会期间，邓小平在22日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告诉大家：“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与会人员静静地听着邓小平的讲话，他们感受到了一位巨人评价另一位巨人的科学态度，感受到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战友，对毛泽东所怀有的那种深厚感情。
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话语响彻大厅，这声音，透过厚厚的墙壁，传向全世界：“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9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195名中央委员，114名候补中央委员及列席会议的53人，耳闻目睹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的经过。
全会认为：这个《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列宁说过：“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
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
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产生为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结束，新时期的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事业的继承人，不仅指导全党完整地、准确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