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严重失误。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大有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于是，从郑州会议开始，进行了系列政策调整。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又对这种“左”倾冒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受到严重困难的教训，从1960年10月开始部署整风整社，提出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并提出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但同时又强调，只要坚持三级所有，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就不会犯原则错误。这一阶段，由于“左”倾思潮占主导地位，很多同志对人民公社制度本身虽然存在看法，但不敢公开提出疑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负责筹备这次会议。在先由邓小平主持，继而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中指出，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1961年到1962年春季，党以很大的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济建设方面急躁冒进的失误。在人民公社中能否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同志发生分歧。这种生产责任制自合作化以来，每当中央提出调整农村经济政策时，总有农民自发地试办。这往往被一些人看做对违背客观规律的公社化体制的内在的破坏力量。
事情的来由要从1961年初说起。当时全国一些地方，特别是安徽的农民，为了迅速恢复三年困难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重新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多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请求试办。毛泽东犹豫不定，先是不同意，后来同意试办，以后又不大同意。各地明里暗里都在实行。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村工作部长的邓子恢同志经过实地调查，于1962年5月向中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支持。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就是在这个时候针对农村情况提出来的。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做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见，看成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表现，说成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农村改革的尝试再一次被压下去。紧接着发生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使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受到打击，对人民公社进行改革的任何设想都是不可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在农村，这个变革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扩展到政社分离，恢复乡镇政权、人民公社解体和实行村民自治。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地区又提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清算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极左政策，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提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和注重实际的政策，为农村改革开辟了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为农村干部从实际出发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外部条件。在四川、安徽等地的农村，一些干部和群众试行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得到了当时两省省委的支持，并逐步在全省推广，对解放农村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效益。一时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到处流传。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
1983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全面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使公社的存在失去了客观基础。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广大农民从过去生产队的集体统一管理下解放出来，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农村各种经济组织的管理只能采取经济的手段。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也必须加强政权机关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但是，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公社的存在继续束缚经济组织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妨碍基层政权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工作，为改革创造条件，就必须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从1979年春开始，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离，改建为乡镇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用了6年时间。第一阶段从1979年3月开始，到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为试点阶段。全国有9个省、直辖市的51个县、市辖区的213个公社进行了试点工作，其中有5个县全部建立了乡镇政府。第二阶段从1982年宪法正式规定建立乡镇政权开始，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把由农村人民公社的行政职能转归乡镇政府。按照中央的指示，到1984年底，全国99%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同时成立了92.6万个村民委员会。完成政社分设后，原来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新成立的乡镇政权组织中实行了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乡镇政府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社改为乡镇后，作为国家政权最基层一级组织，在社会管理职能方面，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大队和生产队相应改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这一变革使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有了决定自己命运、参与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权力和渠道，对扩大基层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大收获。是邓小平为农村经济腾飞注入的又一针兴奋剂，直接引发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个浪潮。
乡镇企业，最早报春的是苏南。
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内有上海城市工业作依托，享有长江航运之便利；外连海滨，居出口贸易、对外开放的前哨阵地，可谓占尽经济腾飞之优势。苏南的社队企业，早在1958年公社化时就已萌芽，但公社制时期的社队企业基本上是以满足公社范围内的社员需要为职能的，其发展方针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社员生活服务。这一方针适应了当时人民公社封闭性体制下自给、半自给经济的需求。那时正是“共产风”盛行的时候，因此，当时许多社队企业都是“一平二调”的产物。批判“共产风”以后，也纠正了“平、调”的错误，社队企业也就偃旗息鼓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享有天时地利的苏南地区，社队企业异军突起，它已打破了社队企业内向需求的单一生产模式，而走上了外向型发展的轨道。当1983年邓小平视察苏、浙等地时，江苏省的领导所描述的社队企业发展给江苏农民带来生活巨变的动人事实，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兴趣，于是扶植全国的社队企业成了中央农村改革的又一目标。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从几个方面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的发展积极引导、大力扶持。
《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提出了对乡镇企业“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
1987年5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把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指出了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干预过多的现象，提出：“乡镇企业自主权应受到尊重，同级政府不应过多干涉”；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乡镇企业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对私人企业的政策，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农村各类自营专业户、个体经营者要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保护其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
一份份红头文件，带着党的温暖，通过各种媒体播撒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个村镇角落，滋润着广大农民的心田，从而鼓起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阵阵热浪。
1987年底，全国乡镇企业家数已达到1750万个，其中联户办118万余个；个体企业1473万余个，从业人员已达8803万余人，从业劳力占全部农村劳力的22.6%。
乡镇企业的发展给我国工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活力，成了我国经济腾飞的又一重要动力。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4764亿元，其中工业企业产值为3244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3.5%。这就是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每4元钱就有近1元钱是由乡镇工业创造的，而它所用的时间仅仅10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1987年6月12日，沐浴着金色阳光的人民大会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向南斯拉夫客人详细阐述了我国改革的由来、过程和目的。当谈到农村改革时，他感慨万端地说道：“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邓小平对于群众的创造大力支持，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他务实的一贯原则。
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希望。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中国农村发展的这一新变化。这是一种领导世界发展潮流的新趋势，这种趋势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那条老路不仅不能振兴中国农村，搞不好，甚至会给中国的农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把8亿农村人口的希望单纯寄托在发展城市工业，由城市工业来吸收农村劳力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西方一些有眼光的经济学家经常呼喊“把工业带进农村”的口号，但他们没有成功。中国的乡镇企业则神奇地实现了工业向乡村的转移，完成了“离土不离乡”农业劳动力结构的重新调整。
乡镇企业，正以它神奇的魔力改变着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并为整个农村实现现代化展现出一片耀眼的曙光。
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开始的。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并在探索中逐步深入。城市改革是以扩大地方权力，特别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开端的。
1978年9月18日，鞍钢人不会忘记，这一天，邓小平来到这里，就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问题，向鞍山市和鞍山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城市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主要就是沿着邓小平这样的思路进行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经过3年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苏联的经验，然而更主要的，它是从解放初期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扩展，这种体制的问题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了。全国的经济活动都纳入中央的计划，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地方和企业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助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