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认为：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他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此后，他又反复讲，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新的科学技术每天都在蓬勃发展，脱离世界，连信息都不灵通。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有利于改变落后状况，既可以赢得时间，又可以节省资金，加速我们的建设进程。
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经济管理日益显示其科学的特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亦日益突出。学习外国的先进经济管理经验和方法，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地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为了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明确了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与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创造出的优秀成果。1980年他在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这种吸收国外先进的文明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对人们在姓“社”姓“资”问题认识上是个有力的澄清，为解放思想，大胆引进外国一切先进的有用的东西，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党中央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利用外国智力和选派留学人员，是邓小平发展科技的一个重要思想。1977年，他就提出了要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要把这个工作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具体措施。1983年7月8日，他在同中央几位同志谈话时说：“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同时他特别强调，对请进来的外国人才，要充分利用，发挥他们的作用，帮助我们的建设。派人出国留学，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是邓小平为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而提出的一项具体措施。在他的支持和关怀下，我国各种形式的留学人员逐年增多，现在在国外的，已有数十万人。这几年来，许多留学人员已学成回国，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战线上发挥着作用。
我国的经济特区，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办并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是兴办特区的重要考虑。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后在北京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中，对特区的主要作用进行了概括：“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建设的实际，充分发挥了“窗口”作用，为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探索了一些路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中国经济特区孕育、诞生以及走过的蹒跚、坎坷而又坚定、奋进的道路上，烙刻着邓小平这位世纪伟人深邃关切的目光，高瞻远瞩的睿智和稳实的脚印。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南巡”的列车缓缓驶进了深圳车站，等候在这里的省、市领导快步迎了上去。88岁高龄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出了车门。在时隔8年之后，他又一次踏上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这块热土，想亲眼考察一下特区建设试验的成果，验证一下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否正确。他又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我们非常想念您！”这是邓小平到深圳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表达了广东人民的心声。“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深圳市的领导说出了深圳特区人民的愿望。特区人民想念邓小平，邓小平也心里惦着特区人民和特区建设。刚刚踏上这片热土，他不顾旅途劳顿，在下榻处稍事休息后即提出要到处走走。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汽车在深圳街道缓缓行驶，小平同志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热闹繁荣的市场经济、熙熙攘攘的密集人群、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替代了昔日的低矮房舍、水田鱼塘、静僻里市、羊肠小道时，十分高兴地同陪同人员侃侃而谈。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作出了响亮的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指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特区的成长，倾注着他的心血，寄托着他的期望。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习仲勋、杨尚昆的工作汇报后，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谈起这一问题，三位老人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那块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当他们走出那个神秘的宝塔山，离开那条母乳似的延河水，大步挺进古都北京，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他们都曾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解放了几十年，老边区依旧落后，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这怎能不令他们感慨万分呢。
不能再让人民这样生活下去了，不能再让人民失望。邓小平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让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想到了与广东隔河相望的港澳，何不像港澳一样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借鸡下蛋呢？过去的延安，不就是以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吗？想到这里，他突然对习仲勋、杨尚昆等人说道：“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中央对特区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年3月，中央正式将其定名为“经济特区”，从而使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大胆试验的阶段。
1980年8月，一批勇于“吃蟹”的创业者，经过一年的艰辛筹建，终于在这几个中国南部海边的小镇，点燃了喜庆的鞭炮，在这片噼噼啪啪的热闹爆竹声中，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破土诞生了。
1984年1月24日，距农历春节还有9天。紫荆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橘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第五个春天的这个中午，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这片热土。
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里，听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
深圳市的领导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心情激动地介绍着深圳特区的自然状况，五年来引进外资、基建工程进展的情况。他们说，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
“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邓小平惊奇地问。
深圳市委书记回答说：“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十倍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听完汇报，邓小平又乘车参观了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俯瞰着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他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他的目光移到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腾，创立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邓小平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在深圳河畔的渔民村，一幢幢别墅似的楼房，使他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在深圳中航进出口公司，他看到了现代科技带来的繁荣；在蛇口工业区，他看到了深圳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外引内联的聪明战略。几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受，更坚定了对外开放的信心。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提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短短的几行评语，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深圳特区人民艰苦创业成就的肯定。
在珠海、厦门，邓小平看到了同样兴旺发展的景象。他分别为它们题了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1984年2月中旬，邓小平结束了对深圳、珠海、厦门三特区的视察，返回北京。24日，他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谈话。他说，特区“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说着，他的神色开始严肃起来，“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他缓了口气，话题又落到深圳特区上来，“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一个是建核电站，一个是吸引华侨投资办所大学”。“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
1984年，深圳尚处于初创、起步阶段。有人对它怀疑，有人对它非议。各种困难和阻力，挡在深圳刚刚抬起的脚步前，但深圳和深圳人是幸运的，邓小平在最关键时刻亲自来到了他们面前，毫不犹豫地肯定了他们创业的成就，深圳不再为各种议论的纷扰而忐忑不安，更加大胆地放开手脚，实施借船出海，外引内联的宏伟计划。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在肯定特区成就的同时，又及时提醒特区既要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又要小心谨慎，努力开拓新路子。1985年8月1日，空明晴碧的北戴河，清风习习，送来阵阵的凉意。在一幢外表朴素、绿阴掩映的建筑物里，邓小平会见了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宾主在友好的气氛中，热烈讨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问题。邓小平满怀信心地向日本朋友介绍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他在与日本朋友的交谈中，再次为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向外向。
中国经济特区的筹建过程中，有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声音。
1990年11月26日，深圳特区阳光明媚，彩旗猎猎，充满节日气氛。深圳特区迎来了它10周岁生日。在庆祝特区建立10周年招待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十年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后不久，经邓小平同志倡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运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加快经济发展。这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创举！”“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
199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海南省办特区5周年庆祝大会上重申：“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
江泽民对特区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中国经济特区的筹建过程中有他的声音。
早在1978年的4月，受谷牧同志委派，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了一个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奔赴香港、澳门，考察它们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吸取有益的经验。考察组回到广东后，与广东省委领导交换意见。广东省委的领导们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5月底考察组经过深思熟虑，几易其稿，写成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议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逐步将其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6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对其建议予以肯定。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家要求回大陆办工厂的来信摘报上指示：“我看这件事，广东可以放手干。”
同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会上，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做点文章。随后又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提出“可以划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共同研究办特区的问题。
工作组经过考察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经济特区的诸多有利条件：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对发展旅游、住宅业，对侨资、外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又位于东南沿海，港口良好，厦门有通商的基础，深圳、珠海毗邻港澳，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展对外贸易，获取国际经济信息，考察现代资本主义都非常便利；作为华侨之乡，对吸引华侨回国办企业、投资，支援祖国建设影响深远。
6月6日、9日，中共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写出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他们的报告。确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