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深重的社会危机为前提的。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都是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所赋予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历史推出开创新时代的世纪伟人邓小平，这其中有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别是有“文化大革命”那样深刻的社会背景。
为什么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这当然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的非凡才能有关，更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特殊经历有必然的联系。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历史让中国人民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了邓小平。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曾问邓小平：你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坦言：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噩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邓小平两次被打倒，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实际上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场运动一开始，矛头首先就直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之前，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都很难真正领会和跟上毛泽东的思路。所谓“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语，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心态。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相继召开，拉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把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的不同，以及以往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所谓的党内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实际上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这张大字报一发表，即使斗争对象不断升级，主要锋芒对准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此同时，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到1966年底，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1966年12月25日，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清华大学造反派由蒯大富指挥，上街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从此，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公开批判，并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后，造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活动，对他们进行揪斗、围攻和凌辱。
中南海含秀轩，即邓小平的住所，成为被监管的地方。没有经过任何组织程序，邓小平被强行剥夺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和公民的职务和权益，家人也因此而受到了株连。
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说来可笑，加给他的主要罪名不过是反对个人崇拜和宣扬了“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唯生产力论”。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
后，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邓小平、卓琳夫妇同继母夏伯根被押送到江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被监督劳动。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和巧妙安排，邓小平住在了离工厂不远的南昌步兵学校一个被称为“将军楼”的小楼里。这一住，就是三年。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只有正确认识和检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才能打开我们通向未来的大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进京赶考”、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却没能考出好成绩。其症结在于没能认清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压倒一切的历史课题。他追求空想的、纯洁的、完善的社会主义。一方面，脱离实际地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另一方面，又把很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批判。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也是导致持续十年的“文革”悲剧的直接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我国社会政治矛盾和体制弊端的必然结果，也是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产物，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他的晚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可能再承担领导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和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这就为历史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在毛泽东身后，谁来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大革命”前，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不同思想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等同志的很多正确主张，长期受到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左”倾思潮的压制和打击，“文化大革命”。
则把这种极“左”思潮发展到了极致。持续十年的内乱，不仅使民生凋敝，冤狱遍地，问题如山，使人民生活在压抑和失望之中，而且也使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
“文化大革命”在发动之初曾经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弊端和毛泽东的错误，终于使这股祸水一发不可收拾。党的各级组织和共和国各级政权一度陷入全面瘫痪，很多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和各级干部被打倒。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敢于坚持真理的普通党员如张志新等人，都被迫害致死。正如叶剑英所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文化大革命”是对经济文化空前的大破坏，是对民主法制的疯狂践踏。
随着“文革”的深入和破坏的加剧，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开始对这场浩劫进行反思，很多人开始觉醒并自觉地抵制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丧失了信心。
邓小平临危受命，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四个现代化的接力棒。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自我暴露和毁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全国范围内，群众的“革命”狂热急剧下降，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却与日俱增。毛泽东本人也受到了很大震动，他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提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感情上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接近，提出要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月10日，他穿着睡衣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了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并再次提出要为“二月逆流”平反，“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他还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就发出了起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的信号。一个新的契机出现在已被打倒的邓小平面前。在场的周恩来随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传出去。
1972年的秋天，在江西劳动的王震回到了北京，向中央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劝毛泽东早日起用邓小平。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批判了林彪的罪行，并作了一些自我分析。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当机立断，于毛泽东作出指示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指示的全部内容，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让他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解放”邓小平做了准备。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离开三年多的北京。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领导国民经济工作。
1973年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邓小平：“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吧，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4月10日，作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复出的邓小平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代表，身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气定神闲，侃侃而谈，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有关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4年10月，面对利用“风庆轮”事件无理挑衅的“四人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了在原则问题上的钢铁般的性格。
1974年12月，毛泽东指出：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作出了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决断。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短短的半个月里，邓小平被赋予党、政、军的重任，显示了党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
四届人大重申了三届人大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目标是明确的，可惜，作这个报告的人——八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总理，却因病魔的折磨无法亲自领导向这个宏伟目标的进军之旅了。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几乎是瓦砾一片，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正虎视眈眈，纠集力量准备反击，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周恩来急需一位强有力的助手，把握国务院这块阵地，继续推动着全国形势的稳定发展，主持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这个人要有卓越的能力并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要有权威，能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所接受；另外还要有胆识，敢和江青等人斗一斗，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他选中了邓小平。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顶着江青等人的敌视和“左”倾势力的压力，开始全面领导“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党、政、军的各项工作，可谓是临危受命。
要反对派性、恢复安定团结，不怕个人被打倒
说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是恰如其分的。由于毛泽东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等人继续进行干扰和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生产下降。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长期存在的派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泛滥。一些地区经常发生武斗，甚至发生抢夺枪支、组织民兵进行武斗的严重事件。“四人帮”及其党羽插手的地区，派性、武斗等问题更加严重。我国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局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江苏省关于徐海地区问题的报告中反映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这个报告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全国一些地区的状况。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首先必须消除这种严重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很显然，要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加以整顿，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情况极其复杂，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在深入分析“文化大革命”危害的基础上，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形势，紧紧抓住了派性严重、社会动荡和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混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这两个主要矛盾，提出要以实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整顿的目标。他认为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外部条件，因此，邓小平提出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派性是“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别组织遍布全国，派别活动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有些地区甚至是派别专政。搞派性的人，用派别利益来取代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制造事端，破坏团结，不顾大局，我行我素。而“四人帮”又正是利用一些人的派性，结党营私，以售其奸。派别活动普遍频繁，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表现之一，又是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根源。闹派性已经影响了“四化”建设的大局，成为全面整顿工作首先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对此，邓小平严正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