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专门从北戴河海滨赶回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他对客人说：“我昨天晚上赶回北京，专门欢迎阁下。我们两国都在差不多同时政府换了届，中国完成了这个事情，日本也完成了这个事情。我是换下来的，所以我很悠闲地在海上活动。我因为是热心于中日友好合作的一个人，所以你来，我也非常热烈地欢迎你，这种热情欢迎，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新型的，不低于田中（首相）、大平（首相）时代的新的关系。”
推动中苏关系的“解冻”和正常化。前苏联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它与中国有着七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苏之间经历了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联盟到六七十年代的敌对状态的过程。中苏关系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80年代初，前苏联仍在中苏边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扎重兵，入侵阿富汗，又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我国形成威胁，这就是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从1979年9月，中苏就开始了副外长级的国家关系谈判。后被这年年底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所隔断。1982年，中苏两国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改善国家关系的意愿。
1982年8月，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后，中国驻苏联大使迎来了一位来自国内的“特殊客人”。
在此之前，苏联驻中国大使也曾接待过一位以自己的“客人”身份到中国的人，他就是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
这两位“客人”，当时确实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
中国大使的“客人”是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他是受邓小平的派遣，前往莫斯科，向苏联方面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方面认真开始做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中方建议，双方开始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
由于邓小平的决策和推动，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特使（副外长级），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
1985年10月，邓小平托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传递口信，表示如果能消除三大障碍，他愿意去苏联同戈尔巴乔夫会见。
1986年7月20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讨论建立睦邻关系问题。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在北京对邓小平进行了独家电视采访。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专门向美国方面购买了这次采访中以下珍贵镜头的使用权。
迈克·华莱士：邓主任，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迈：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没有。
迈：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邓小平：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政治交往打破了僵局，中苏间接触日益增多，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往来迅速恢复，经贸关系日趋密切。随着两国高级官员的互访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逐渐消除。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5月16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
这天上午10时5分，戈尔巴乔夫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迎上前去，两人面对着100多位中外记者热烈握手，大厅内响起一阵热烈祝贺的掌声。这一历史瞬间标志着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在会晤中，邓小平提到了3年前请人转达的关于希望中苏之间消除三大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戈尔巴乔夫表示记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
整个会晤持续了近3个小时，主要是邓小平在发言。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要平等。中国不会侵犯别国，对任何国家不构成威胁。他回顾了外国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压迫和掠夺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在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历程，强调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前进。
邓小平说，这次高级会晤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并阐述了关于历史问题的看法，认为重点在于向前看。
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小平同志为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尽管后来苏联解体了，那么我们同俄罗斯，同其他的独立的共和国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长达20年的紧张对峙结束了，7000多公里边界线两边的人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友谊，这对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行将结束，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充满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各国政治家们都在关注着世界的发展和未来。
邓小平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保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促进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以和平的方式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和新思路。这些新办法和新思路的核心，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四十多年来，我们一贯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如何，都一律平等、友好相处，妥善解决了许多双边争议问题，推动和加深了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用它作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我们在坚持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时，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计较历史的恩怨，同所有的周边国家实现了全面的睦邻友好，而且也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同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谋私利，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了稳定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他认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这个新办法，只能是合情合理的办法，所以也只能是和平共处的办法。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唯一可靠途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中英、中美关系中的障碍，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关于“共同开发”的设想，不仅有利于中国和一些邻国用和平手段解决一些领土的争议，而且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思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中，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战后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行将结束，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他指出，国际形势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万千世界，不同的利益倾向代表着不同的选择。世界向何处去，现实要求政治家们作出回答。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此后，邓小平又反复阐述了他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以相互适应。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行不通了，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说，他早在1974年联合国发言时就谈了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仍很突出。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便会明白，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既要加强南北合作，也要加强南南合作，建立一种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旧的国际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所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原则，经受了长期的历史考验，且为世界上最广泛的国家所接受。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平等的，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能体现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世界正如邓小平预料的那样，进入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但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仍是一个漫长的行程。邓小平坚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经得住考验的。用它来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邓小平确定的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战略思想的鲜明特点。
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是时代的产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过去“世界革命”观念的重大突破。早在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在接受卢森堡记者采访时就明确地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和输入的。”
邓小平认为，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应尊重对方的选择，他人不应指手画脚。社会主义是与霸权主义相背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别国主权，搞霸权主义，那就既损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损害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际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如何，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在外交原则上，中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对外开放上，中国是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开放。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现实，我们不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我们不以意识形态画线，而是寻求普遍的对话与合作。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和平竞赛，无论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三、完全的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我们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参加任何集团组织，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往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和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