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二十字”的方针，是他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新发展。这一方针的提出，使我们避免了20世纪60年代曾出现过的那种“左”的偏差。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我们曾一度把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正确路线代表”，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举起了“反帝”、“反修”两面旗帜，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使中国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然而这次我们有了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了邓小平提出的二十字方针，才使我们避开了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和与西方世界的对抗，维护了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顶住了苏东剧变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原则，务实灵活，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场风波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冷静地考虑过去，也考虑未来。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样考虑的呢？这年6月16日，他在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实际上，在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有大量丰富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地反映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中，构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奋斗所做出的历史选择。1979年，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成绩斐然，令世界瞩目，这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是关键的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根据党的现状和所面临的任务，反复强调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用新的办法去解决。邓小平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因此，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邓小平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论述，体现了辩证统一的思想。一方面，他指明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谈得上改善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告诉人们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在改善党的领导上下工夫。他强调：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认真研究了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对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和改革与建设的新情况，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思想建设上，作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历史性决定；在作风建设上，作出了关于廉政建设、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又着重就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
在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中，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占有显著位置。
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必须重视学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建设的核心，就是要使每个党员都要从思想上认识和理解这条思想路线，在实践中遵循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告诉全党：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出了理论学习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注重从中国的实践和时代的特征出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89年他在会见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这样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是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大成果。
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也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邓小平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指出，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根据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该集中的就要集中。他强调，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克服。同时，还要重申和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在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中央的权威，全党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只有全党严格地服从中央，党才能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奋斗。邓小平还反复强调，必须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对于那些无视党的纪律，损害人民利益，破坏全党政治上统一的倾向要坚决地进行斗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突变，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遇到了严重挫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组织涣散以至瓦解，究其原因，放弃民主集中制是重要的一条。在这个国际背景下，邓小平再次明确强调，我们仍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不能丢。
在抓党的作风建设上，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腐败。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反对官僚主义等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可靠保证。
在这些优良传统中，邓小平特别注重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和作风。他反复告诫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要脱离群众，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脱离群众就会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情况下，更是要保持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及其他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党员干部搞特殊化、以权谋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少数人甚至参与各种犯罪活动。党风不正严重地带坏了社会风气，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危害。对此，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要坚决反对和严肃对待党内不正之风。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他非常赞成陈云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端正党风，就是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延安时期的那种优良传统和作风，纠正脱离群众、搞特殊化和搞官僚主义的作风。他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对于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人和事必须严肃查处，毫不留情。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反腐败斗争，搞好党的廉政建设。1989年5月31日，他对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说：“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他提出，对腐败的事情，要雷厉风行地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他告诫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要坚持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邓小平还特别注重党的组织建设问题。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党的生命力的重大问题，这也是邓小平最重视、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
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了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强调要把政治上好的，能够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有革命精神和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人民公认的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吸收进领导机构。他提出，要制定一系列制度鼓励年轻人，创造一个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他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是他首先提出要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主持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实现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
在选好接班人的同时，邓小平认为，还要加强党的制度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发扬党内民主。
邓小平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把党建设好。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自然有其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但也与我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在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没有认真领会和运用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有直接的关系。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说过一系列的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一系列的两手抓，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